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宁，原文题目：《新基建与新民生之辩：兼论财政政策的效率与公正》，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随着新冠疫情在海内日渐平息，天下事情和政策的重点也逐渐转换到中国经济下一个阶段的恢复与生长之上。而下一阶段的经济政策若何发力，才气加倍有用地推动中国经济恢复到正常、平稳，和康健的增进状态成为一个多方博弈且热议的课题。

在传统的经济政策工具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最主要的两个组成部分。货币政策在短期无论对于维护短期资源市场稳固，照样刺激短期经济增进，都有显著的作用。然则由于中国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方式，导致货币政策降准甚至降息的直接效果，未必可以完全直接传导给经济中的实体企业。同时，由于房地产资产价钱泡沫、人民币汇率颠簸，以及中美商业摩擦等多重因素的制约，现在中国货币政策进一步刺激和宽松的空间相对有限。

因此，财政政策应当也必须在辅助中国经济走出衰退的过程中，饰演加倍主要的角色。而关于若何运用好财政政策，引发中国经济增进潜力，一个争论较多的话题，在于财政政策的发力点，特别是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在下一阶段财政政策中的职位。有些意见建议政府效仿2008年时的四万亿刺激政策，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来保障经济增进。与2008年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投资未必关注于“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铁公基”）这类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投资，而是以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所谓“新基建”领域的大型投资。

然而，越来越多的意见指出，这类所谓的“新基建”既非是中央政治局集会中所强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未必能对中国经济短期增速反弹和中长期高质量可连续生长做出足够的孝敬。这类意见指出，无论是从所谓“新基建”的体量、投资质量、运行效率和潜在结果方面，所谓的“新基建”刺激不只不能有用地辅助中国经济在短期走出低谷，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重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中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一方面，随着2008年“四万亿”刺激之后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国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不只取得了长足的生长，而且在许多领域，纵然是以人均保有水平来权衡，也已经到达了全球领先职位。因此，中国对于基础设施的需要与2008年四万亿刺激政策时相比，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现金流相对对照微弱，也由于基础设施能在短期刺激经济增进但把成本通过长期债务的方式转移给未来，因此2008年四万亿刺激政策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已往十年里引发了中国的债务水平显著高速地增进。 而这一快速攀升的债务水平问题，给中国经济已往，甚至往后几年的转型和生长，甚至是中国经济下一个阶段康健、可连续和高速率的生长，造成了许多的制约和挑战。

另一方面，必须意识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结构，与2003年的非典时期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随着住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最终消费在驱动中国经济生长的三驾马车之中，已经逐渐取代投资，成为整个推动中国经济生长最主要的一个领域。因此，无论是为了在短期照样中长期助力中国经济生长，财政政策似乎应该加倍集中发力于促进和推动住民家庭最终消费的领域。

那么若何能够推动消费增进呢？实在无非是两点，一是要有消费者住民家庭消费的意愿，第二需要有消费能力。消费能力对照好明白，就是消费者要有足够的财富和资金来举行消费。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经济活动显著放缓，消费场景蓦地消逝，这不只从客观上限制了消费，也导致企业经营状态显著恶化，住民收入水平住手增添，甚至泛起大幅下降，直接影响住民的消费能力。

而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大量刺激政策是以企业减税减负减租，推迟社保认缴，并向住民家庭发放现金和消费券的方式，保证企业能够正常运转，同时保证住民家庭和消费者有能力举行需要的消费，从而稳固和推动中国经济的企稳和生长。

若是消费者的消费下降只是简朴的受到短期收入的打击的话，那么政府现在所实行的减税降幅，发放现金和消费券的方式，应该就可以动员中国消费和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然则， 正如宏观经济学中的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影响住民家庭消费的，并不只是当期的收入，而是很可能包罗往后很长一段时间住民收入的总和的预期的影响。

也就是说，影响当下消费决议的，并不只是现在的消费能力，也就是短期的可支配收入，另有消费者的消费意愿。这个消费意愿，并不只是简朴的愿望，而是综合思量消费能力和未来预期的消费者信心。虽然住民家庭现在收入有限，然则若是消费者对于未来有信心，信赖往后收入会逐步增添，那么住民家庭将会有提前消费，甚至超前消费的意愿。若是住民有这样的消费意愿的话，中国已往几年消费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生长，实在可以辅助家庭在短期释放其消费意愿，继续消费，甚至报复性消费，以战胜疫情在已往几个月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然而，若是是投资者对于往后经济增进速率和收入增进的信心和预期发生改变，那么他们消费增进的放缓，很可能既不是暂且的，也不是短暂的。而若何能够有用的树立和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也因此应该成为下一个阶段财政刺激政策需要聚焦关注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发力点。

纵然履历了已往几年储蓄率下降和债务水平的升高，中国住民家庭的储蓄率仍然显著高于许多发达国家水平。因此，若何增强社会“平安垫”的建设，若何增强消费者对往后的信心，若何在刺激短期经济增进的时刻，同时兼顾社会公共产物的提供，社会财富的合理再分配，和住民切实生涯水平和尺度，也就是作者所谓的“新民生”领域，应该是往后一段时间财政刺激政策发力的主要领域。 

详细而言，本次疫情露出出我国在与民生相关的诸如医疗、教育和养老等领域的公共产物提供，特别是用人均来权衡的公共产物提供，仍然处在一个严重不足的情形。因此往后在天下范围内，对于现代医疗设施的提供，医疗水平的提升，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都应该成为往后财政刺激政策中重点关注的领域。与此同时，这次疫情所露出出来的教育系统的缺陷，和远程教育和在线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也应该可以通过这一次的财政刺激获得显著的提升。

新一轮的关注“新民生”财政刺激政策，应该针对这些涉及亿万老百姓生涯的焦点领域，加大投资力度。这种“新民生”刺激政策的最终目的在于，在医疗、养老和教育这些住民最体贴的领域，提供加倍低廉、优质和普惠的公共产物服务。这样的刺激政策，可以最终取消住民家庭对于自己的退休养老、看病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挂念，增强对往后经济的信心和当下自身消费的信心，释放家庭的储蓄，并将储蓄转化成为当下的有用消费，到达同时在短期和中长期推动经济生长的目的。

经济学原理指出，任何经济政策制订，特别是财政政策制订，都必须苏醒地认识到政策的目的、资源和限制，而且在效率和公正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所谓效率，就是能够把纳税人的税金用到最有用的且到达政策目的的方面。同时兼顾公正，则意味着税收收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政策必须兼顾诸如扶贫、纾困，提供优质公共品，和减小社会财富不均等社会目的。

由此看来，基础设施投资，无论新旧，可能都难以到达政策公正和效率的目的。 基础设施投资，往往周期长，见效慢，现金流微弱，引发债务上升，寻租和溃烂舞弊征象增添，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社会民众的不满。

与此同时，基础设施投资对于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源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基于民企在已往40年中国经济改造中缔造了最多的就业机会，若是民营经济的生长受到影响的话，那么往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就业增进也会受到影响，而且进而影响中国住民家庭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这也将最终影响中国经济的增进速率。 

若是取而代之，以兼顾效率与公正，兼顾增进与民生，兼顾速率与质量，兼顾生产与消费，以及兼顾当下与未来的“新民生”政策的话，很可能加倍有助于中国经济短期走出疫情阴影，中长期高质量、可连续且有满足感的生长。 

作者：朱宁（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