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赵蕴娴，编辑： 黄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对乡土的关注和思索贯串了费孝通的一生。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远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业，依据自己在吴江开弦弓村的考察，写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一书，获得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盛赞。

这部书是一位东方学者对自身社会的考察反思，打破了当时人类学“文明人研究原始人”的传统，彼时，中国东部墟落又正在履历一番大更改，费孝通对城乡问题——尤其是乡土——的研究就别具时代意义。今后的几十年里，费孝通一直坚持考察更改的中国墟落，写下《乡土中国》《乡土重修》等书，提出“离土不离乡”“就地城镇化”等看法。

费孝通，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奠基人之一

今天，城乡问题依旧十分棘手。数目重大的农民工群体在天下流动，农民工二代、三代与乡土之间的关系远比他们的先辈要庞大，脱离乡土又无法进入都会，容纳他们的，是大都会郊区和小镇里的工厂空间，在单调压制的流水线下，有的人用杀马特来排遣发泄，有的人自我流放，成为三和大神。费孝通的乡土研究对当下另有何启示？中国墟落离他的设想有多遥远？

北京大学与生涯·念书·新知三联书店日前在北大举办了“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暨‘费孝通作品精选’新书发布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上海大学的多名学者与会，探讨了费孝通乡土研究的得与失。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以为，从中国社会经济90年代的生长来看，费孝通是一个“失败者”，现实与他的构想南辕北辙。北京大学教授周飞舟和上海大学肖瑛则从社会学视角剖析了费孝通晚年对中国人心灵安置问题的看法。

流动当天合照，参会者有甘阳、朱苏力、邱泽奇、渠敬东、王铭铭等学者。泉源：生涯·念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

可以说，费孝通对中国经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的思索都是以乡土为本位的。甘阳以为，90年代的乡镇企业不仅仅是经济组织，照样社会组织，费孝通自四十年代起就把乡镇企业视为中国转型的要害——“它不以扑灭乡土社会为最后目的，而是仍然保持某种乡土社会”。

所谓维持“某种乡土社会”，也就是维持乡土对中国人心灵的滋养，乡贤士绅、家庭人伦，皆植于此，生长乡镇企业，为的是保留中国的乡土品质。然而，步入21世纪，中国没有根据上一个十年的小城镇逻辑生长，反而泛起了高速都会化，大都会相继崛起。

甘阳以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费孝通“失败”了，他所计划的差别于西方的生长门路遭到摒弃，中国的许多都会已经走向超大型都会，农村空心化普遍，“不知道费老瞥见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他说。

周飞舟弥补道，费孝通在90年代时便否认了自己“离土不离乡”的说法，他在一篇文章中讲自己错了，现在农民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不外对甘阳的说法，周飞舟提出疑议：中国今天的企业是否是典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农村是否遭遇了典型的空心化，还值得商讨。

他指出，农村看上去是空心化，但在节庆时代有“周期性热闹”，“中国的城镇化不是单向的人口迁移历程，而是人口不停往返流动的历程，”东部的一些企业也举行了自我拆分，散布于城乡之间。而农村身世、参加到流动中的人群与农村土地究竟是何关系？他们是希望回到农村，照样移居都会或县城？正是当下社会学需要研究的。

据现在的一些研究，农民工对乡土的态度存在代际差异，在差别代际间，老家可能不是想不想回的问题，而是被迫要回、不得不回的问题。

上海大学教授肖瑛注意到，费孝通关于乡土工业的主张，一方面是基于底层民众的生涯处境和履历得出的，一方面也出于“历史上儒家对农民政治和生涯的想象”，“有很强的儒家内在在里头。”

在《重修乡土》中，费孝通写道：“常有一地有了一个成名的人物，所谓开了民风，接着会有相当的时期，人才辈出的。循环作育，蔚为大观。人才不脱离草根，使中国文化能深入地方，也使人才的泉源充沛浩阔。”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曾经指斥费孝通的乡土工业主张是一种“乡愁”，肖瑛以为，费与吴的争论，是“现代带有儒家特点的所谓‘自由放任’经济与俄日集中化门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回响”。

近年来，北京、上海等超大型都会都着意举行人口疏散调控，而二三线都会则强调人才吸纳和就地都会化。香港理工大学战洋在汹涌新闻的一次采访中提到，中国的都会生长逻辑一直有“钟摆式转变”，“小都会生长和大都会生长的计谋往往交替举行”。费孝通的乡土说在这种靠山下能否找到活力，有待各领域学者做出新的发现和阐释。

二、现代念书人对农村缺少认知

费孝通晚年把自己对乡土的关注从经济社会问题转向了人的心里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清媚强调，在讲费孝通乡土研究的同时，应该看到他是一个在差别文明间行走的“世界性学者”。也即是说，乡土不单是内向于中国的思索，也是费孝通对20世纪西方文明打击的回应。

杨清媚解释道，费孝通将中国人的心灵安置问题分为两面，一面临农民和工人，一面临知识分子。晚年的费孝通大量阅读了钱穆等史学家的著作，深感传承中国古典文化的需要，此时的乡土说更近于文化自觉，这个担子主要落在知识分子的头上，工人、农民和商人卖力通俗社会生涯的理性化，而知识分子又永不允许自己和工农商脱离。

武汉大学教授贺雪峰在论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时也曾说，乡土更像是费在谢世后对中国念书人的“嘱托”。

但现实是，乡土不停遭受损蚀，费孝通在《乡土的损蚀》一文中写道：“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乡下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效果连人都收不回。”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念书人对以农村为依托的乡土中国是否具备响应的想象力呢？

《上升的大地》一书梳理了文学中的“乡土中国”想象。在一篇题为《文学想象能否作为打开“中国乡土”的方式》的书评中，作者刘东指出，文学与社会学的互动，曾经是中国左翼文学打开“乡土”的主要方式，但今天文学与社会学对农村的誊写严重脱节，我们对农村的认知严重匮乏，僵化甚至伸张到了对小镇和县城的想象。

北京大学教授渠敬东从更微观的角度解读了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在他看来，真正能体现费孝通文化自觉头脑的文字，是他晚年所写的回忆性文章。

“一个人若是对自己最亲最近的人、对够塑造自己知识情感世界的人没有回忆，没有缅怀，谈什么文化自觉？在费老在晚年的文章里，我以为他是通过这些来连续地举行自我认识。我想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实际上是靠着这个来的。”渠敬东说道。

从这个意义上讲，渠敬东以为，好的社会学不是去研究既定的话题，绝不能把研究工具理解为一个客观实体，好的问题应当产生于我们最亲身的感受，我们在看别人时，也应当瞥见自己。

甘阳以为，费孝通早年对器械文化的思索有局限性。他早年讲西方重视人与物的关系，中国重视人和人的关系，中国要在这一点上向西方学习，厥后看到经济生长之下人际关系改变带来的问题，才转向对心态的思索。而此时社会已经发生了大转变，人已经原子化了，若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能较早地关注这个问题，加以重视，想法又能得以实践，或许今天的社会将有所差别。

不外，费孝通对心灵安置问题的一些思索在当下看来依旧不乏敏锐。周飞舟讲道，费孝通讲中国能有这么重大的人口流动而不乱，是因为“人人心里有个家”。中国人过日子考究实实在在，解决心灵问题，首先得过上好日子。

渠敬东弥补说，只管乡镇企业、家庭都在差别程度上履历消亡和改变，但费孝通在2003年就明确提出“扩展界线”，即“把原有事物内嵌入文化原理或精神原理”。现在二、三代农民工不想返回农村的意愿很强，但周飞舟指出，他们大部分照样回去了，“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根据生命历程来流动，最年轻的时刻去最远的地方。”

许多回乡的农民工不是真的重新做回农民，而是进入了县域经济的产业带。很多人把房买在老家县城，买了也不住，就是为了娶亲，钱通常由怙恃来掏，他称之为“世代参差继替的城镇化新形态”，“家撑开在城乡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讲，费孝通的“离土不离乡”实在另有其延续性。

参考资料：

1. 《圆桌｜谁能留下：年轻白领、农民工与“人才”的栖身境遇》

2. 《文学想象能否作为打开“中国乡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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