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林子人，编辑：黄月，原文题目：《移民潮、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优生学：《人口论》的得与失 | 马尔萨斯诞辰255周年》，头图来自：《雪国列车》
1766年2月13日，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出生于一个富足的英国家庭。他的父亲在子女教育方面不拘一格，在家亲自教育他。1784年，马尔萨斯被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录取，1791年获得硕士学位，并在两年后当选耶稣学院院士。1805年，马尔萨斯在新建的东印度学院担任历史兼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可能是天下上首位拥有该头衔的教授）。东印度学院是东印度公司训练职员的教学机构，在英帝国的黄金时代，东印度公司是该国在印度的主要机构。
马尔萨斯一生著作颇丰，但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首次发表于1798年的《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它可以说是西方关于人口问题最有影响的著作，马尔萨斯也因人口以及人口对经济的影响理论而被称为“人口马尔萨斯”。
时至今日，马尔萨斯对人类社会的展望已被证实并未成真，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论》的提出与那时欧洲人口高速增进的社会大靠山息息相关。回望19世纪，我们可以看到《人口论》对欧洲社会的影响有好有坏：一方面它促进了欧洲的移民潮，因此间接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全球影响力；另一方面，马尔萨斯对人口增进的消极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那时的政策制定者拥抱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理论，工人阶级在遭遇越来越严重的贫困、失业和疾病问题时难以获得国家援助。
19世纪欧洲的人口增进与移民潮
“法国革命的到来以及革命后的猛烈影响使人们专注于似乎各处可见的政治不稳定，马尔萨斯以为他至少有了一个谜底，就算不是谁人准确的谜底。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以为人性法则是可以发现的。然则就他而言，他信赖提高是有限制的，他以为自己解决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
在《思想史》一书中，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云云写道。马尔萨斯眼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人口增进。他首先在1798年出书了《人口学原理，由于它影响社会的未来提高》，然后又于1803年出书了第二版，继续扩展自己的叙述。
在很大程度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对那时欧洲社会环境的回应——除了法国大革命在全欧洲引起的政治震惊之外，19世纪快速的人口增进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经验，也亟需社会科学学者——大革命后泛起的全新学科分支——去明白、去阐释全新的社会运作方式。
整个19世纪，欧洲各国履历了人口的快速增进。法国人口数量从2870万增进到4070万（上升42%）；意大利人口从1809万飙升至3297万（上升82%）；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和俄国欧洲部门的人口增进率分别为75%、86%、130%和181%；在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英格兰，人口增进率更是高达246%。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是一种亘古未有的新情形。
英国历史学家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指出，19世纪欧洲的人口增进主要由两大因素驱动：大量的食物供应和运输方式的改善。耕作方式的连续创新，稀奇是农业机械设备的投入使用使得欧洲人最先获得剩余的粮食、肉类和奶制品；与此同时，针对这些剩余粮食，欧洲开发出了全新的高效存储和运输方式，例如长途运输铁路系统。食物欠缺基本不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出生率因此不停上升。
面临这一亘古未有的新情形，马尔萨斯的看法是消极的。他以为，人性的基本法则是人口增进率以几何速率增添，而食物的生产只能以算术速率增添，因此物质匮乏是人类生计条件的一个永久性特征。马尔萨斯继而指出，人口增进会对英国和所有其他国家造成损坏性影响：人口增进将带来劳动力增添，继而导致人为降低；更严重的是，人口增进会导致粮食欠缺，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产量与人口数量之间的比例一旦到达临界点，前者就不再能够知足后者的需要。鉴于此，人类应当有所控制，制止增添人口。
马尔萨斯指出，阻止人口增进有几种方式。战争、瘟疫和饥荒是自然方式，但它造成的社会损坏和痛苦也是伟大的；一种不太痛苦的方式是控制生育（好比独身或延迟婚龄）；另外一种替换性方式就是移民。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Julio Crespo MacLennan）在《欧洲》一书中提出，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进效果的理论对正处于黄金时期的英国和其他正在履历人口快速增进的欧洲国家影响很大，这些国家（稀奇是那些有外洋殖民地的帝国）在19世纪多数起劲推动移民。
“事实上，由于环境所迫，底层群体不得不移民，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削减，也减轻了政府的肩负，”麦克伦南写道，“纵然不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少欧洲人也很清晰人口过剩会引发问题。农村区域就业机遇少，食物欠缺，因此农村人口会向都市迁徙，但许多人的境况并未好转。老一代工人只能忍受昏暗的远景，而19世纪出生的人拥有一个新优势：移民机遇更多。”
作为美洲第一个独立国家，美国是那时的欧洲移民最喜欢的目的地。1845年的马铃薯枯萎病在爱尔兰引起严重饥荒，导致近1/4人口殒命。在十年的时间里，近200万爱尔兰人远走他乡，其中大部门人移民去了美国。从19世纪中叶起，巨型游轮增多，越洋航程的时间缩短，旅行成本也因此大幅降低，这从客观上促进了移民。大量欧洲移民前往北美、拉丁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寻找更好的生计机遇。
在麦克伦南看来，欧洲人之所以能够确立史上最大的帝国，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坚定地推动移民。16~18世纪，欧洲帝国将文化传播到许多地方，但那时的欧洲没有足够的人口移居到所有领地。这一情形在“人口爆炸”的19世纪泛起了根本性扭转。欧洲移民的不停涌入改变了许多国家的面目——好比他们为美国的领土扩张和在1900年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在很大程度上界说、塑造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全球化天下。
马尔萨斯学说视角下的都市病与贫困问题
随着工业革命的生长，19世纪的欧洲见证了农业人口的快速下降。1700年，全欧洲70%人口以务农为生，但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快速生长，耕作所需的人手越来越少。在1801年，凭据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普查，只有18%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到1901年，这个比率已经下降到3.65%。这意味着多出来的人口必须进入都市，在工厂中获得营生机遇。在莫蒂默看来，人口增进和都市化加剧了工业革命带来的转变，“人口增进导致都市化，都市化促进工业和交通业的增进，工业和交通业的增进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人口增进、都市化历程、专业化分工等。”
随着劳动者被驱离土地进入都市，工业革命的副作用最先显现出来：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冲突。正如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E.P. 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所解释的，劳动人口在1790~1830年间履历了社会地位下降——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来说，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无产者普遍权力的损失和许多行业的日益贫困。
沃森援引霍布斯保姆的看法指出，19世纪初工人阶级的状态发生了显著的恶化。1800~1840年，伦敦肉类供应不足；手织机织工的平均人为从1805年的23先令下降到1833年的6先令3便士；1840年代甚至在那时被称为“饥饿的四十年代”。整个19世纪上半叶，英国发作过数次与食物欠缺有关的暴乱。以上种种都市化问题促使英国人确立从1851年最先的十年一次的普查机制，其目的是为英国社会各层面提供一个简朴但经验性的基础。普查反过来激发了人们对贫困和住房问题的关切，“贫困问题”（pauperism）一词最早正是在英国泛起的。
在沃森看来，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经济理论加剧了工人阶级的逆境。马尔萨斯的理论在19世纪被明白为“在中长期，民众的状态无法获得改善”，这成为否决提供公共或私人慈善的一个有力论据。
在《万物进化》（The Evolution of Everything）一书中，进化生物学家、记者马特·雷德利（Matt Ridley）将19世纪中叶英国的社会政策简洁明了地总结为“看待人民善良不如残酷”（Better to be cruel to be kind）。这种“掌权者才知道怎样才是对弱势群体好”的信心让马尔萨斯的理论直接干预了执法实践。1601年由伊丽莎白一世批准的《济贫法》（Poor Law）在1834年被《济贫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Act）大幅削弱，由于那时的政策制定者以为辅助穷人只会激励他们多生孩子，进而加剧贫困问题。此类看法也影响了英国政府在应对爱尔兰大饥荒时的态度。雷德利注意到，财务部常务次官查尔斯·屈维廉（Charles Trevelyan）曾声称，饥荒是“削减多余人口的有用机制”。
与此同时，李嘉图以为工业乐成的条件是劳动者缔造的价值必须高于支付给他们的人为。若是人为一直保持在“恰好够劳动者维持生计、繁衍后裔，不增添也不削减”的低水平，那么资源的积累永远不会到头，普遍的生产过剩也永远不会发生。因此，“工人注定是贫穷的，任何其他状态都市威胁整个工业社会这座大厦”。沃森指出，秉持极端自由放任主义态度的李嘉图是激怒卡尔·马克思的人之一。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还预示了几十年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的到来。英国政治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首次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社会科学理论，他以为穷人理应被镌汰，“自然的所有起劲都是为了脱节这样的群体，将他们从天下消灭出去，从而为更好的群体腾出空间。”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兴起直接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种族主义，稀奇是优生学的生长。从1905年到1912年，德国、英国、美国和法国相继建立优生学相关研究机构，一些那时提出的建媾和措施在当下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好比牛津大学教授F.H.布拉德利曾建议，疯子和患有遗传性疾病的人都应该被正法，他们的孩子也不破例；美国印第安纳州于1907年通过了一项执法，要求对州立牢狱内“精神庞杂的、愚蠢的和低能的”囚犯或“被治罪的强奸犯”执行绝育手术。
贫困问题实际上在19世纪中叶引起了欧洲各地和大西洋彼岸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普遍讨论，他们并非在自由放任的问题上都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持相同看法，也有人在眼见工人阶级的惨状后修正了自己的看法。
纽约都市大学历史学教授海伦娜·罗森布拉特（Helena Rosenblatt）在《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一书中指出，大量证据显示，法国、英国和德意志区域的自由派以为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并不矛盾。托克维尔曾和许多自由派人士一样忧郁《济贫法》会使工人损失事情动力、助长懒惰、犯罪和不道德，但之后，他就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中呼吁增强国家干预辅助穷人，他注意到随着工厂主越来越富有，掌握越来越多的势力，工人越来越士气降低并被不停非人化，因此工人需要“立法者的稀奇关注”。
“19世纪英法德的大部门自由派不否决政府干预，也不提倡绝对的财产权。他们固然不信赖追求小我私家私利的人会自觉地缔造康健的财富分配机制或者促进社会协调。他们借助一切机遇声讨自私自利和小我私家主义。少数提倡绝对自由放任原则的自由派受到了其他自由派的严肃批判。”罗森布拉特写道。
尾声
现在来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并未在现实中获得证实。技术提高让许多国家的粮食增进率大大超过了人口增进率，与此同时，蓬勃国家的历史经验证实了随着经济生长，出生率会下降而非上升；人们对生育的态度泛起极大的转变，家长们最先以为，与其多生孩子，更主要的责任是拼尽资源照顾培育好孩子。
在美国科普作家罗纳德·贝利（Ronald Bailey）看来，马尔萨斯学说支持者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无法放弃一个简朴却显著错误的看法，即人类在生育问题上和鹿群是差别的”。人类是一种会思索、会权衡利弊的动物，这导致的效果与马尔萨斯的展望截然相反——粮食贮备越多、经济越蓬勃的国家，人民的生育率越低，反倒是最受粮食安全问题困扰的国家拥有最高的生育率。回首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接受史，我们不难看到经济学家在明白人类社会复杂性上表现出的狂妄，以及未经论证的理论被盲目应用到社会政策中时可能导致的灾难性效果。对于曾履历了计划生育政策并即将进入少子化社会的我们来说，这段历史加倍值得深思。
参考资料：
“Thomas Malthus (1766-1834),” BBC
http://www.bbc.co.uk/history/historic_figures/malthus_thomas.shtml
“Why Malthus Is Still Wrong,” Scientific American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why-malthus-is-still-wrong/
“Malthusian Theory of Population: Explained with Its Criticism,” Economics Discussion
https://www.economicsdiscussion.net/articles/malthusian-theory-of-population-explained-with-its-criticism/1521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变与实践》，界面文化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974572.html
[美] 海伦娜·罗森布拉特.《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从古罗马到21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20.
[英] 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欧洲：欧洲文明若何塑造现代天下》.中信出书团体.2020.
[英] 伊恩·莫蒂默.《欧罗巴一千年：打破界限的历史》.上海人民出书社.2019.
[英] 彼得·沃森.《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译林出书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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