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苏宁金融研究院（ID：SIF-2015），作者：付一夫（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生长的主线已变。

前不久召开的年中政治局集会上，中央特别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仍然重大严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熟悉，加速形成以海内大循环为主体、海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生长款式。”

集会的一锤定音，正式明确了未来几年国民经济的生长新思绪，“内循环”随即成为热词，被各方人士一再提及。市场考察人士们普遍认为，内循环框架将深刻影响“十四五”时代甚至更长时间的中国经济走向。

正因为云云，读懂内循环的内在和外延，极为需要。

一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增进都是依赖于“双循环”驱动，即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站在“三驾马车”的角度，我们大致可以将消费和投资归为内循环范围，将外贸归为外循环范围，前者侧重于内需，后者侧重于外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门路上，外循环起到了至关主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一直都致力于生长外向型经济，依托海内厚实且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不停介入和融入到全球分工与专业化的系统之中，一方面从外洋引入先进的资源、手艺和治理来为本土经济生长注入动力，另一方面又努力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我国在劳动麋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国际竞争优势，而且掌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时机。

实践证明，这种“外循环”模式给我国带来了伟大的经济效益，不只加速了工业化历程、形成了完整齐全的产业系统，还大大提升了本土产业的手艺基础和创新能力，我国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实在的“天下工厂”。

既然外循环有这么大利益，为什么不继续搞下去呢？只因该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存在两点不能忽视的坏处：

一来，容易让我国因过分依赖外洋市场而深受影响。

外循环，说白了就是本国生产外洋消费，一旦外洋需求低迷，而海内生产的器械又消费不掉，势必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正因云云，外循环颇有“看天用饭”的味道，受外洋政策环境转变的影响太大，若是过分依赖外循环模式来生长经济，那么经济增进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此前的“外向型经济”思绪下，我国经济一直都与外洋市场深度绑定，这从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名义GDP）中可以获得反映：1995年至今，我国对外依存度从来没有低于过30%，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该指标数值迅速攀升，最高曾到达63.96%（见图1），这也在很大水平上让我国经济一再受到全球经济波动和商业摩擦的影响。

二来，不利于海内产业升级和经济平安。

长期以来，由于在劳动麋集型产物出口方面的对照优势，我国主要的出口产物一直集中在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工业产物上，而入口的则为资源麋集和手艺麋集型产物。长此以往的效果，即是低附加值行业的不停扩容，云云既不利于我国海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我国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更容易在焦点手艺上被西方发达国家“卡脖子”，甚至还会威胁到国家经济平安。

值得注意的是，自2010年最先，由于受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渐增、商业单边主义抬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外洋需求日趋萎缩，外贸对我国经济的孝敬度最先降低，与之响应的是我国对外商业依存度不停下滑，到2019年只有31.92%（见图1）。进入2020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加倍错综重大，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发作对全球供应链系统造成了伟大打击，并进一步加剧了外部环境的转变。

在此靠山下，不管是出于经济思量照样平安思量，我们都不能继续把增进的主要动力建立在疲软不振的外洋需求基础之上，而是应当着眼于对海内市场的进一步挖掘，加倍依赖自身的气力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生长，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着力于修炼内功以提升经济对外部环境转变的免疫力才是明智之举。

于是，便有了“加速形成海内大循环为主体、海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生长款式”这一论断。

二

既然“内循环”侧重于内需，那么首先就要涉及到消费和投资两块内容，这是内循环的基础所在。

实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从战略的高度重申了扩大内需的主要性，而主要实行路径则集中在“推动消费回升”和“扩大有用投资”两个方面。

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持经济增进的主要气力，照样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我国拥有14亿人口，是天下上最重大的内需市场；国家统计局刚刚宣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到达10410美元，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近些年的消费升级浪潮更是奔涌不休，种种新型消费业态也在不停涌现。不外，现阶段海内消费市场整体上的供需还不能完全匹配，低线都会和区域的消费需求尚未能获得很好的知足，这便意味着国人的消费另有极大潜力可挖掘。

至于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即时显效的，而且高质量的投资能助力形成壮大的海内市场，尤其是在扩内需的过程中，住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过渡、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显著，通过投资来强化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增进中高端消费供应，显然会有助于释放住民的消费潜力。不外，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生长，对于增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都提出了新需求，尤其是支持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手艺生长的新基建，更是被时代赋予了主要使命。

只管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等指标都在不停修复，但总体上看，需求端的苏醒历程要显著慢于生产端（见图2），这也加倍凸显出激活内需市场、“构建完整内需系统”的需要性。

然而，只管我海内需市场潜力伟大，但在详细实践过程中还需要战胜一系列障碍和挑战：

其一，我国住民收入差距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自2000年首次跨越警戒线0.4最先，便险些没有停下升高的措施， 2018年到达0.468（见图3），反映出我国住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属于偏低状态，总理所说的“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凭据经济学理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能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

其二，住民杠杆率居高不下。

凭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测算，我国住民部门杠杆率（住民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这当中，小我私家购房贷款成为住民部门债务增进的主要气力，特别是一二线都会的高房价给住民其他消费带来的“挤出效应”依然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松手消费，这也将成为我国住民消费潜力释放的主要掣肘。

其三，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显著。

整体上看，我国的投资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与社会民生领域：一则，人均基础设施的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墟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义务还很重；二则，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领域的相关设施还存在不小的短板，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同时，脱贫攻坚（脱贫住房、棚户革新、公租房等）以及农业、水利等领域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上述种种，也为未来若何进一步激活我海内需市场指明晰偏向。

三

必须指出的是，光有消费和投资，断然是“循环”不起来的，还需要产业端的转型升级来加以配合方可奏效，而背后的焦点驱动力在于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对经济生长的主要意义不言而喻：凭借着与生俱来的乘数效应，科技创新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降低资源能耗并改善生态环境。此外，以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设置，进而将经济真正引入高质量可持续生长的轨道上来。

从全球视角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本质上正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突破的国家，往往都是天下上最壮大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越强，就越能在天下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高端位置，进而能够引发更多的新兴产业，掌握国际社会话语权，引领全球经济社会生长。

于我国而言，只管近些年科技实力的提高有目共睹，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组装等劳动麋集型生产环节，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线最底部、利润率最低的地方（见图4）；反观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凭借着对高精尖手艺的掌控，牢牢地掌握住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位于微笑曲线两头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往往能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获取高昂的利润。此外，在芯片、半导体、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焦点手艺领域，我国依然面临着被“卡脖子”的情形，这便容易让我们在要害时刻处于被动局面。

思量到当前重大的国际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淡化的现实，要想真正介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并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升焦点手艺的研发创新能力，突破硬核手艺壁垒，在要害产业环节加速国产化替换，云云才气反客为主，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目的，进一步扩大我国工业门类齐全的系统化、规模化优势——而这也同样是“内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

详细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发力：

第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加速攻克具有要害性影响与孝敬强的焦点手艺，逐步提升我国掌握焦点手艺的能力与国际科技的话语权。

第二，推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知识麋集型产业对劳动麋集型产业生产环节的替换，并加倍注重对手艺与知识麋集型行业中优势领域以及重点领域的开发与培育，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出口产物低质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水平转变。

第三，以努力培育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自主品牌作为切入点，不停提高我国谋划企业的实力，牢固并强化焦点竞争优势，重组营业治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真正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与“中国缔造”。

四

固然，内循环绝不等同于“闭关锁国”或是“逆全球化”。

中国的生长离不开天下，天下的生长同样不能少了中国。而放眼全球，险些所有国家的实践都一再证明晰，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气获得长足的生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强调“以海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还要带上“海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可能会有人问：既然我国拥有全球最重大的内需市场，那么自产自销、自力更生不就足够了吗，何须还要搞海内国际双循环呢？

只因这种“封闭式”的头脑，并不相符经济学纪律。

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经济繁荣生长的逻辑。在斯密看来，经济生长显示为人均收入的增进，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进的唯一泉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加深；导致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加深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

云云一来，一个简朴的经济增进理论模子便跃然纸上：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进。对这一增进逻辑加以简化后，便可获得一个基本结论——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

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反过来明白即是若是市场规模较小，就会制约分工和专业化，进而不利于经济增进。

诚然，我国市场规模放眼全球都是压倒一切，但与全球市场体量相比依然颇为有限（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占天下GDP的比重为16%）。况且，任何经济体都不能能做到方方面面均独占鳌头，唯有承袭“共赢”理念，同其他经济体举行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配合结成一张相辅相成的关系网络才气相互共进。不仅云云，市场规模的不停拓展往往还伴随着手艺提高，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加深的过程中，而手艺提高对于经济生长的意义已无需多言……这些，无不证明晰“海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需要性和主要性。

事实上，我国一直都在为促进国际循环的流通和扩大而不懈努力着，从“一带一起”、稳外贸稳外资、自贸区试点，到自由港建设、举行入口展览会，都是极佳的佐证，而我们在吸收外资与拓展新兴市场商业上也简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天下经济的互联互通、各个国家的协作分工与职员的交流往来是不能逆转的历史潮流，只管在前进门路上会遇到荆棘与崎岖，但融合毕竟是局势，特别是在风险和挑战眼前，团结合作终究是最有力的武器，推动构建人类运气配合体才是正道。即便全球化有回头路，生怕也是噩梦一场。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

参考文献：

1. 华安证券：《内循环新款式，科技创新勇立潮头》，2020年；

2. 粤开证券：《布局内循环，首选三条优质赛道》，2020年；

3. 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逻辑》，2019年；

4. 付一夫、马茹、是曲：《创新生长的要害在于加速市场化历程》，2017年。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苏宁金融研究院（ID：SIF-2015），作者：付一夫（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