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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宇物流注册_朝廷市场经济:食盐与帝国的财政

本文来自:经济考察网(ID:eeobook),作者:郭子健,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自先秦至20世纪,盐政险些是延续性最强的一项国家制度。在工业化之前,食盐的专营和税收对国家财政至关主要。正如司马光所言:“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传统中国,朝廷控制食盐能力的强弱,背后是国家统治能力的体现。然而,食盐的产销并非铁板一块,各环节都需要大量的参与者完成食盐的商业链条,国家在饰演主导角色的同时,还须协调参与者的利益,由此形成了传统中国食盐商业中朝廷与市场共存的局势。黄国信的新著《国家与市场》以食盐为研究工具,为解答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提供了有力注释。本书从食盐专卖形成之基础最先梳理,讨论了明清朝廷面临自觉形成的食盐市场、食盐走私,出于财政目的而举行的理性选择,对食盐的垄断也履历了不停调整,以相符市场逻辑。


相较于汗牛充栋的盐政史研究,本书体贴的着实不限于盐的问题,而是更大维度下一种特殊的市场机制。这种机制不妨可以称为“朝廷市场经济”。一方面,朝廷想借由垄断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便不得不拥抱市场,释放市场能量,扩大税源;另一方面,市场阀门终归由朝廷掌控,商人必须依赖与官员的互助、为权力寻租买单才气维持自己的市场优势。这一问题自己是一个全球性议题,已经逾越了食盐、明清中国的时空界线,将有助于我们明白中央集权国家从传统到现代一直存续的裙带经济或显贵资源问题。


精明的朝廷:拥抱市场的专卖体制


许多王朝政权确立之初,都在经济管理中表现出一种粗拙的万能主义倾向,即国家(尤其是中央政权)包揽一切、收缴一切、通盘制订设计,以到达财政的快速集中。书中所提到的“洪武型财政”,就是类似的模式。明初朱元璋执行的这种财政体制主要接纳实物征收,将天下划分为牢固的征收区块,由国家控制渠道,从而排挤市场流通。这在某种程度上颇像建国初期的统购统销和大行政区制度。必须认可,“洪武型财政”在短期内可以快速扩充国库的实物贮备,在政权确立之初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不外,作者也注意到,朱元璋并未完全破除钱币征收这一具有市场庞大性的制度,同时明初的盐政也深度依赖“开中法”给予商人一定利益维持财政的分配和流通。这就成为明代财政制度转变的一个口子。


15世纪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从外部促进了实物征收的瓦解。粮、盐都最先税收折银,逐步过渡到钱币征收的财政体制。老百姓不直接交实物,而需要先销售一次产物换成白银交给国家,而国家再以白银支付公共支出。相当于一笔财政两笔买卖,国家通过钱币财政成倍地促进了商业买卖。此外,到万历年间,盐税从官府向食盐生产者直接征收变为向商人征收,商人成为盐税的包税人,也成为朝廷的代理人,在政府把税额“包干”以后,商人有很大的自由根据商业逻辑操作税收。这两种重大转变,配合推动了明清商业与市场的繁荣。


而盐税在施展财政角色时,同样被卷入了市场之中。诚如作者所言,食盐商业是王朝财政第二位或者第三位的稳固泉源,在突发事件发作、通例经费不足时,更是最佳暂且财源。因此,本书选取王阳明任南赣巡抚时所筹军费和太平天国时期的川盐济楚来凸显这种暂且性的需要与既有盐区制度的矛盾。


盐区的划分,原本是国家行政干预的体现,它的目的是保证地方财政根据国家意志流入应该流入的地方行政单位。然则市场没有界限,尤其是盐区接壤或边缘区域,经常发生越界贩盐的征象,是为私盐。若是要解决军事危急,就必须从私盐买卖中抽成,意味着需要把私盐买卖半合法化。


《国家与市场》,黄国信/著,中华书局,2019年1月


在王阳明军费案中,王阳明作为地方主政者,平乱军费很大一块须由地方筹措,而且不能动用日常性开支所依赖的田赋等通例收入,盐税就成为主要的军费泉源。由此一来,父母官员就必须思量市场需要,以最赚钱的方式扩大财源,甚至在朝廷禁令眼前讨价还价,希望开放盐区。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官员们争辩食盐问题时,无不以民生为理由,但在现实状态中,盐法最主要的不是民生问题,而是财政问题,而且特别是军费泉源问题。


而“川盐济楚”同样是由于暂且性的战乱。所谓川盐济楚,即改变以往盐区划分的界线,暂且以四川盐运销至湖北。原本,川盐私贩的泛滥,一直是清政府头痛的问题。但当真正的军事危急泛起时,朝廷又不得不退缩以尊重市场流动,将川盐私贩合法化,允许川盐进入湖北境内销售。当叛乱平定后,朝廷为平衡地方利益,又接纳“禁川复淮”的措施,再次克制川盐流入,改由安徽一带供应。这种行政命令不仅遭到了市场否决,也遭到从战乱中获得稳固收入的四川地方政府的反制,不停来向中央政府争取这份制度外的收益。


回首父母官员在军事危急下的计谋,他们已经演化出与朱元璋那种粗拙的万能主义完全差别的精明头脑。父母官员此时充实认识到,只有把一部分行政权力让渡给市场,释放市场的能量,以抽成的方式和商人互助,才气以退为进,获得更多的财政收益。事实上,同样是面临军事危急,宋代的财政体制与明清这两位父母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宋代朝廷少少限制行业商业的流通和生长,反而是以庞大的税制完成对逐利者的软性盘剥,使朝廷有能力应付战争支出,同时也能让宋朝一度成为天下最富有的经济体。


作者进而指出,从钱币征收到知足暂且性支出而尊重市场,明清的盐垄断,对照尊重市场价钱和纪律,参照市场容量,深化了财政对市场的依赖,市场得以进一步繁荣壮大,王朝也以较小的行政成本实现了预期收入,朝廷与市场实现了“完善一体化”。


《市场若何形成》,黄国信/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


但明清财政的整体逻辑,仍然是一种高度设计性或者行政干预式的财政模式,并未演变出周全而专业的课税习惯。作者希望借助川盐济楚这个故事,反映明清朝廷尊重市场的倾向。但这反而是证明了,只有在非常态下,朝廷才会释放市场的财富以解决财政危急,这种形态犹如设计经济时代政府看待自由市场的态度一样平常,围绕财政收支的需要表现出张弛有度、时紧时松的政策。对于明清政府是否具有充实的市场接受度,以及对市场容忍政策的延续性,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质料加以佐证。


专卖、走私与权力寻租


明白“朝廷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途径就是考察私盐的流通状态。作者以两章的篇幅来叙述看似高度市场化的食盐走私商业中“官”的底色,通过泛起多个典型性案例,得出差别于过往认知的结论,即私盐的每一环节着实都受官方垄断的影响,并非完全市场化的行为。私盐不仅受制于官盐价钱,私盐买卖也要受制于官府的缉私,甚至官府与私盐商贩、盐枭之间也有某种亲切的勾连。更主要的是,着眼于父母官员,地方盐政的调整或变迁,也往往是基于官员个体的政治考量。由此一来,盐政就成为官员借用国家权威追求个体政治利益的工具。


首先,私盐的流通是民众基于生计的需要,要知道,私盐的价钱势必比官盐廉价。而官盐之所以价高,则是由于中央政府将盐视为财政收入的手段,有意提高订价。因此,私盐与官盐互为表里,官盐的政策就成为私盐流通的基础。这也就指向本书的焦点结论:私盐是官方垄断系统中最具市场化的因素,而非自身是一个完整、自由、成熟的市场。


其次,盐枭在私盐流通中饰演了主要的角色。所谓盐枭,即武装贩运私盐的团体头目。盐枭的发展,直接源于官府对私盐的强力镇压,为牟取利润而与官府不惜以武力匹敌,即形成武装。据作者考察,从唐宋至明清,盐枭的武装化规模基本是递减的状态,这可能和中央政府对于武器和军权的控制能力有关。此外,盐枭自己也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内在,镇压盐贩的父母官员很有可能夸大盐贩的气力,扣上盐枭的帽子以居功或向中央索要支援。而作者还指出,盐枭并非单一的与王朝匹敌的关系,他们也有可能被招安而成为雇佣军式的军事气力,用以抵御外敌或平叛。现实上,这也可以侧面反映出王朝的盐政逻辑。虽然盐枭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武装化的倾向,但因其并非以推翻朝廷为目的,而仅仅是武装贩盐获取经济利润,因此朝廷对他们的处理方式,在地方上就会充满弹性。犹如私盐市场的存在一样,虽然处于不合法的灰色地带,但却与王朝秩序存在着某种动态平衡。而掌控这种平衡的,在于朝廷的社会控制力和容忍度。


最后,地方的盐政体现着官员政治利益的自我实现和某种形式的权力寻租。本书先以江西虔州以广盐取代淮盐的改造为例说明政界政治对盐政的影响。虔州(今江西赣州西南)位于江西南部,在地理上离广东更近,但在行政盐区划分时却一直被要求运入安徽盐场的盐,遥远的路途造成虔州私盐盛行,民众遵照市场纪律选择广盐,盗徒盛行且避开官府的盐税,使朝廷倍感头痛。北宋时期,蹇周辅在虔州推动盐区的改造,尊重市场纪律使虔州进广盐,有效地消弭了盗贼,同时极大弥补了朝廷的财政收入。然而,这样一宗看似顺理成章的改造却由于其政治敌对势力的否决遭到破除。这当中即包含了政界之中官员自我政治利益的实现。


此外,书中所举清代孙士毅推动改埠归纲的案例,以论证盐政背后父母官员的念头和手段。所谓改埠归纲,即由原本的官府直接收购盐改由盐商自行收盐,再设立公局放置商人运销,而余利则由商人均分。换句话说,即是由原来的官府办盐变为官督商办,官府只管定额完成盐税义务,而中间商则可以通过入股的形式获得分红。这就成为清代盐政的一项重大变化。但现实上,这项政策的念头确实由于地方主政者孙士毅逃避财政亏空乌纱不保的政治责任而想出来的对策。与此同时,中间商的介入,为地方经济带来了洗牌,盐政下的政商同谋,不可避免为官员带来权力寻租的甜果子。


正如书中所展现的,无论走私何等疯狂,抑或盐政若何尊重市场,专卖就是专卖,垄断也绝不会因市场因素的增进而改变底色。


从传统中国明白市场经济


本书所体贴的是一个可以推而广之的问题,即传统中央集权国家,所谓“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是什么?虽然“市场经济”是一个现代观点,但市场的规则却深植于传统社会。无论是胡雪岩,照样盛宣怀,我们都能在他们的巨大成就背后看到其对市场规则的遵照,而另一方面,“红顶商人”和“官督商办”也是其不可或缺的入场券。就个体而言,他们的一切市场流动,都笼罩在权力的珍爱下。这意味着,他们也须要为权力运送一部分利益作为交流,也就是所谓“效忠成本”。这就构成了传统中国政商关系的游戏规则,也维持了帝国财政某种程度的动态平衡。


另外,我们从盐政的变化来看,险些所有政策的调整都是围绕盐区的划分举行。这说明由纯粹行政气力划定的所谓“盐区”,险些都市泛起不适用于市场纪律的周期性逆境。这也是中央集权经济体制的弊病。在专卖体制下,当父母官员意识到盐区成为财政和社会稳固的羁绊之时,他们总会想尽种种设施打破枷锁。然而,官员的解决方式虽然有尊重市场的一面,然而其目的并非要作育一个成熟的市场,盐的商业始终无法自由流动,所谓“改造”另有可能催生溃烂的买卖。


传统中国依循盐政式的政商关系使官员自肥,但帝国的下层控制能力着实有限,民众的被盘剥感也会被墟落稳固的经济秩序缓冲泰半。然而,20世纪之后,国家机器借由技术手段加倍壮大,控制手段也愈发多元,延续下来的政商关系就成为影响社会民生的致命问题。例如民国时期国民党主政的时代,南京政府急需依赖商人气力获取财政收入,同时希望确立国营党营的统制经济。反观商人,则是在国家机器扩张的措施中,通过与政府同谋,得以发展为具有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大批与政府关系亲切的商人能够迅速致富,从而使原本相对均等的社会财富分配结构瓦解,而民众则毫无抵御风险的能力。换言之,民国时代处于一种政商迅速膨胀而调治功效尚未确立的阶段,这就为国民党的致命危急埋下伏笔。


不仅是中国,整个亚洲进入20世纪之后,似乎都为裙带资源主义经济所困扰,并延续至今。垄断经济最容易制造富人,却无法培育壮大的中产阶级。2014年,《经济学人》曾经公布“裙带资源主义指数排行榜”,排名前10位的国家当中,亚洲国家占了8个。而在蓬勃经济体中,裙带经济最严重的大多是东亚或华人经济体,包罗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韩国。只管今日许多经济体都接受了福利主义,以保证分配结构的合理和社会正义,但“朝廷市场经济”的印记依然存在,公权力对市场的影响力、官员与商人的关系无不左右着政策走向和国计民生。现在,食盐抑或盐政都已不再成为展现国家权力的指标,但帝国的财政逻辑却仍在延续。


本文来自:经济考察网(ID:eeobook),作者:郭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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