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编辑：朱洁树

“不仅仅是暮年人，年轻人也会得新冠！”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教授、暮年病学专家Louise Aronson发现，人们在社交网络上用这样的句子呼吁人人重视新冠疫情。她在3月22日于《纽约时报》撰文指斥称，这种说法的潜台词似乎是：若是只有暮年人会得新冠，那么疫情就不怎么主要了。

2月，中国国家卫健委和世卫组织指出，新冠肺炎病毒险些人人易感，患者熏染后多数为轻症病可痊愈，重症和殒命高危人群为岁数60岁以上以及患有基础性疾病者。此外，在剖析意大利殒命率高的情形时，《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指出，意大利的暮年人新冠殒命率特别高，殒命者大多数是70岁以上和患有基础性疾病的人。

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年轻人把新冠病毒称为“老人祛除者”（Boomer Remover），“#BoomerRemover”的标签一度也在推特上成为热门话题。“Boomer”一词在西方常被用来指二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现在已经年长的人。

新冠殒命率特别高的暮年群体不仅成为了年轻人的嘲弄工具，而且还很可能是第一批被放弃的人——在3月9日意大利全境封锁之后，意大利麻醉-镇痛-苏醒-重症监护学院（SIAARTI）就疫情公布的针对医务工作者的指导手册提到，若是情形继续恶化，可能不得不面临道德选择，即放弃治愈希望较低、治愈后继续存活年数较少的病人，优先救治年轻人，具体做法包罗“为重症监护设置岁数上限”。手册撰写团队说，希望这条建议永远不会被用上。

战胜新冠需要以牺牲暮年人为价值吗？《名利场》一篇标题为《德克萨斯副州长丹·帕特里克：当爷爷的人应该自愿为经济去死》的文章报道了丹·帕特里克对此的看法，在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随着新冠病毒疫情袭击美国经济并导致企业关闭，像他这样的暮年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珍爱孙辈的经济。“没有人问我，作为一个暮年公民，你愿意用你的生命作价值，换取为你的子孙后代保住所有美国人都爱的这个国家吗？若是这就是交流，我愿意。”

70岁的德克萨斯副州长丹·帕特里克

牺牲暮年人以拯救年轻人和未来的看法在此次疫情中并不鲜见，乌克兰卫生部部长伊利亚·叶梅茨在一次采访中将65岁以上的老人比作“遗体”，直言“我们应该算一算，要把若干钱花在活人身上，而不是遗体上”，引起舆论风浪，随后伊利亚·叶梅茨告退。

这种看法无疑会引发争议，但其背后抛出的疑问是：当资源有限时，事实若何在年轻人和暮年人之间举行合理分配？把过多资源偏向暮年人的话，年轻人的资源则会相对变少，而青壮年才是组成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若是没有青壮年，那么社会就会缺乏活力，经济会衰退，接着财政税收、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也会受到限制。这或许是丹·帕特里克的熟悉。然则，把过多的资源用于年轻人，会忽视对暮年人的关切，将心比心，包罗你我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希望自己渡过凄切的晚年。

卫生保健中的岁数歧视

Louise Aronson以为，不重视新冠的最大受害者暮年人群体，这种态度是典型的岁数歧视（ageism）。所谓岁数歧视，指的是凭据岁数上的差别对人的能力和职位做出贬低评价，是以岁数为依据对小我私家或某个群体做出的负面价值判断。岁数歧视最早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巴特勒（Robert Butler）在1969年提出的，专门指针对暮年人或者年父老的歧视。西方社会暮年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早集中在就业领域，即由于岁数缘故原由无法一致获得就业机遇——这一点很好明白，由于在就业领域，中国人已经习惯了35岁、50岁等岁数歧视门槛。而现在，新冠疫情体现的岁数歧视主要集中在卫生保健领域。

在疫情时代，年轻人把新冠病毒称为“老人祛除者”。《岁数歧视与暮年人荼毒问题研究》一书中，作者姜向群看到，在平时的公共生涯中，美国年轻人也往往会埋怨暮年人：“美国暮年人口占天下总数的11%，但占去国家财政预算的25%。”这些年轻人忽视暮年人已往的孝敬，埋怨暮年人占了青年人的廉价。似乎，暮年人退休以后，就成了二等公民，成了社会的肩负。“失败者”“纯消费者”“一无是处的人”之类的贬义话语经常被用来形容暮年人。约翰·W.罗和罗伯特·L.卡恩在《乐成老龄化》一书里也指出了美国语言当中体现的岁数歧视，其中一些格言的潜台词对卫生保健来说异常危险：例如，对康健问题的消极接受，以为它们不可能被乐成解决（To be old is to be sick，人老就要生病）；暮年人不能也不愿意给他们的生涯制造努力的康健转变（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老狗学不了新魔术）；时间对于身心的消耗是不可制止的（The horse is out of the barn，为时已晚）。

在新冠疫情到来时，当我们看到一些暮年人自己也认同暮年人负面角色认定（伊利亚·叶梅茨64岁）的时刻，难免感应惊讶。歧视暮年人的角色认同也是通过社会互动学习而来的。社会或者家庭成员以为老人朽迈、无用的话，暮年人也会逐渐接受这种角色认定。

Louise Aronson于3月28日在《大西洋月刊》撰文称，她看到，人们把新冠疫情中暮年人大量死去的缘故原由归咎于岁数自己，然则实际上问题在于卫生系统是存在固有缺陷的。美国医疗体制内的岁数私见根深蒂固、无处不在，甚至在教育、研究以及最基础的规程、结构、政策中都留下了烙印。作者举例称，医学院往往会破费数月时间为学生解说儿童生理学和相关疾病知识，破费在成年人疾病领域的是数年，可在暮年病领域只有几个星期。暮年病学甚至不在必修课程表上。美国卫生研究院1986年就要求将女性和有色人种纳入医学研究局限，却直到33年后的2019年才对暮年群体接纳一致措施。

图片泉源：视觉中国

“最大化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分配正义问题

SIAARTI此前公布的文件似乎进一步坐实了“岁数歧视”的说法。文件提出要优先处置从其病史、并发症（其余康健问题）及康复可能性而言“最有可能乐成疗愈”的病人。透过聚焦“存活可能性更大以及可拯救的生命年限更父老”，这些原则将“最大化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这种做法也被解读为“放弃暮年人”。

这种做法涉及到分配正义的问题。丹尼尔斯（Norman Daniels）在1985年出书的《医疗公正论》当中提出了那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即暮年人在用高科技延伸自己垂垂暮已的生命，而妇女小孩等年轻人的医疗保健却得不到合理的关注。

他看到，大量的医疗资源破费在人们生命的晚期，其中美国有约30%的医疗资源消耗在病人临终之前的六个月时间里。丹尼尔斯以为首先应该确保每小我私家都有机遇到达一样平常寿命，这个机遇比用大量的医疗资源让一小部门人活得更长要加倍道德。他提出，当病人跨越75岁的时刻，我们有理由限制拯救生命的医疗资源的使用。这个结论泉源于他的一个合理假设，即大多数人在75岁时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设计。75岁也是那时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这样，当人们到达这一岁数以后，就有合理的理由打消昂贵的生命维持治疗。

暮年人经常花掉社会大部门医疗资源，虽然他们可能仅仅占有社会总人口中很小的一部门。随着全球老龄化的来临，暮年人破费的医疗资源会逐渐增多。在有些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老人在卫生保健上的消费跨越了所有65岁以下人口的总消费。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事实给老人若干医疗资源是适当的？

《卫生保健的分配正义研究》一书中，作者李红文提到，在关于以岁数为基础的卫生保健分配问题上，阿兰·威廉姆斯（Alan Williams）与丹尼尔斯有类似看法：由于暮年人已经活了很多年，根据公正的原则，年轻人应该在延伸生命的医学治疗上享有优先性。这一论证的基础是，每小我私家都应该享有正常的生命年限，没有活到正常年岁的人是被诱骗的，而那些跨越了正常年限的人则借了他人的时间。威廉姆斯以为，代际公正不仅仅是允许，而是要求对暮年人执行更大的区别对待。

丹尼尔·卡拉汉（Daniel Callahan）则以为，社会应该辅助暮年人渡过一个完整而自然的生命限期，也就是80岁左右，他以为在这个时刻，生涯的可能性总体来说已经实现了，在这个岁数之后殒命是一个相对可以接受的事宜。医学应该全力改善暮年人的生涯质量，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延伸生命的方式。若是资源有限，社会在年轻人和暮年人之间作出选择时，应该把资源集中在延续年轻人的生命和改善暮年人生涯质量上。

类似的，在《牛津通识读本：医学伦理》当中，作者托尼·霍普以为，决议的焦点原则是，我们所做的决议应当周全将所获得的的寿命年份最大化。一个卫生保健系统为救少数人而让多数人死去是否准确，这是有疑问的。作者看到，任何一个卫生保健系统在对延伸人的生命做决议的时刻，都必须延伸一些人的生命，以牺牲另一些人的生命作为价值。

[英]托尼·霍普 著 

吴俊华 李方 裘劼人 译

译林出书社 

2015-9

可是，人们真的能够接受这样的结论吗？每一代的暮年人都市以为，在人生的早期自己并没有享受什么高新医疗服务，而这些手艺是用包罗自己在内的纳税人的钱发展起来的。而现在自己老了，被拒绝使用这些手艺显然是不公正的。

功利主义与人道主义

SIAARTI“最大化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做法是相符功利主义伦理的。

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以为，“每个（人）都算一个，没有（人）多于一个，”每个个体的利益都应当予以同样水平的关切，没有谁的快乐比其他人的快乐更主要。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最准确的行为是将效益到达最大。

效益就是快乐，倾向获得最大快乐、制止痛苦就是准确。《牛津通识读本：医学伦理》的作者托尼·霍普也称自己“乐于认同最大化寿命年份的总数”，“对收益最大化的做法有偏心”。然则，他也同时看到，他其实是一个少数派，由于险些没有哪个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接纳的是这种方式。

在实际操作当中，许多人否决最大化寿命年份的做法。人们的直观诉求是，为少数人提供大的收益（延续若是不接受治疗就会死去的人的生命）比为多数人提供微不足道的收益（过早殒命率的细小降低）要好。为什么呢？以《拯救大兵瑞恩》为例，我们不妨反思一下，真的应该用许多生命去冒险换回一条生命吗？可是在影戏里，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会以为拯救设计是错误的。同样的原理，一个社会在暮年人身上破费高额的卫生保健用度也是对的。

社会怎么可以对暮年人说：我们现在要牺牲你，拿这些资源去救更多年轻人。我们又怎么能把这种话讲给他们悲痛的亲人呢？

当年轻人把新冠病毒称为“老人祛除者”的时刻，当人们做好准备牺牲暮年人生命的时刻，若是这位要被“祛除”的暮年人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熟知他/她的人生履历、痛苦与欢笑、挫折和梦想，我们会怎么说？若是这个要被牺牲的暮年人恰好是我们的祖父母，那我们又会怎么说？

我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想象力被唤醒了。

固然同时，我们的道德想象力也必须苏醒地面临那些由于没有足够资源而得不到拯救的年轻人。也正因如此，SIAARTI文件才强调称，仅向部门病人提供健保资源的做法，唯有在穷尽一切手段来开源，或将病人转移到资源足够的地址后才是有辩护的。

由于，我们不能够陷入把人的生命看作一种客观物体看待的纯功利看法，应该推行对病人康健的道德责任和道德良心，但同时，人道主义也必须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正如托尼·霍普所言，殒命并不会由于我们不能把一个面貌和一个本可以被拯救的人对上号而变得不主要。不论怎样，我们必须防止自己把殒命看作是数字，看作是统计学上的殒命。由于，每一个殒命背后都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们的亲人、同伙，也和我们一样，是活生生的有情绪的人。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编辑：朱洁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