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确立40周年。

庆祝大会前夕，中央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革新试点实行方案（2020~2025年）》（以下简称《示范区实行方案》），给深圳提出了27项目的义务要求。

深圳再次成为焦点：深圳的下一个五年、十年会怎样？

在当前庞大的国际局势以及不确定的宏观经济下，人们关注这座前沿都会，深藏着一种底层的期待：中国革新接下来怎样走？

本文以“深圳40年”为切入点，用经济学理论剖析中国革新的履历及挑战。

制度变迁：已往革新的成功履历

说到革新，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个词那就是革新盈利。什么是革新盈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制度变迁带来的经济效率。我们称之为诺斯式增进。已往40年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怎样演变的？

我想有两个方面很主要：一是将权力和资源下放给市场；二是产权制度的变迁。

1979年，中国第一个工业区——深圳蛇口工业区最先动工。负担建设蛇口工业区的公司，正是天字一号、蛰伏在香港多年的招商局。

那时中央对革新试验田的态度是，不纳入中央设计、不拨款，通过松绑政策支持。中央给予袁庚的“松绑政策”是拥有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工业项目的权限和允许对外资银行举债。

袁庚没有用昔时唐廷枢公然募股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而是回到香港，向港商和银行借来15亿元资金，这笔钱用来平整土地和建设工业区基础设施。

这15亿港资，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中国革新其中一条履历是，打破制度上的约束，将大量的权力与资源重新回归市场，让农民、工人、企业家、工程师、企业及地方政府发挥作用。革新开放的早期，地方政府是经济增进的第一发动机，然后才有企业家、工程师等。这就是张五常先生提出的“县际竞争”理论。

光放权照样不够的，我们不能忽略制度建设的作用——产权制度革新。国企革新、股份制革新、土地革新都是产权制度变迁，下面以土地革新为例。

1980年1月1日，一位叫刘天就的香港商人与政府签订了深圳第一个土地租赁协议。

他设计在这块地上建一栋屋子，并取了一个完全没有革命色彩的名字“东湖丽苑”。不久他拿着屋子的设计图纸到香港，仅仅三天就将“纸上”的108套屋子销售一空。

然则，东湖丽苑项目在那时是没有制度支持的，只能算是特事特办的案例。中国的土地制度该怎么革新？

农村土地是团体土地，那时小平同志以为“革新势在必行”。1982年1月1日，农村团体土地实行“包产到户”革新，产权照样团体产权，经营权承包给小我私家。

都会土地是国有土地，该若何革新？若是土地买卖不激活，工业化、都会化都很难推进。

上个世纪70年代，也就是革新开放前夕，新制度经济学兴起，科斯、诺斯、阿尔钦等确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这套理论给中国土地产权革新提供了指导。

这时有一位学者试图将这些理论先容到中国，他就是阿尔钦的学生张五常。1980年12月，科斯在美国底特律跟张五常说：“听说中国有可能革新，你要回到中国去。”

那时张五常并没有回中国的计划。

科斯跟他注释：“没有人嫌疑你在美国的学术成就，但中国要革新，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才对。经济制度的运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得多，又懂中文，他们不改无话可说，但若是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国的孝敬会比留在美国的大。”

一年多后，张五常就回了香港大学任教，他最先琢磨若何才气让中国决策层接受他带回来的市场理论。

张五常为此费了一番心思。据他自己回忆^[1]：

我要把哪位同伙的名牌打出去推销呢？我的先生阿尔钦被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但他的主要孝敬是产权与竞争的关系，注释起来不会一招打中中国需要革新的命脉。

弗里德曼是自由经济的顶级大师，但提到“自由”北京会说“我们也有”，况且该词要从局限约束的角度看，注释很贫苦。“私产”一词固然不能用，就是“资源主义”也是北京同伙的大忌。

科斯呢？他提出的看法与角度够新颖，有深度，也可以完全避开了那时在中国存在的意识形态之争。我于是集中于买卖用度与权力界定这两项科斯的看家本领入手。

张五常曾经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自满的写道：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科斯的头脑。^[2]

于是，回到香港后的张五常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会走向资源主义的门路吗？》。这篇文章第一次向中海内地先容了科斯的头脑。

接着，张五常一口气写下了《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三本书。后两本，还盖上了“内部阅读”，供北京参阅。

1986年，张五常在《信报》上揭晓了《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建议深圳通过出售土地的方法来解决生长经济需要的资金问题。

1987年，深圳探索土地拍卖制度，请张五常到深圳钻研。张五常建议，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星散，拍卖使用权获取资金。

几个月后，即1987年12月1日 ，天下第一块土地举行“公然竞投”。深圳这边有人去香港大学找到张五常，问他那里可以借得一个拍卖时用的木槌……那时，会场坐满了700多人，包罗中央及省市向导、60多位海内外记者，另有一批竞拍房地产商。

最终，深房团体以525万的天价拿下了中国首次公然拍卖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深房团体在这块土地上建起了深圳东晓花园。新居发售后，不到一小时就卖完了，深房公司净挣近400万元。

这一次土地拍卖，直接促成了《宪法》的修改。

1988年4月12日，七届天下人大一次集会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条款，将原来《宪法》中“克制出租土地”的条款删去，明确划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遵照执法的划定转让”。

科斯和张五常将中国革新视为其理论实践的现实案例。张五常说，他也不确定他的理论、科斯的理论是否影响到了中国的革新。有人说进口货拯救不了中国。实在，没有什么理论有责任拯救谁。但经济之纪律、科学之纪律不会变的。

不外，他在悼念科斯的文章时说：“若是历史上真的有一个经济学者曾经影响了一个主要国家的经济——若是真的有——那么科斯影响了中国是我首选的实例！”

革新开放，光开放是不够的，只有制度变迁，解决产权问题，改变土壤，外洋手艺、资源才会流入，才气介入国际市场。

效率递减：当下革新的要害难题

实在，中国土地产权革新方面，张五常没有使用科斯的绝对产权理论，而是其善于领域的“相对产权”——合约责任^[3]。中国经济学界对此并不太清晰。

凭据产权理论，有绝对产权和相对产权。绝对产权革新，好比直接土地私有化；相对产权革新，是指通过租赁合约来完成产权的分化、界定与买卖。

张五常选择了后者，土地产权照样国有的，只是将土地的使用权星散出来并上市流通。他引入了香港的批租制度，建议将都会土地以租赁和拍卖的方式实现使用权的自由流通。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的正是在拍卖理论上做出孝敬的美国经济学家Paul R. Milgrom和Robert B.Wilson。

中国的土地革新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就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式革新。张五常主张的相对产权相符这一革新逻辑。

从这一渐进式革新的路径来看，中国革新追求的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所谓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指的是从效果中获得的收益完全可以对所受到的损失举行抵偿。

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接纳的是整体性抵偿原则，即只要革新后的收益大于革新前，那就是有用率的，问题无非是若何用收益去抵偿革新损失方。

好比90年代的国企私有化革新，革新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及税收收入，政府抵偿下岗工人。

制度变迁是一个替换历程，一种更有用率的制度替换更低效率的制度。中国将使用权租赁的土地制度是一种更有用率的制度。

同时，制度变迁照样一个买卖历程。这个买卖就是上面所说的抵偿原则。诺斯以为，只有革新的收益大于革新的成本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

以是，张五常用“相对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土地产权革新，可以称得上是“曲线救国”。

然则，许多经济学家往往并不主张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由于经济学不支持整体头脑和抵偿机制，不能为了某一方而牺牲另外一方的利益。这实在是帕累托效率的理念。

在上个世纪，美王法与经济学界存在这两个对立的立法准则。根据科斯的理论，若是买卖用度为零，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可以晋升为帕累托效率。

然则，现实中买卖用度不为零，革新总是伴随着种种阻碍。转轨时期的中国，没有完善的自由市场，无法杀青理想的帕累托最优，追求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是革新现实可行的选择。这种革新是有用的。

然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在理论上的缺陷则会露出出来，即违反了经济学上的“方法论上的小我私家主义”，以及自由市场的“自觉秩序”。

最初革新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到后面容易遭遇诺斯的国家悖论以及奥尔森的团体行动逆境^[4]，最后变得无效率。

这就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递减问题。诺斯的国家悖论和奥尔森的团体行动逆境背后是制度变迁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递减。具体来说包罗以下两点：

一是前期革新的边际收益高，后期革新的边际收益低，后期革新的收益不足以抵偿损失。

革新往往是先易后难，先改收益大后改收益小。好比土地革新，土地私有化阻力要比土地使用权批租的革新大得多。同时，土地使用权批租可形成足够大的蛋糕，以抵偿革新的损失方。

然则，若是一项革新没有形成自由市场，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会泛起边际递减。

前面的革新已经形成了伟大的收益，后面革新的收益无法笼罩现有的损失，这样革新定然走入僵局。以是，李总多次强调：“革新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款式”。

二是基于租赁合约的“相对产权”革新，给中国土地及房地产市场带来很高的买卖用度。

我不清晰，张五常先生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相对产权革新和使用权批租，导致土地供应单一，房地产价钱扭曲，金融风险大增。近些年中央一直在强调稳房价、稳地价和控制金融风险。

以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在理论上的缺陷，也是现在深圳甚至中国革新在现实中的挑战。

我们回到最近印发的《示范区实行方案》，其中有两个方面引人关注：

一是“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要害环节革新上更多自主权”，这相当于坚持了上面所讲的已往革新的第一条履历，将更多权力和资源下放到自由市场。

二是“授权的永远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委托深圳市政府批准”，这是上面所讲到的第二点产权制度革新。

土地被以为是深圳下一个十年的瓶颈。深圳十三五计划划定了974平方公里的生态控制线和270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红线”，合计占深圳土地面积的62%。

深圳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是22.6%（深圳住建局《住房生长2020年度实行设计》），远低于天下平均的33%，以及国际上40%以上的水平。

深圳的人均栖身面积只有19.7平，低于广州的25平，距离东京都32.4平、纽约40平、旧金山46.5平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仅高于香港的16平。

同时，深圳的房价仅次于香港，房价收入比是天下最高的，高达34.2，跨越香港的21（2018年）。

深圳需要着力解决高房价形成的挤出效应和金融风险。解决的基本设施在土地供应上，即加大栖身用地的供应。怎么解决土地供应？

一是扩容，向数目上生长。现在来说，这条路可能性不大。

二是革新，向效率上改善。

深圳已建成的面积达到了923平方公里（2016年），占可建面积1023平方公里的90%。从2016年最先盘算，若是不思量填海等，深圳能够使用的新增土地面积不跨越100平方公里。

以是，深圳想要增添住房供应只能在存量土地上举行优化，主要是城中村土地和工业用地革新。

深圳共有1065万套住房，其中城中村住房510万套，占比为47.88%，占总出租房数目的61.%。深圳有1000多万人租住在城中村。

换言之，深圳最大规模的城中村的土地及房产，受制于产权，却无法上市自由流通。这部门土地资源的效率另有待改善。

《示范区实行方案》将城中村土地革新的权力下放到深圳政府。许多人料想，深圳政府是否会大量革新城中村，给市场供应大规模的栖身土地，解决深圳的住房问题？

突破偏向：未来革新的头脑切换

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时，我们可以思索制度变迁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是否递减。

经济学告诉我们，任何人都是在边际上做选择的。革新是有成本的，是否革新、若何革新取决于革新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之间的权衡。

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革新才会举行，并泛起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深圳城中村土地革新同样需要权衡几个问题：

一是城中村的团体土地若何革新产权？

二是革新的动力是什么？

三是革新的边际收益是否大于边际成本？

四是城中村土地用于保障房建设照样商品房建设？

这就是革新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到今天面临的问题。

今年深圳市住建局向导示意，新加坡是深圳学习楷模，目的是让深圳60%的市民住进公共住房。现在，深圳的保障性住房43万套，占比为4%。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大量革新城中村土地，并用于建设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

现在深圳城中村土地价值千金，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收益若何笼罩城中村村民的机会成本？这也是已往几年深圳旧改的难题。深圳旧改的难题说明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在递减。

与城中村土地革新相比，盘活存量闲置的工业用地，将其革新为栖身用地或住房的难度要小一些。好比深圳北环一带的原工业厂房、堆栈及工业宿舍正在逐步革新。在这一领域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依然存在。

80年代的深圳土地拍卖促进了宪法修改。那时的革新具有足够大的预期利益促进制度变迁。现在《示范区实行方案》印发，引起了人们对深圳的期待，以及对革新开放的进一步期待。深圳能否再次推动制度变迁？

从基本来说，现在的革新需要解决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递减的问题。

理论上，若是买卖用度为零，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可以晋升为帕累托效率。革新的要害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买卖用度。

我们可以做个对照：已往的革新可以理解为县际竞争 卡尔多·希克斯效率。这是已往经济增进的动力所在。

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提出县际竞争。所谓县际竞争是指以县政府为主体的相互竞争的生长模式。

在税收包干制和政治绩效激励下，县际之间相互竞争，其中县政府是主力军、发动机，好比招商引资、投资基建、国企革新，缔造了卡尔多·希克斯效率。这就是革新的动力。

当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泛起递减时，革新需要从原来地方的县际竞争 卡尔多·希克斯效率，转移到顶层制度的企业家竞争 帕累托效率。

未来中国的革新应该从特区模式到顶层制度放置，从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到帕累托效率，从县际政府竞争到企业家竞争。

其中的要害是，顶层制度放置缔造低买卖用度的天下性的甚至全球性的自由市场，让企业家、农民、科学家、工程师、工人发挥作用。

以土地革新为例，破解现有的难题需要顶层的土地制度革新。农村团体土地是搞绝对产权革新，将土地私有化，照样收归国有，实行相对产权革新，像都会土地产权一样搞批租制度？

另有央行的信贷政策基本决议了房地产领域的收益。若是信贷政策连续宽松，现有房地产的收益连续扩大，土地革新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就更低。

以是，只有顶层推动土地制度革新以及管控信贷，才气将土地及房地产回归自由市场，实现企业家竞争和帕累托效率。固然，政府依然需要建设大量的保障性住房。

又如国际竞争关系。深圳作为一个开放型都会，不仅商业依赖于国际市场，信息、手艺、资源都依赖于国际市场。国际市场给深圳带来经济增进显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全球化下的产业分工。

凭据斯密定理，市场规模深化劳动分工，促进手艺进步。国际市场是一个产业分工加倍精致的大市场，任何国家加入国际市场，自己就意味着在更高级别的产业链中竞争与互助。这就是斯密式增进。

以苹果手机为例，苹果手机的大量组装及配套在中国完成，中国形成了围绕着苹果手机为焦点的高标准、高效率的产业供应链。深圳加入国际电子市场，形成了壮大的电子制造产业。

深圳的生物医药产业在海内具备竞争力，其中75%是医疗器械，而不是生物制药。为什么？是由于深圳的电子制造能力强。

二是经济全球化下的手艺转移。

手艺转移，是已往中国经济高速增进的要害所在。然则，手艺转移的条件是经济全球化下的产业分工。手艺转移有几种途径：一是信息在自由市场中的自然流传，这是经济的外部性；二是商业化手艺转让；三是国际产业分工的投资互助及供应链关系；四是“干中学”，在学习中创新。

深圳，是中国开放型都会，也是创新型都会。对外商业越大，越融入国际市场，越能够获得国际手艺的输入。手艺进步带来的增进，我们称之为罗默式增进。

然则，这里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深圳能否深度介入国际市场，企业家能否在国际市场中自由竞争，取决于国家层面的经贸秩序。

海内制度变迁，国际制度也在变迁。11月份若是拜登当选，中美大概率会重返谈判桌，并在世界商业组织的框架下协商。拜登也会推动世界商业组织的规则革新。若是特朗普连任，海内制度革新与国际秩序重构的分歧会更大。

以是，制度变迁需要解决制度上的“米德冲突”，缔造更好的国际环境，深圳可深度介入国际市场，现实分工精致化和手艺创新。

二是国际手艺转移带来的手艺，相当于外生变量，这是新古典主义范式。罗默式增进将手艺纳入内生变量，手艺内生的途径是学习及创新，基本上照样制度。在诺斯看来，制度变迁比手艺变迁加倍主要，由于制度为手艺创新提供条件。

以是，国家制度变迁需要为手艺缔造内生条件，包罗低泡沫的金融市场、基础教育及优越的国际手艺环境等。

诺斯提出了国家制度变迁的两个路径：一是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买卖用度促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得国家税收最大化。前者租金型经济导致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递减，进而阻碍了制度变迁；后者制度变迁带来经济效率。

以是，从卡尔多·希克斯效率递减，到帕累托效率，是中国革新突破的要害。

祝贺深圳！致敬奋斗者！

参考资料：

[1]经济注释，张五常，中信出版社；

[2]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中信出版社；

[3]新制度经济学，埃里克·弗鲁博顿等，上海人民出版社；

[4]国家的兴和衰，曼瑟尔·奥尔森，上海人民出版社；

[5]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诺斯，格致出版社。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