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赵敏文，编辑：李思思，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0年只剩三分之一了，但一场疫情，仍像悬在头上的剑，让所有人忧郁未来。

疫情也按下了时代的快进键，它让所有人都意识到：数字化的主要性。

疫情阴影下，那些会用外卖、电商、直播、消费券的小店，抗击打能力要强大得多。

另一群人，则落在了时代之后：中国另有5亿不会用智能手机的人、2亿未曾接触网络的老人，他们之中，就有许多小店的雇主。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的是一群“小店计划师”：

这个行业在武汉降生并推广至天下。疫情最严重时，“小店计划师”们教雇主开通外卖、做无接触点餐，帮小店挺过难关。

疫情后，他们则通过小程序、数字营销、支付宝消费券等方式，让小店迎来重生。

但能实实在在地，辅助那些散落民间的小店，则是这件事带来的更大成就感。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一天4万步、“扫”100家店，就为了每个小店能有苏醒的机遇

王静，女，小店计划师

熬过了疫情后，武汉陌头又最先熙熙攘攘，人们起劲让生涯回到轨道。

而作为武汉人之一的我，在干的或许是他们之中，最辛勤的一份事情。

每一天，我都要在热到发烫的街上“扫街”。武汉市中心全部是楼房，没什么绿化、又是高楼，地面温度最少40度。

最忙的时刻，天天跑10个小时、造访100家店，一天的步数最多达4万步，遥遥领先同伙圈的其他小伙伴。

这份事情叫“小店计划师”，不仅磨练体力，也挑战耐心。我天天的一样平常就是教雇主用二维码、开通外卖、发消费券…

武汉的炎天堪比“火炉”，没有最热,只有更热。以是，每次扫街回来，我的衣服都市被汗水浸透、渗透白色的盐渍，人也黑了一圈。

但看着街边小店又重新热闹起来，我也很开心，究竟，这样武汉就离完全苏醒更近一些。

疫情严重时，我和无数的武汉人一样，一共困了68天。

印象最深的感受，就是绝望。那时我就以为，不能这样，人要做点事，日子才会有盼头。于是我们一家人，就天天轮换着出去做志愿者——帮小区送菜。

封城前3天我还在跑客户

熬到4月，人人终于能出门了。我公司也新增了“小店计划师”的岗位，我因社区送菜对街道、门店都比较熟悉，顺理成章地成了武汉第一批小店计划师。

疫情时的封城，加速了数字化的历程。一个冬天已往，每个武汉人手机里都至少有五个社区群——用来团购蔬菜。

虽然现在疫情消退，但人人对网络却更依赖了，而这对大多数商家来说，也成了苏醒最主要的入口。

“扫街”时代，我得知一家小区里的餐厅，因社区封锁，外面的人没法进来，小区的人则都在家做饭，餐厅一天也没几笔生意。

那成了我第一个客户，厥后我每周都要去那里2~3次。我一张张帮他扫描菜单、上传菜单，建了个外卖系统，并协助把链接天天发在小区的群里。

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是方便了，但对老人来说则生涯变得“难题”了一些——他们眼神欠好、腿脚欠好、还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当新技术涌进来，他们只能无奈地落在后头。

我曾遇到过一个在菜市场卖菜的老太太。现在很少有人在身上带现金，而她又不会用手机，生意都被那些可以提供手机支付服务的商家抢去了。

我帮老太太申请了新的支付宝二维码和一个小音箱。今后，每一笔付款，都能发出“叮”的一声并报出数字，老人就知道：钱收到了。

另有一个开卤味店的60岁阿姨。她的店生意很好，每次见她，她都忙得晕头转向。但当我去店里回访时，却发现老人连租金都快付不起了。

原来，店里的二维码是儿子申请的，所有收入都直接打到儿子账上。而他从不来店里协助，老人逐日的辛勤都成了儿子浪费的资源。

于是我向公司申请，以老人的身份证重新办了收款码。现在只要看到我途经，老人家就会开心地招呼我坐下，还送我一堆卤味。

这些都是我们的“举手之劳”，但对他们来说，却异常主要。

我曾造访过一家兰州拉面馆，老板的小桌上摆着一块“抗疫先锋”的奖牌。

疫情时代，他带领着伙计免费给雷神山医院送餐。这一送，就是好几个月。

武汉的每一个小店，都在疫情时代付出了许多。只要能辅助到他们，我是发自内心的以为自豪和开心。

海归后回武汉“扫街”，虽然辛勤，但我很自满

耀文，男，小店计划师

许多人都新鲜：你一个海归，为什么干“扫街”这么辛勤的事情?

我本科在华中农业大学学都会计划，结业后去了深圳一所建筑师事务所。干了两年，考上了美国的公立常春藤学校大学之一，佐治亚大学。

结业后，我继续留在美国事情了3年。

许多人都以为，这挺让人羡慕的，但我干得越久，心里越明了：我没跟上时代…

那时我在美国做数字化相关事情。但美国的数字化和中国相比，缓慢而拙笨。

我那时刻的事情是帮旧金山唐人街的小店确立网站。最最先，我很有劲头，跑了800多家店领会产物和需求，再帮他们建网站。

2015年，美国的网站还和中国PC时代的差不多：灰底白字，简朴地根据女装、鲜食、外卖来分类。

美国唐人街小店的网站导航页，与中国电商网站相差很远

此外，点击进入后，不仅没有客服，也没有谈论区，一副“你爱买不买”的样子。最后有些雇主甚至懒得运营，直接关掉了网站。

当地的雇主告诉我，他们之以是建网，只是希望有人能搜索网站上的电话，让他们来的时刻不会迷路……

有些小店网站只挂了2件商品

干了3年多后，我越来越沮丧，以为建网站基本辅助不了雇主的线上销售。

而与此同时，海内的情形已经突飞猛进。印象最深的是，过年回家时，我发现老家那里一部手机，一个支付宝APP，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网购、外卖、打车、理财…

虽然美国许多方面都很蓬勃，但那都不属于我，我所在的行业还停留在十年前的发展水平。于是，2019年，我决议回国。

选择做一名武汉的小店计划师，一是离家近，照顾怙恃更容易；二是相比北上广，武汉的数字经济，还很有潜力。

最最先，我也是“扫大街”，一家一家地跑：菜市场、早餐店、烧烤摊…

武汉保成路夜市

先从月流水10万以下的小店最先，做最基础的活儿，帮他们开通二维码收付款、外卖系统、自助点单系统…

逐步的，我最先转型，进入商圈和连锁店，开拓一些月流水10万以上的“腰部”客户。

这时，能帮小店做的就更多了：小程序、小额贷款、支付宝消费券…几个月后，我的业绩，也排在武汉的前几名了。

或许，在许多人看来，这份事情天天在街上跑，累，脏，像房地产销售。但真正领会，我才觉察这事情的价值和有趣。

这份事情的平均年薪能到20万左右，而在一些小城，我知道另有的人能做到年入百万。

此外，现在这事情离小店近、离科技更近，用科技帮小店，是我稀奇愿意去琢磨的一件事。

“扫”到一个妻子，我沉淀了自己的“扫街”方法论

柯萌，男，小店计划师

我是1996年出生的“小店计划师”。

我的同事大都是95后——由于得对互联网科技足够熟悉。但这事情并不是所有95后都能做，由于它异常辛勤。

今年1月20日，我就由于疫情被困在家里。但不能出门的时刻，我们也没闲着，天天挨个给客户打电话，远程视频，教他们用支付宝、开通外卖系统。

那时有个生鲜店谋划难题。那时人人都无法出门，我就想设施用小程序，帮雇主搞配送、维持生意。

但问题来了，结算需要打印机，这是在平时特容易搞定的事儿，但那时搞一台打印机就跟找战备物资似的。

厥后，我帮雇主在网上买了台打印机，用顺丰运到武汉，再托同伙运到小区门外，隔着栏杆，气喘吁吁地递给了雇主。这才算解决了问题。

厥后，武汉解封了，我们的事情也恢复了常态。 

现在，我天天都是先坐轻轨，再换公交，从起点站到终点站，穿越整个武汉。天天早晨8点出门，晚上10点才竣事扫街，回家。

扫街的时刻常顾不上吃一顿正经的午餐，饿了就随便在超市买个面包、水果，趁着这个机遇也可以和客户聊聊营业。

我算得上是小店计划师里的“老鸟”，现在还沉淀出了一些找客户的履历：

第一步，先谈天。把自己当做消费者，亲自体验店里的购置流程，找痛点，再拿响应的产物服务去和雇主相同。

第二步，把自己做好的乐成案例说服周边的店肆。好比一个支付宝刷脸支付的机械，我会先推给客流量最大的早餐店，等周围的雇主过完早，一样平常都市打电话过来问我若何安装。

这时代，我也遇到一些难题：武汉人嗓门大，性子急，遇到不会用，就直接吼。我性子急，也会怼回去。

有时在外人看来，我们是在打骂，实在我们是在相同营业。

疫情把人们衣食住行都逼到了线上，但也因此降生许多新机遇。总有人跑在前面，有人跑在后面。厥后者不懂，我们去卖力去教。

进入这行一年后，我还意外收获了一个妻子。

那时我正在做一个开网吧的客户，我承包了他的数字系统。相同下来，他以为我很靠谱，就把自己的妹妹先容给我。

现在我们已经领证了，原本计划5月办酒席，由于疫情，10月准备补上。

我从小在武汉长大，一直都以为武汉是个有人情味的都会。有句武汉话，叫:“冇得几大个事”。

等每一个小店都热闹起来的时刻，武汉也就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