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乐队的炎天2》第一期播出之后，随着“被五条人笑死”的词条登上热搜，五条人出圈了——这个乐队虽然一边忧郁节目事情人员被开除，还一边暂且换歌，让事情人员直呼“我被摇滚乐吓死了”。果不其然，最后的结果是被镌汰，然则五条人并不在意。

不外，在这篇文章的采访中，面临每一个乐队都避免不了要回答的问题“你为什么来乐夏？”，五条人给出的谜底看起来还挺认真：“是为了名和利，同时为了更多人听到我们的歌。”

本文转自“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老月亮，题图来自视觉中国，2016北京草莓音乐节。

名和利

《乐队的炎天》第二季的录制在北京南方的一处影视园内，出示康健码、胸牌，乘坐电梯下到一栋灰玄色大楼的负一层，米未的事情人员打开了苹果手机内置的指南针。

穿过无数个形状相似、统一白色的化妆间和走廊，他们将我带到了一个二十平米巨细、带沙发和自力洗手间的休息室，守候五条人乐队两位成员仁科和茂涛的到来。

那是节目录制的前一天，远远可以闻声参赛乐队排演的声音，门口不时走过几个玄色上衣、戴着胸牌的人，疲劳和重要的氛围在悄悄蓄存，直到两个穿短裤的男子一屁股坐在了玄色沙发上。

仁科和茂涛没有穿来标志性的皮衣花衬衫，但偏分梳高的油头，照样为空调温度过低的房间带来了一丝热带气息，茂涛的墨镜直到采访竣事也没有摘下，他的广东口音带着磁性，模糊间就将人带入了童年看的香港警匪片中。

“我们今天的通告是不是这个采访完就没事了？”他们询问事情人员，获得一定的谜底之后，两小我私家瘫坐下来，最先闲聊一些什么。

一样的旁若无人，一样活跃的气氛，就像第一期节目中上演的那样，仁科和茂涛像两小我私家来路不明的突入者，可以轻轻松松划破任何固有的环境。

采访中，茂涛不知道什么时刻甩掉自己的一只拖鞋，光脚翘起了二郎腿。

这不是五条人加入乐夏以来接受的第一次采访，他们前一天刚竣事某时尚杂志的拍摄和接见，在被问及“为什么加入乐夏”这样的牢固问题时，仁科说：“我再把文字给你复制一遍，我们加入乐夏是为了名和利，同时为了更多人听到我们的歌。”

得来这样坦然的谜底并不简朴。去年《乐队的炎天》在自力音乐圈层内引起了足够大的振动，微博、同伙圈的刷屏，无论走到那里，同伙和乐迷的询问，都让仁科和茂涛不得不关注到这件事。

最典型的场景发生在杭州酒球会演出之后，一位去年做了评审的同伙尽力劝说他们加入乐夏，而饭桌的另一端，另一位同伙持否决意见，两位同伙争辩了三四个小时，最终也没能杀青共识。

对这个建立十一年，拿过《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年度音乐奖、金曲奖、阿比鹿音乐奖、金音奖的乐队来说，这样的机遇也泛起过几回，仁科此前并没有重视：

“我们音乐人是做音乐出唱片的，对这类事没有多大兴趣，而且我们普通话也欠好，忧郁控制不住排场，唱歌没问题，语言就是另外一个器械了。”

仁科性格外放，茂涛往往是谁人不露声色，看着他颔首的人。在决议“为了名和利”之前，仁科跟不愿意加入节目的茂涛好好聊了一次，详细的内容他们没有提及，只是在被问到“功利心”相关的问题时，仁科举了一个例子：

“去加入音乐节也拿钱对不对？有音乐就有商业，演音乐节是基于兴趣，说为了钱也奇奇怪怪，总体都是包罗在内里的。”

也许也是从音乐节带过来的习惯吧，在第一期录制中，仁科没有见告任何事情人员，甚至乐队成员，上场之前跟茂涛商议，想把原定的“大金曲”《问题泛起我再告诉人人》换成了《道山靓仔》，茂涛说了几句“你要想清晰，思量别人”这样劝说的话，但第一个音起来的时刻，他照样支持了仁科。

原先设置好的灯光、提词器全都失效了，仁科和茂涛用海丰话唱着“佬势势（可译为牛逼轰轰）”，并没有跟全场乐迷、事情人员里任何一个疑惑的眼光对视。

这两个嘴上复制粘贴了无数遍“名和利”的人，在第一场竞赛就由于“想玩点不一样的”，被镌汰了。

海丰，脱离海丰

仁科和茂涛口中的童年，更像是一段口述的家族史。当他们自然地向你提及“我爷爷是香港人”“我奶奶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我爸爸的弟弟的哥哥开了一个茶室”的时刻，你很难用惯常明白80后音乐人发展履历的方式去对应五条人。

2012年，《南方周末》撰写过一篇叫做《你敢来踏我们的田？——五条人和海丰县城记》的文章，文中的仁科和茂涛，是海丰小镇中履历过家道中落的“贵公子”：

仁科的爷爷曾在国营单元事情，父亲是个开过酒楼、发廊、卡拉OK厅的大厨；茂涛的父亲做泥瓦工起身，在九十年代小镇盖洋楼的风潮中变了乐成的包工头，家里买过三菱越野车，厥后举家搬到了县城，茂涛第一次放出打口带里的摇滚乐，用的是家里几万块一套的音箱。

一个出生在风中带着鱼腥味的捷胜镇，一个出生在交织着小溪和野外的陶河镇，提起童年，仁科和茂涛最先挥舞双臂，言语散发出荣耀。

茂涛把自己的影象写进了《童年往事》，收录在《县城记》中。最快乐的事总是发生在秋收时节，中秋节前后，地方戏班子会来到小镇里搭上戏台，演一些西秦戏，小茂涛并不体贴戏台上唱的内容，戏台下跟小伙伴们的游戏已经开局了。

有时是小小的赌钱游戏，有时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人人一起扔铁饼，不小心砸到了老头的脚，“梁栋执支拐子骂爹骂娘讲我去道给你爹听”。游戏散场，摸着没有灯的路回家，在一片黑黑暗，一群小同伙最先相互装鬼吓唬对方。

除却戏台、打架斗殴这样的“海丰轶事”，仁科的回忆另有霓虹灯的影子。

在父亲谁人用雷射碟机放碟的KTV厅里，仁科往往是协助点歌的那一个，音乐响起，许多人就会走上舞台唱歌，“歌王”父亲会跟母亲合唱，唱过的歌能够拷下来再听。歌舞厅楼下，紧挨着老式影戏院的地方，父亲还盘下了一个小小的发廊。

不止是这个发廊，让仁科对发廊发生情结，甚至五条人一张专辑的名字就叫“梦幻丽莎发廊”的，另有他“爸爸弟弟的姐姐”开的一整栋发廊。仁科的母亲那时在谁人高级的发廊做员工餐，仁科下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发廊四楼的休息室吃器械，偶然还会有一些中年男主顾递给仁科十块钱，差他去买一包五块的烟。

“那时的发廊很有意思，九十年代电脑刚刚盛行，你拍一张照片，就有人把发型拼到你的头上去，名为给你设计发型，其实是最low的那种拼，很贵的”，他说。

而《梦幻丽莎发廊》里详细的场景，发生在仁科脱离海丰，搬到广州的石牌村之后，他总会挑一张CD，找一个客人很少的时间去家旁边的发廊，花五块钱洗个头，“这五块钱花得很值”，仁科说，“我可以听到我喜欢的歌”。

厥后“家道中落”，仁科的父亲做生意赔了钱，连夜带着家人逃到了县城，茂涛的父亲由于一笔至今未结的工程款宣告破产。

不外，纵然家里欠了许多钱，到了做大厨的父亲事情的茶室，仁科照样能进到单独的休息室，吃到一条专门为自己炸的鱼。

摄影：宋晓辉

就像大多数决议漂流的年轻人一样，茂涛高考考砸了，打死也不愿意复读，跑到了那时的“打口碟圣地”广州，想听到更多的摇滚乐；距离三年，在一场“首届海丰原创音乐会”上熟悉了茂涛的仁科也“受不了了”，变卖了自己的油画颜料，拎着爸爸买的一袋香蕉，坐上了去找茂涛的，开往广州的黑车。

“走鬼”走了

2009 年，五条人的第一张专辑《县城记》获得了《南方周末》发表的年度音乐奖，终身委员是乐评人郝舫、李皖、张铁志，和音乐人老狼、小柯，颁奖词写道：

“五条人”在其首张专辑《县城记》里舒展了原汁原味的乡野中国，在音乐日趋娱乐化的大靠山下，它无异于“盛世中国”的音乐风景画，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最终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与人。

在《县城记》所描绘的“乡野”中，有六七十年代偷渡到香港，八十年代回家做生意，倒卖港币的“港纸商人”，有“有雨也累，无雨也累”，坐在田边吸烟的李阿伯、海丰蚊香厂门口埋怨老板的老员工、吃饱了没事干天天跑到制衣厂门口朝女工乱喊的老光棍阿炳耀，也有那首《问题泛起我再告诉人人》，唱一唱身边要娶亲的傻同伙。

这张专辑降生的地址不是海丰。先到广州的茂涛投奔了在华师大念书的哥哥，在华师大的男生宿舍里住了一年多，蹭了许多影戏课，仁科前来投奔时，由于听打口带爱上摇滚乐，又由于摇滚乐漂到广州的茂涛正在华师大门口摆摊卖打口带，两人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毛胚房，仁科卖盗版书，茂涛卖打口带，两人做了“走鬼（流动小贩）”。

那段“走鬼岁月”有些嬉皮、地下的味道。中午故事在《五条人：问题泛起我再告诉人人》一文中写过，那间只粉刷了墙的屋子经常会住十个八小我私家，厨房也用来睡觉了。人人一起抚琴、瞎唱歌，想做生意的时刻就出去摆一摆摊，不想出门了就看书、写写器械，攒下钱了，几小我私家就一人买一辆二手自行车，计划穷游到云南……

第一次出行没有仁科，厥后他背着吉他和书，一小我私家坐着火车走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花光了手里的一千多块钱。

“走鬼”生涯一直连续到2007年，广州为了筹备亚运会严打摆摊的人，仁科和茂涛只好开了一家唱片店。生涯相对稳定下来，两人最先整理这些年的作品，在熟悉仁科之前，茂涛就最先尝试用海丰话创作歌曲，在跟一帮同伙玩闹、“瞎唱”的过程中，《县城记》初见雏形。

之后的故事看起来异常顺遂，仁科和茂涛熟悉了周云蓬的经纪人佟妍，用她提供的经费录了小样、给乐队命名为“五条人”，保持险些每两年一次的专辑刊行，在各地巡演、加入各种音乐节、签约漂亮天空……

而转变也在发生，五条人使用海丰话创作的频率变低了，仁科和茂涛早已不在城中村同居，五条人也迎来了新的录音室、新的乐手。

在《广东女人》刊行之前，如《南方周末》的颁奖词所说，五条人是直接与“乡野中国”挂钩的，他们似乎被赋予了某种使命，方言需要被振兴，小人物需要被讴歌，五条人的歌曲若干有些功能性。

而在脱离海丰，再搬离城中村的过程中，五条人与其笔下那些相对边缘、底层的人物的关系，一度有些暧昧。在《阿炳耀》中，他们直接唱出了“我想到了炳耀啊，真是可怜呦”这样的情绪，而像《酒鬼猪哥伯》《抄电表》这样的作品，则使用了更戏谑、自然的表达方式，如仁科所说，“做一台摄像机”。

2015年，《广东女人》刊行之后，五条人的视线从海丰转向了广州，歌曲中粗粝、严肃的元素随着海丰话的削减而削减了，留下的空间中多了几分吹着温热的风的都市柔情。

这也是第一张，五条人没有收获完全的赞誉的专辑。地域、阶级、语言、文本价值……这些严肃的命题一时间加在了五条人身上，汹涌新闻在 2017 年采访了五条人，文章题目是——

进入中产阶级的“五条人”，是否英雄依旧？

俄罗斯转盘

在提及录制综艺节目的兴趣时，仁科想到了节目组的发型师，茂涛想到了化妆师。

仁科的发型师是五条人的粉丝，知道他们要来加入节目，把一首《梦幻丽莎发廊》分享到了事情群里，得知五条人被镌汰了，发型师眼里泛着泪花，仁科抚慰了他大半天。茂涛则记得自己演出竣事，一下舞台就收到了几个化妆师的拥抱。

仁科似乎天生就对人类保有好奇，采访进行中，他会突然停下自己的话，最先询问我手上的矿泉水瓶里装着什么饮料。

“我们可以从生涯的转变中吸取兴趣，苦中作乐也好，你只要稍微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许多人私底下是很有趣的。就像电视台采访一个农民，他在镜头前语言可能很严肃，但生涯中的他也许很鲜活，并不单一，我的怙恃也是这样，他们是很厚实的。”茂涛注释了他们的“兴趣”。

对于陌生人的善意与好奇，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也来源于仁科口中的幸运，“不管在发廊、工厂照样摆地摊，我都是被人照顾的那一个，我写的那些人物给我带来的，更多都是蛮温暖的回忆。”

这样的好奇延伸到五条人的作品中，通常被我们称为“人文关切”。新闻中由于初恋嫁人、开着货车撞上高架桥的司机、被感恩中国网站刊登的托钵人马百草、想象中存在于都市的几百万只猪……

在《世情》中，五条人写到了自己的同伙阿良仔，他们相约去大都市见见世面，设想过一起到巴黎和纽约，歌曲的最后是这样唱的：“阿良仔在工厂从早做到暗，哪儿都未曾去过，他的屋内还存有那么十多张CD，和几本摇滚杂志”。

“你对阿良仔的情绪，是同情或者惋惜吗？”我问道。

“你知道鬼压床是什么感受吗？”仁科反问我。

十六岁那年，脱离海丰之前，仁科在工艺美术班学了画画，在母亲同伙了先容下进了一家贝雕厂，他天天的事情就是站在一座贝壳山前面画贝壳，凭据贝壳的纹路绘出一些龙、鱼、丹顶鹤，厥后腻烦了，就最先画怪兽。

那时，仁科的母亲、哥哥都在工厂上班，在细分的工种中，仁科的活儿不是最脏最累的，画画这件事，归根结底另有些创作空间，他在工厂算是文人。

仁科说，他看工厂里的同伙，就是鬼压床的状态，“你在做谁人梦的时刻，想要醒来时很难的，需要支出伟大的起劲，对不对？在你刚刚要醒来的时刻，稍微松懈了，又会被吸进去。以是当我看到一些人很有才气，然则什么都没做、没有挣扎的时刻，是不会惋惜的”。

在《南都周刊》，张晓舟曾把五条人称为“民谣走鬼”，他是这样注释五条人与周遭人的关系的：

五条人身上一半是流放者一半是流浪者，或者说，一半是漫游者一半是走鬼。所谓流放者，是有清晰的主体意识，是三观坚定的，是自我流放于社会的边缘和艺术的角落，犹如本雅明笔下波德莱尔那样的都市漫游者，混迹于流浪汉和烂仔之间，但他清晰自己是个“文化人”。

而流浪者是迫不得已地被生涯卷进天桥过道和桥洞里，被卷入沙尘和酸雨中，用广州粤语来说就是走鬼——流动小贩——而五条人恰恰曾经历久以销售打口唱片为业，和算命的、卖水果的、卖盗版书的为伍。

而在仁科的口中，从脱离海丰，住在石牌村，再到脱离石牌村，险些没有”迫不得已“的身分。

“我虽然可以明白他人追求世俗的幸福，但我不是，也万万不要说什么体验生涯，我不是跟社会对着干，也不存在融入，我也属于社会，在我考察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考察我。”

仁科以为，大部门为了赞美、朝拜，具备功能性的歌，最后都市酿成垃圾，他们没有能力为底层写作，只是在一些履历中，自己接触了、被影响到了，同时也影响了五条人的创作。

这也可以注释，为什么五条人之后的作品，可以追溯到维姆·文德斯的《公路之王》、吉姆·贾木许的《离魂异客》、贾樟柯的《天注定》……

仁科说，自己在疫情时代看了许多类似《游民三部曲》的纪录片，他看黑人、印度人、菲律宾人、英国上层，也看艺术家，他兴奋地聊起一个拉美的纪录片中，印第安人使用的一种排箫，吹出来一段异常好的旋律，没有赞扬或者俯视，“你在地球上生涯，他们的生计状态跟你有关系，一个都逃不掉。”

对于部门青年文人来说，“别处”意味着文以载道式的“改变天下”、“批判社会”，在各国的乌托邦里，文艺作品能在现实生涯中起不小的作用，而五条人对于社会议题、底层生涯的体贴，更像是一种自然、普世的惯性。

仁科和茂涛没有刻意选择任何一个视角，换句话说，他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没有把自己从当下的履历中有意摘出来过，没有所谓“社会责任感”的负担，影响和被影响共存，这样记录下来的器械，反而成为了另一种关切。

米兰·昆德拉曾在《生涯在别处》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由于真正的生涯在别处。学生们正在搬起大鹅卵石，推翻汽车，筑起街垒；他们的进入天下是喧闹和壮观的，被火焰所照亮，被催泪弹的爆炸所辉耀，生涯对兰波来说艰难得多，他梦想着巴黎公社的街垒，却不能脱离沙勒维尔。

但在一九六八年，成千上万的兰波筑起了他们自己的街垒。他们站在街垒后面，拒绝与这个天下的暂且主人作任何妥协。人的解放必须是彻底的，否则毫无意义。”

但在小说最后，主人公雅罗米尔摆出了诗人的姿势，框入了艺术家、革命者的造型，也没有在别处找到生涯，等来解放赋予的意义。

五十几年后，一个叫做五条人的乐队在歌里频频吟唱“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

他们否认时间的线性运动，只认当下（就在节目录制时代，五条人还在准备疫情时代的新作）；他们的地域中没有“别处”，像是应了那句“驻足天下，放眼海丰”，五条人在那里，那里就是此处。

在仁科的形容中，《乐队的炎天》可以被看为一个赌场：

“进去的时刻一定是想赢钱的，然则在赌场内里，另有许多好玩对吧？我可以玩俄罗斯转盘，也可以喝着酒，看别人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