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里来讲，谁不想体贴自己的小孩。可我们这些打工的，许多人生计都疲于应付，只能把孩子丢在老家给老人看。没怙恃牵制，小孩读完初中，高中考不上，这就完成了留守儿童的程序。

他来到深圳，出租屋里窝一两个月，随便找个事情，过几年谈个恋爱，然后娶亲、打工、养孩子，一代一代，生涯就这么不停地复制。”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深圳微时光（ID：szdays），作者：黄小邪，图片：young、黄小邪，题图由作者提供

下一代，能在深圳安身立命吗？

作为女儿，不夸张地说，邱蜀钧相当崇敬父亲邱兴堂——他有能力，且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要说俩人有什么分歧的话，那也许就在婚姻这一点上。

邱兴堂给邱蜀钧先容过好几个深圳内陆男孩。邱蜀钧抗拒这样的放置，每次加了对方微信后就不了了之。

饭桌上，怙恃站一方，她和弟弟站一方，没少为这个话题针锋相对，现在弟弟读了大学，剩下她一个人在饭桌上孤军奋战。

“我常跟女儿讲，人这一生就这么几回机遇，女孩比男孩多了一次，那就是娶亲嘛。我不求她大富大贵，就希望她平稳平顺。你看她每月那点人为，能在深圳安身立命吗？在这儿，你喘口吻都要花钱啊。”

女儿继续了父亲身上的理想主义，却接受不了他吃尽苦头归结出的现实规则。

从他们租住的农民房走出去，步行5分钟就到了黄贝岭牌楼。这里，恰好临着深南大道的起点。

“守着深南大道，荣华近在咫尺，但这儿，却是另外一番情景。”

未加思索，邱蜀钧流畅地背出了这句话。这是央广新闻2013年关于黄贝岭村的新闻报道中，提到的一句话。 

“另外一番情景”，着实与深圳其他城中村无疑。

一条稍微宽敞的村道两侧，即是麋集逼仄的农民房。“有的一间出租屋里好几张双层床，一个床帘后面就是一个家。”邱兴堂弥补道。

26岁的邱蜀钧长相隽秀，父亲邱兴堂脱离四川达州老家到深圳讨生计时，她还不到6岁。她留在老家，读完了小学、中学，又在成都读完了大学，2015年结业厥后到深圳。

有时刻，邱蜀钧看着邱兴堂走在村巷之间，用四川话跟街坊邻人闲话家常，场景似乎与老家并无差异。

黄贝岭村里，像邱家父女这样，来自四川达州的深漂有靠近9000人，老乡最多的时刻，也许有约莫3万人聚居于黄贝岭。

“我们最先住在黄贝岭村，厥后这里革新，人人搬到了四周的罗芳村，罗芳村拆了，我们又搬回了黄贝岭。兜兜转转，房租涨了好几倍，就这么一直在都会里转。”

村里有许多像邱兴堂一样，在深圳呆了二三十年的达州老乡，多数人以体力营生。其中不少的士司机，早些年也有些开蓝牌车或摩的的，剩下的多以打零工为生。

老乡们的孩子当中，像邱蜀钧这样读了本科的寥寥可数。大多数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在老家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考不上就只能出来打工，也有一些读了大专。

来到深圳，没有学历的孩子，有些随着父辈以体力营生，有的辗转于种种暂且事情，看不到希望的又回到老家。一年前，邱兴堂帮一个老乡的儿子，找了份送快递的事情，小伙子干了没几个月，告退回了老家。

“我们这里出个出类拔萃的人很难的”，邱兴堂圆脸微胖，双目炯炯，一口川普爽朗英气，嘴里的话却压制繁重——

“从心里来讲，谁不想体贴自己的小孩。可我们这些打工的，许多人生计都疲于应付，只能把孩子丢在老家给老人看。没怙恃牵制，许多小孩读完初中，高中就考不上了。这就完成了留守儿童的流程，他来到深圳，出租屋里窝一两个月，随便找个事情，过几年谈个恋爱，然后娶亲、打工、养孩子，一代一代，生涯就这么不停地复制。”

“我畏惧重复怙恃的人生”

宝安福永的工业区里，陈彪感受自己的人生，已经滑入了父辈的轨道。

他今年27岁，在一间外企的工厂里做了11年电工。打工、挣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子没有稀奇开心，也没有忧伤”，就这么靠着惯性一天天地往前滑。

他打心眼里，恐惧这样的重复。恐惧像怙恃那样，重复一辈子。

怙恃脱离山东老家到深圳打工时，陈彪13岁，弟弟才三四岁。爷爷奶奶拉扯弟弟，他读投止学校，每月回家一次。

对念书，陈彪没若干兴趣。怙恃也顾不上他的学业，以为“在学校里混日子，不如早些打工挣钱”。16岁这一年，他从中专退学，来到宝安怙恃打工的厂子里，成了一名流水线工人，半年后，他又转做水电工，一直做到了现在。

相比流水线，电工轻松许多，不需要检验水电问题时，他没若干事情可做。外企的厂子制度和福利都很正规，陈彪和怙恃呆在这里，再也没脱离过。

电工做了三四年，他感受不行。工厂里的日子一眼望获得头——每周上六休一，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除了午饭和晚饭的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在流水线上忙碌。许多人就这么从二十多岁，做到了四五十岁。

电工没那么累，可照样看不到希望。他知道这样下去不是设施，自考了大专，拿到学历后又自考了本科，专业选的是工商管理，由于录取分数线较低。

他盼望跳出工厂，心里又没若干底气。自考的学历不难拿，能学到的器械却没若干。 这些年一直呆在工厂里，出去以后自己事实醒目什么，陈彪不清晰。

陈彪和怙恃在饭桌上，也没少谈起未来计划，这样或那样的营生聊过之后，照样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身边的同事，基本上也在这间工厂做了许多年，人人常聊起以后的计划，可也是嘴上说说，尔后不了了之。像陈彪这样自动考个学历的人，都没有几个。

在宝安机场做地勤事情的姚霏，对当前的处境甚是绝望。

她从3岁起便随着怙恃来到深圳，在龙岗的民办学校里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后，回到湖南老家读完高中。大专结业后应聘到深圳的一家航空公司做地勤。

姚霏的一样平常事情，是接待、服务头等舱搭客，不需要什么履历，也没有门槛，公司喜欢招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许多女孩做几个月，或者考上空乘，或者去某个公司做个前台，留下来的大多也在混日子。

她不喜欢这种事情民风，也看不到什么前途，最要害的是收入着实太低，上个月她只拿到1700多元的人为，她在机场四周租的公寓，房租、水电加起来，差不多就是这个数目。多数时刻，她每月能领到2000多元，家里再另外贴补2000多元，以维持她的生涯。

有段时间，想到自己还得靠家里养活，她压力就稀奇大，她实验过靠兼职实现经济自力，那段时间，下班以后的空档，均被严丝合缝的兼职占满——模特、礼仪小姐……

一个月下来，加上人为，她的收入有8000多块。这样连轴转了一个多月，她病倒了，想回到龙岗怙恃那里，可着实没谁人气力。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靠着外卖员送来的白粥和药，才撑了过来。

恢复过来，她放弃了挣扎，“瞎蹦跶啥啊”。她心里清晰，这样消耗体力和时间赚钱，基本就不是个设施。

姚霏跟怙恃提过几回去职，获得的回覆都是“你缺若干钱，我们给你补出来”。她怙恃一直在龙岗做小生意，实体经济不景气，赚钱并不容易。

在父亲眼里，她学历低，出来也找不到什么好事情。母亲则以为航空公司好歹是国企，听到女儿“被游客指着鼻子骂”的埋怨，宽慰她“服务业都这样”。在母亲看来，姚霏当下要紧的是找男同伙，25岁之前娶亲，28岁前能把孩子生下来就最好了。 

母亲身体欠好，姚霏不想违拗她，也不确定脱离航空公司，未来是否能变得更好。这份地勤事情可以上一休一，真的找一份朝九晚六的事情，她忧郁一时难以顺应。

当上空乘，是她当下能抓到的最好选择，但她也不以为这份事情有多大意思，“还不是要遇到许多低素质的游客”。

“跟深二代，我们不是一个阶级的”

3岁时，姚霏就随着怙恃从湖南老家到了深圳。生涯多年，她对这个都会却没若干情绪可言。

姚霏怙恃在龙岗开了快20年的鞋店，店面一直没搬过地方。现在每次回到龙岗，她最怕在店里碰着认出她的老同砚，“第一我想不起对方是谁，第二我不想跟那段已往，再有一丁点的关系。”

在她看来，学历不高、前途不明，以及始终脱节不掉的自卑、敏感、不合群，都与曾经昏暗残酷的少年时代有关。

在姚霏就读的龙岗民办学校里，先生素质乱七八糟，不少孩子来自四周工业区，怙恃对他们的学业不抱若干期待，不少人初中结业后就进了工厂，校园里学习的气氛远不及公立学校。

有位先生警告全班学生，不要同姚霏讲话，原由是她没交作业。轮到她做值日，这位先生百般挑剔，她一个人把课堂地板拖了7遍，回家路上，她发现手心磨出了水泡……

被先生伶仃的学生，容易就成了同砚们排挤的工具，常会遭受群嘲、欺凌。

她在学校里话少孤僻，但也交过几个玩的不错的同伙，或者是邻人，或者是同砚，相交一两年后，这些孩子就随着怙恃回了老家，今后再无音讯，友谊咔的一下就这么断了。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一段伶仃无援的时光，她常在家里哭，怙恃忙着生意，回应总是“不缺你吃穿，你哭什么”，或者“先生怎么会错，肯定是你纰谬”…… 

小时刻她喜欢舞蹈，怙恃差别意，问她“学这个能当饭吃吗”。有段时间，她对黑板报很有兴趣，某天下学后便跟先生提出想介入。先生指着正在画黑板报的几个同砚，奚落了她一句， “别人的爸妈一会儿开车来接他们，你怎么回去？” 从这以后，她很少画画，连上黑板做题都抗拒。 

在学校里，自信与热情一点点被掐灭，姚霏磕磕绊绊地完成了学业。事情以后，父亲有时会提及的那句“学历那么低”，她格外敏感，偶然看到招聘信息上的那句“本科及以上”，心里就稀奇不舒服。

“但凡我念书的时刻，能像我那两个同伙一样，怎么都不会落到今天这一步。” 

说这句话时，22岁的漂亮女孩眼睛稍微眯起来，失焦地看着远处，瞳孔里满是破碎感。

姚霏口中的那两个同伙，是她成年后熟悉的，一个读了北京的名校，另一个出国留学，在银行有份不错的事情，最近准备考取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这两个女孩跟她一样，幼年追随怙恃来到深圳。差别的是，俩人的怙恃在市中心事情，早早落了深户，二人住在学区房里，小学、中学，读的都是家门口不远处的公立学校。

除了难以企及的人生境遇，姚霏还稀奇羡慕对方有发小，“她们有从幼儿园一直玩到现在的那种同伙，我没有，从小到大我都是孤零零的”。

成年以后，听到姚霏再次讲述那些事情，母亲才意识到昔时的疏忽。姚霏没有告诉母亲。那几年里，她先后写过好几份遗书，牵挂着家里的狗，才把自杀的念头摁了下去，现在来看，那时可能已患上了抑郁症。

生长的阴影一直随同至今。大学里跟男孩谈恋爱，她缺乏安全感，极其敏感，这段情绪没能走到最后。与人交同伙，她也会不自觉地忖度，“不能陷得太深，否则这人唰一下子脱离了，就太难受了”。

在我们碰头的前一天，姚霏跟准备考研的女孩玩到了深夜，玩着玩着她又以为歉疚，“我不能老找你，会影响你考北大的”。

这个同伙是她在社交软件上熟悉的，俩人生长靠山、事情环境完全差别，面对面反倒能卸下面具，无所顾忌地谈天，“骂人、说脏话，什么都敢讲。”  

坦诚相见，并不能消解姚霏的自卑，“按正常来说，我不应该遇到这样的人，也不应跟这样的人做同伙，我们不是一个阶级的。”

留守儿童，一代又一代

相比之下，邱蜀钧的选择自由了许多。 她在深圳先后换了三份事情，嘴上虽说“事情5年一事无成”，实际上每份事情她都能做得专注且不乏兴趣。      

她有学历，父亲邱兴堂颇有能力，也支持她在职业上的实验探索。比起黄贝岭村里逐日为下一顿饭奔忙的老乡们，老邱经济实力相当不错，这能让女儿在选择事情时，不必思量生计压力。

1999年，做州里医生的老邱，为了还盖房欠下的债务南下深圳。他在工地上出过苦力，私下帮老乡们看过小痛小病。之后从内陆村民手里承租下几栋楼，做了好些年的二房东，手里才积下来一些钱。

十多年里，邱蜀钧一直被撇在四川老家。相比大多数留守儿童，她算是幸运的——随着做先生的姨妈长大，学业与生长都获得了仔细关注。早些年长途电话费贵，老邱和妻子会专门给女儿写信，注释留她在家的心事。

心事，填补不了生长的缺憾。

弟弟比邱蜀钧小8岁，是在深圳的铁皮房里出生的。那时刻在老家，婶婶阿姨们常逗她，“你爸妈在深圳生了个弟弟，不要你了”，老家重男轻女，这种玩笑话每说一次，都能让她哭一场。

她羡慕弟弟，弟弟读的是双语幼儿园，教拉丁舞、小提琴……那是老家小孩没碰过的器械 。可按那时的高考政策，她没法在广东加入高考，只能呆在老家念书。

着实，在深圳的弟弟也有失踪的时刻，小学学位需要积分排队，他排在内陆户籍之后，7岁的孩子问邱兴堂，“我是在深圳出生的，为什么不是深圳人。”

2008年汶川地震时，邱蜀钧14岁。当夜为了逃避余震，人人睡在操场里，她躺在姨妈身边，心里怕得要命，“忧郁地下突然裂出一道口子，我就掉下去没了”。

她心里埋怨怙恃，这时刻还不回来看她。又忧郁真的丧生，连跟爸妈作别的机遇都没有。

她用随身的MP3，偷偷给怙恃录了一段话，真的遭遇意外，也算有个告辞。生离死别的遗憾与苦痛，在嘴里、心里一遍各处咂摸预演。对弟弟或多或少的羡慕或嫉妒，对怙恃远离的忿忿与不解，也在咂摸中逐渐消解。

26岁的邱蜀钧抱着纸巾盒，一遍各处擦拭着眼角和鼻子，讲完了14岁的这段履历。

在陈彪眼里，自己还算不上留守儿童，他弟弟才算。

怙恃南下深圳的14年里，弟弟随着爷爷奶奶，从懵懂幼童长成了高中生。无论在老家照样来深圳，弟弟跟谁的话都少。暑期到了深圳，大部分时间也是呆在房间里，看电脑或者看手机。兄弟俩一天说不上10句话，讲的最多的一句是“用饭了”。

陈彪女友是四川人，想让他一起回四川生长。他表哥在山东做工程，也想叫他回去协助。脱离深圳，他下不了刻意，“究竟呆久了，习惯了，社保交了这么多年，户口也转过来了。” 

落户深圳，他心里有盘算，“以后有了小孩，可以带在身边念书嘛”。

在距离陈彪工厂13公里的蚌岗村里，邻人们常羡慕陈莲花能在深圳带大4个小孩。

四个孩子当中，二女儿考上了广州的一所本科学校，另外三个孩子都读了大专，“不用再像我们一样出劳力了”。

村里那些在老家长大的小孩，多数只能读完高中，”来了深圳，跟爸妈都不亲的，性格也跟小时刻不一样”。

蚌岗村位于深莞交界处，四周多为工业区，村里栖身的多是像陈莲花一样的流水线工人。今年春天受疫情影响，不少工厂歇工裁员，许多怙恃无法负担民办学校上万的借读费，不得不将小孩再送回老家。

“现在一个孩子的借读费，顶得上以前四个孩子，钱也不经用。要是现在让我们供四个，无论如何也供不动。”

三代人的不归路

在黄贝岭村的达州老乡当中，邱兴堂颇有威信。他讲义气，有能力，人人都知道”有难事，找老邱“。

小时刻邱蜀钧放假来深圳，最常见的场景就是怙恃在闷热夏夜里的争执，“好不容易挣点钱，还没捂热，大午夜的饭都不吃，就跑出去救济人家了。” 

十明年的女孩也心疼父亲，“不到40岁头发都白了”。可那些老乡的遭遇也着实心酸，受了工伤老板不赔钱，干了大半年收不到人为，另有老乡走投无路跳楼自杀。

“为什么要跳楼呢，不是挺好的吗？”年数尚幼的邱蜀钧想不明白。

母亲告诉她，跳楼的老乡家里人生了病，一家老小要用饭，干了活没拿到钱。“在老家我随着姨妈生涯，很少接触社会，世间百态，都是在深圳才感受到的”。

着实那时刻，老邱也没啥设施，往往是一群老乡堵住对方的门，“解决不了问题，也容易发生冲突。” 

2007年，同墟落流动党支部在黄贝岭村试点建立，老邱当过兵，是党员，威信又高，被老乡们推选为党支部书记。党建引领之后，老乡再拿不到人为，老邱就带着状师，拿着准备好的一摞质料，有理有据地跟对方谈判。

早些年经费不足的时刻，邱兴堂背着妻子，从收到房租里偷偷抽出点钞票，给老乡们办了不少实事。技术培训、劳务维权、执法普及、免费春运、组织义工服务……去年还在黄贝岭村祠堂门前，为达州老乡办了场春晚。

在黄贝岭村达州流动党支部的办公室里，邱蜀钧指着头顶的家政培训课程条幅说，“今年由于疫情，这个才搞到第四期”。

在她背后的墙壁上，贴着往年电工、焊工等技术培训的信息，“给老乡找出路上，我爸脑子里有很多多少想法，他是一刻不停地琢磨设施。”

读大学的时刻，邱蜀钧暑假就会帮着老邱做这些事情。今年她事情换到罗湖，搬回黄贝岭村与怙恃同住后，业余时间差不多都给了这个流动党支部。在我们谈天的间歇里，她接待了一个追求劳务维权的小伙，好几个咨询家政培训的阿姨。

邱蜀钧以为这事有意思，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她在深圳价值感与归属感的泉源。“稀奇是做义工的时刻，我感受我就是深圳人。”她说。

邱蜀钧（右）   受访者供图

今年最先，邱兴堂给黄贝岭村里80多岁的老乡们，组织了好几回生日会。

这些“老深漂”与老邱父亲的年数相仿，在老家做了多年空巢老人。现在“挑不动水、捡不动柴”，只能跑到深圳投奔后代。另有些老人在家中寂然离世，多日后才被邻人发现。

来到深圳的这些老人，后代们早上7、8点出门，晚上7、8点回来，他们大部分时间，只能独自蜷居在狭窄的出租屋里。

“着实他们的今天，不也是我们的明天。” 

5年前，邱兴堂最先在达州乡下包了几百亩地，实验车厘子莳植。

他从深圳内陆人手中租到的几栋楼房，前几年被拆迁后，二房东的营生没法干了。他想回老家蹚出一条路来，老兄弟们在深圳干不动了，也能回去随着他搞莳植。

20多年前在老家建的屋子，老邱前些年卖掉了。他借住在亲戚家里，在车厘子果园干活的，都是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六七十岁都算年轻人了。”  村子里，大部分田地都已撂荒，能看到只有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

通常里，邱兴堂和老乡们聊起来，把南下打工称称作为不归路。

“我们现在就走到十字路口，不敢想未来。这个岁数还能出几年气力，想在深圳呆下来，物价房价高的够不着天，想回去，屋子塌了，良田好地长满了人那么高的荒草，回去了也养不活自己。没什么设施，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折腾了5年，邱兴堂的车厘子果园，明年就能大规模产果了，一切顺利的话，会有数百万进账。他想得久远，不止要带着老乡搞莳植，“未来做的好，我们也搞个南街村那样的公社”。

邱蜀钧有了个心仪的男同伙，不是父亲属意的内陆人，她计划各方面更稳固一些，再带去跟家人碰头。一无所有的年轻人，靠自己赤手空拳扎根深圳，是她更愿意信服的人生规则。

“父辈那一代的那种压制感和窒息感，在我这里可能稍微弱些，可能是我的选择，也要比他们更多一点。”

对于自己在深圳的未来，女儿比父亲乐观多了。

备注：应受访者要求，姚菲为假名。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深圳微时光（ID：szdays），作者：黄小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