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资源侦探”（ID：deep_insights），作者：丁直仁，题图来自IC Photo。

1864年是英国税务史上主要的一年，在这一年，英国取消了拿破仑战争时代设置的谷物入口税。

谷物入口税又称“玉米法”（Corn Laws，指英国政府向所有入口食物和谷物征税）是19世纪初英国政治斗争的焦点所在，它代表了农村利益和都市利益之间的格斗——田主们想保持关税以提高自己的收入，但随着工业革命不停壮大的都市制造商，则希望破除关税以降低生涯成本。

一场旷日持久的围绕玉米法的争执展开了，表面上看，支持照样否决玉米法只是一场关于入口税的斗争，但实质上，这场斗争要决议的是英国的未来由谁掌控，谁又会因此飞黄腾达。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又译作《经济学家》，英国经济学人整体出书的杂志）即是在此时应运而生：它的主要创办人是玉米法的否决派，他们要通过杂志来宣传、普及自由商业的看法。直到今天，《经济学人》依然肩负着这个使命。而围绕玉米法的争论最后以日益壮大的制造商大获全胜而竣事。

这是丹尼·罗德里克在其2011年出书的著作《全球化的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一书中形貌的一幕。

作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经济学人》《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顶级财经媒体的历久撰稿人，罗德里克是研究全球经济的著名专家，《全球化的悖论》则是其系统论述有关全球化思索的著作。

近年来，在全球化思潮生长下的80后、90后可能面临着一场对既有天下观的强烈袭击：英国脱欧、特朗普掌权等事宜，将全球化似乎带到了转头路上。当下大部门年轻人都是在推进全球化的思维和浪潮中生长起来的——从愈加繁荣的出境游市场就可见一斑——那时代猝不及防的调转船头，所有人都难免发出疑问：天下到底怎么了？

在历久研究全球化的罗德里克看来，全球化今日遭遇的变局并不是难以展望的现实。

只管《全球化的悖论》海内版是在近十年前出书的，但罗德里克彼时就已经指出了全球化浪潮下可能蕴藏的风险——从全球化近两年遭遇的变数来看，罗德里克的担忧很有先见之明。

对全球化的批判性思索并不意味着罗德里克是一位反全球化的学者，恰恰相反，罗德里克是推动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只是，在实现怎样的全球化、怎样实现全球化上，罗德里克有着自己的坚持和主张，而这些坚持和主张在变量不停增多的当下，依然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全球化的N次迭代

时至今日，全球化遭遇荆棘会让人们大感异常，其背后体现的是全球化浪潮的深度渗透。但回溯历史，全球化并不是天经地义存在的，贯串人类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全球化，实质上经历过多次迭代。

发生于19世纪初的英国“玉米法”斗争，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典型代表。

凭据史学家的通常判断，1914年之前100年的全球化是第一波全球化。这一波全球化泛起的主要缘故原由有以下几点：

• 汽船、铁路、电报等新科技彻底改变了国际运输和通讯，大大降低了商业成本。

•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影响不停扩大，经济学的理论倾向发生了转变，主要国家的政府大大放松了对商业的限制，降低了关税，解除了商业禁令。

• 从1870年最先实行的金本位制，使得人人不再担忧汇率随时更改的问题，资源在各国间自由流动成为可能。

• 与此同时，那时的主要经济决策者的信心系统逐渐趋同，资源主义制度也制订和实行了不少推动商业生长的律例。

在“玉米法”之争以都市制造商大获全胜竣事后，英国商业商业突飞猛进，经济产能剧增，英国的乐成让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艳羡不已。为了推动自由商业，当权者选择走政治捷径：为了让另一个国家降低商业壁垒，自己先降低本国的，然后跟否决派说这是为了打进外国市场而做出的需要“让步”。

1860年的科布登条约就是这样发生的，条约划定英国降低法国烈酒的关税，交流的条件是法国降低英国工业制品的关税，在这之后，英国跟其他欧陆国家签署了一连串类似条约。

科布登条约最主要的创新之举是最惠国待遇条款。该条款要求签署条约的其中一方自动获得另一方随后给任何第三国的关税优惠。这样形成的商业条约网络成了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欧洲国家降低关税的一个主要工具。

得益于种种因素的推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很快兴起。而当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理论在一些国家和区域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时，英国等国家就会借助国家机器强行将彼时的全球化逻辑在当地贯彻下去——这正是19世纪中国所遭遇的事情。

然则，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世纪中后期遇到了危急，导火索是始于1870年的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连续的时间很长，对农民的袭击尤其大，为此，提高农业关税的珍爱主义逐渐仰面。而这一次经济衰退同样暴露了金本位制的坏处，反金本位制的呼声渐起。多重变量的泛起配合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送入低谷期。

第一次天下大战和第二次天下大战时代，美国设置的高关税为珍爱主义开了头——斯穆特-霍利关税（Smoot-Hawley Tariff）被推出台，欧洲国家也想求助于商业壁垒来脱节相似的经济逆境，美国的做法成为了捏词和导火索，英国很快同流合污。珍爱主义的风潮也伸张到了生长中区域。同时，英国水师此时元气大伤，也无法在这些边缘区域强制施行自由商业。最终的效果是，1929-1937年，天下商业量减少了一半。

在第一次浪潮之后，全球化元气恢复的主要标志是1944年7月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团结国国际货币金融集会。

各国代表团团长在布雷顿森林合影

著名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和美国财政部长助理怀特用了也许三周时间给天下经济带来了一套新的经济哲学，创建了两个新的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天下银行。

关税及商业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作为1944年布雷顿森林集会的填补，连同布雷顿森林集会通过的各项协定，统称为“布雷顿森林系统”，即以外汇自由化、资源自由化和商业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组成资源主义整体的焦点内容。

布雷顿森林系统的确立，促进了战后资源主义天下经济的恢复和生长。在第二次天下大战后的头30年，在布雷顿杀青的协议控制了天下经济。但因美元危急与美国经济危急的频仍发作，以及制度自己不能解脱的矛盾性，该系统于1971年8月15日被尼克松政府宣告竣事。

只管布雷顿森林系统已经解体，但在罗德里克看来，布雷顿森林系统一直在提醒众人，我们盼望的全球性整体议事照样有可能的。这主要是由于，布雷顿森林系统有一个玄妙的平衡：

• 有充实的国际制约和商业开放来保证天下商业繁荣，同时各国政府也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海内社会和经济生长的需求。

• 国际经济政策和海内政策目的(充实就业、 经济增进、公正分配、社会保险以及国家福利等)相比处于次要职位，以到达温顺的全球化，而不是超级全球化。 

其中，关税及商业总协定的设计初衷是：在一个相对松散的国际合作框架里，给各个商业国留有足够的空间来追求各自的社会和经济目的，不要过多地受到外部规则的制约。当商业威胁到海内已杀青的分配协议时，商业就要让步。

正因关税及商业总协定从来没有以自由商业最大化为目的，因此，在部门人看来，关税及商业总协定未能更好的推进全球化。1986年，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举行了关贸总协定部长级集会，决议举行一场旨在周全改造多边商业体制的新一轮谈判，又称“乌拉圭回合”。

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商业谈判，经由快要8年的谈判，作为1995年乌拉圭回合(也是关税及商业总协定最后一轮谈判)的热潮部门，天下商业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成立了，天下商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而对这个由WTO引领的全球化新阶段，罗德里克感应忧虑重重。

无法并存的三角

要明白罗德里克为何对新阶段的全球化感应担忧，需要从其对全球化的明白提及。

历久以来，明清时期闭关锁国带来的闭塞、落伍，与国门打开后对经济、国力生长的推动的对比，使得对全球化的拥抱与认可深深扎根在国人心中。国际商业可以促进经济生长的结论虽然不错，但这个结论并未完整归纳综合国际商业方方面面的影响，以及要实现正向效果需要完好的隶属条件。

对于全球化少为人知的“B”面，罗德里克举行了系统论述。

首先，罗德里克以为，从英国“玉米法”之争的例子中说明的一个主要原理是：商业政策对收入分配有着重大影响。

直白一点说：商业经济效益的另一面是收入重新分配。若是要取得商业的所有经济效益，一定是缩小某些商业活动，扩大另外一些商业活动——由于经济改造可以提高效率，有相对优势的行业会扩张，其他行业就会萎缩。缩小了的行业的所有参与者都市遭受损失。这种损失不是暂时的。

经济利益重新分配是取得商业效益的需要基础。现实情况很简单:有得必有失。

书中举例道：我有制衣的专长，虽然我在其余行业找到了事情没有失业，我的收入损失却是永远的。在美国，这种损失应该是改行前的收入的8%~25%。经济学家沃尔夫冈·斯托尔珀(Wolfgang Stolper)和保罗·萨缪尔森的一大主要发现解释某些整体一定会由于自由商业而历久收入受损。而且，商业和科技生长截然差别，它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危险同一群人。若是你没有什么手艺，也没受什么教育，流动性也不高，自由商业就会一辈子都跟你过不去。我们就很难说你这次受到危险了，下次就会得益。

而若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有得有失，就很难说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得了照样失了。

同时，与商业有关的行为可能违反本国广为接受的社会习俗或左券，如招聘童工、违反劳工权益或者对环境造成损坏。最后，随着商业变得越来越自由，破除商业壁垒的经济效益也变得越来越小，重新分配的效果却越来越大，商业经济存在自我消耗的问题。

                   

以上三个问题是商业经济存在的内生问题，始终困扰的经济学家们。而在底层逻辑上，商业经济也存在需要战胜的伟大矛盾。

罗德里克阐释道，任何商业得以举行都是依赖于信托和领会，然则由于各个国家和区域之间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经济系统等存在伟大差异，若何填补买卖鸿沟就成为了全球化需要解决的要害问题。

市场对上层建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国际市场更是云云。在小社区里，每个人都相互熟悉，人人来往频仍，在这样的环境下举行粮食以及其他必需品的买卖就不需要上层建筑的支持。若是一小撮商人和金融家有着配合的信心，他们之间的买卖也能够顺利举行。然则，规模更大、地域局限更广的商业活动要连续生长牵涉的面就会更为庞大：

• 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持；

• 需要产权法来确定所有权；

• 需要法庭来保证条约得以执行；

• 需要买卖规则来珍爱买卖双方；

• 需要警员队伍来责罚违法乱纪者；

• 需要宏观经济政策来治理经济周期，降低周期性；

• 需要合理的尺度和羁系来维持金融稳固；

• 需要贷款人来防止恐慌；

• 需要康健、平安、劳工及环境等方面的尺度，使人人有法可依；

• 需要有抵偿设计，来对在市场上遭受惨重损失的人举行赔偿(市场常常是很残酷的)；

• 还需要社会保险，来降低市场风险带来的危险；

• 需要钱粮来为这些职能提供资金。

简而言之，市场不能自我羁系、自我稳固、自我正当化，它需要把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连系起来。同时，正是由于政府对本国市场的运作不能或缺，它们才成为了国际市场生长的绊脚石。

因此，在罗德里克看来，全球市场面临着双重问题：它不像本国市场那样，有海内上层建筑的支持，而只能在各国社会制度的夹缝中生计。就算各国对跨国商业和国际金融没有直接限制，这种双重魔咒也使得全球化异常懦弱，国际商业成本高昂。全球化问题的基本在于：没有政府不行，有了政府也不行。

关税及商业总协定乐成的缘故原由就在于，设计它的初衷是，在一个相对松散的国际合作框架里，给各个商业国留有足够的空间来追求各自的社会和经济目的，不要过多地受到外部规则的制约。当商业威胁到海内已杀青的分配协议时，商业就要让步。

然则，乌拉圭回合的点睛之笔、取代了关税及商业总协定的WTO的要害，在于确立了一套新的纠纷处置程序。在专家小组裁决中失利的一方可以通过一个新的上诉法庭要求重新裁决。不管讯断有利于原告照样被告，上诉法庭做的决议一样平常是不能改变的，只有这个机构的每一个成员一致同意才气将其推翻。

在关税及商业总协定时代，告到国际法庭的都是关税和配额的案件。配额逐渐镌汰了，关税又降下来了，而WTO的目的转变为要降低所有阻碍国际商务生长的买卖成本，包罗差别国家的羁系制度和尺度。WTO时代的商业纠纷触动了海内政策领域，这些领域以前是不会受到外洋压力威胁的。而现在，钱粮系统、食物平安规则、环保条例、促进工业政策等，都市受到商业同伴的挑战。

换句话说，在WTO的规则下，缺少一条清晰的界线将海内权力和外洋责任完全离开，这也成为许多矛盾的泉源。实在，WTO越来越严重的正当性危急源自这个基本原则的不明确性。同时，WTO还在推动农业、服务业等以前未被纳入的领域纳入全球化的范围，这进一步增加了全球化面临的风险。罗德里克总结道，“实际情况是我们用没有需要的海内、国际计谋来应付全球化造成的损坏。效果是我们会面临以下风险：商业的社会成本远高于它狭隘的经济效益，对全球化的反抗会越演越烈。”

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急之后引发的系列事宜和转变可以看出，罗德里克的预言不幸言中。

若何解决问题？在书中，罗德里克给读者提供了三个选择：

• 选择限制海内民主，对全球经济不时带来的社会、经济袭击置之度外，只求降低国际商业买卖成本。

• 选择限制全球化，希望在海内确立正当的民主制度。

• 选择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价值的民主全球化。

从三个选择可以看出：天下经济在政治上难以三全其美。

对此，罗德里克用精彩的语言举行了论述：“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我们最多能在三者中取二。若是我们想要超级全球化和民主制度，我们就要放弃国家主权。若是我们想要保住国家主权，也想要超级全球化，我们就必须放弃民主制度。若是我们想要将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连系在一起，我们就要和超级全球化说再见。”

不能能三角似乎为全球化的下一步生长投下了消极的展望，然则，事实并非真正无解。

成为刺猬照样狐狸？

虽然做出了天下经济在政治上难以三全其美的消极判断，但罗德里克也给出领会法，他提出了七条常识性的基本纲要，以为综合运用它们能给天下经济确立一个历久稳固、繁荣的基础。

• 市场一定要植根于治理系统。

• 民主制度和政治社区基本上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来组织的，而且，在不久的未来都市云云。

• 通向繁荣的路不止一条。

• 国家有权珍爱它们的社会秩序，羁系制度和政治基础。

• 商业是到达目的的手段，商业自己不是目的。

• 任何国家都无权将自己的上层建筑强加给别国。

• 国际经济协定的目的就是要制订各国上层建筑交界处的交通规则。

• 在这样一个国际经济秩序里，非民主国家和民主国家同样享有这些权力和特权。

围绕这七条纲要，罗德里克在书中对每一条都举行了详尽的论述，不外要明白它们，最好的设施是连系详细实例。在罗德里克看来，中国的全球化实践就是一个异常乐成的典型。

罗德里克在书中这样说道：全球化是推动经济增进的引擎？东亚国家与区域就是最好的例子。全球化需要有所控制？东亚国家与区域也是最好的例子。

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中期，中国推行了许多试行律例。决策者们希望通过试验找到的设施能战胜他们面临的局限，而且加倍适合当地条件。中国的上层建筑创新取得了伟大的乐成。

中国接纳的解决方式是，从设计系统逐步过渡到市场系统。公社取消了，分田到户了，然则土地所有权照样国家的。农民照样要按划定上缴国家订价收购的粮食，然则完成国家义务后，农民可以自由地将剩余的农作物以市场决议的价钱出售。这种双轨制让市场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又保持了政府的税收，也保住了城里工人的低成本食物消费。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掀起了1978年后经济生长的第一个热潮。

而乡镇企业的乐成也印证着经济学家钱颖一曾强调的看法：有企业家和当地政府组成的团结阵营的支持，产权比在一样平常私人财富制度下更有保障。

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那时中国已经确立了壮大的工业基础，许多行业不再需要珍爱和培育。

为了为加入天下商业组织做准备，中国关税从20世纪90年代的高位大幅下降到2001年的个位数水平。许多工业政策也被逐步镌汰。为此，中国越来越多地使用极具竞争力的汇率来对工业举行实质性的补助。通过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阻止热钱流入，中国政府控制了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升值原本就应该是中国经济飞速生长的自然效果）。

罗德里克总结道：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异常重视市场，同时调动私有企业积极性，也迎合了海内经济现实。中国在全球化这个游戏中，选择的游戏规则是布雷顿森林系统20世纪90年代后深度一体化的规则。

中国追求经济多元化生长的做法异常值得赞扬，由于：生产的产物决议了运气，这是哪个国家都逃不外的定律。

“只生产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你就永远停留在天下经济的边缘。你将完全受制于国际市场价钱的上下浮动，饱受海内一小撮精英的统治之苦。若是你能强行打入制造业和其他现代买卖品行业，你才有可能向天下上的富足国家靠拢。你会增强抵制天下市场颠簸的能力，一个不停壮大的中产阶级会要求一个代表宽大群众利益的上层建筑，这比相符少数精英统治需要的专制政权好得多。”

然则，在当前的全球化游戏规则下，中国的乐成很难被复制。由于，随着全球化生长到现在， 它的划定使得这些国家很难被模拟。WTO的划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老例以及西方政策照料的建议集中起来造成的结果是，各国设计和实行国家政策的空间缩小了，取笑的是：这一切都是为了流传全球化的福祉。 

回首全球化的生长历程，游戏规则之所以生长到今天这步，也与经济学家片面追求单一谜底的做法密不能分。

20世纪80年代，是里根-撒切尔革命十周年，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占了优势，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在作者看来，这个新看法抬高了简单化的商业理论，贬低了有附加条件的那套商业理论。它以为任何给自由商业设置的障碍都令人反感，必须被消灭，那些前提条件也应该被打进十八层地狱。

学术界的民风、国家层面的需求配合推动全球化走向了下一步，进而酿成了现在的局势。

从罗德里克的系统论述中可以看出，其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但不是当前全球化规则的支持者。其所推行的最主要原则就是在尊重国家内部需求的前提下推进全球化，而这并不意味着背弃传统。

在书中，罗德里克并未对全球化面临的问题给出一个尺度谜底，而是提倡对多重纲要的组合运用。而对于全球化这个极为庞大的议题而言，罗德里克的看法也未必意味着绝对准确。

但正如其在书中引述希腊诗人阿奇罗库斯（Archilochus）的一句老话说的那样：狐狸知道的事情许多，然则刺猬知道一件异常主要的事情。     

刺猬以为开放市场是解决任何问题的准确谜底，而狐狸总是以为妖怪就隐藏在细节里。虽然关于全球化的解法在短时间内未必能探讨出一个完善的方案，但一个原理却始终值得铭刻：尊重事务的庞大性，保持郑重，弄清前因结果才气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比顽强、单一的追求所谓“准确谜底”，加倍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