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经济考察网（ID：eeojjgcw），作者：许志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治理学院副教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贵州独山县的地方债务问题让中国地方债务问题又再次引起关注，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刊行债务，发债行为背后有什么样的决议逻辑，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厘清。

地方政府行为本质是一个约束下的政府投融资决议问题。可以把每个地方政府看成是一个决议主体，在资源约束以及政府债务治理等各种政策约束下去最大化自身目的。再细一点，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决议主体，其目的一定和官员的审核和晋升等因素有关系。

例如，GDP目的、环保目的、社会福利、就业水同等，都可以看成是地方政府的目的函数。政府面临的约束条件，第一个是预算约束或者说资源约束。第二个约束是融资约束，包罗什么样的融资工具以及融资数目，好比说地方政府债务刊行限额、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等等。

与蓬勃经济体差别，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行为，本质上会有中国特有的问题，因此不能简朴借用西方的经济理论，由于有些问题是西方没有的，这是我国体制机制上的一些特点，详细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行为摩擦。上下两级的目的不一样，中央要权衡全局，不仅要看天下的经济增进，也要看金融市场稳固。地方政府只关注当地的经济发展、投资效率、社会福利等。上下两级目的不一致，就会发生激励不相容的问题，这是中央和地方纵向的扭曲问题。

第二，地方和地方之间的行为摩擦。各地方政府在做决议时，只思量当地的目的，每个地方都这样，就会发生所谓的外部性。好比，我在搞基建时，不思量这个行为会不会影响到你，这是第二个维度的扭曲。而且，该类扭曲会在区域间要素市场流动下，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的外部性，由于各个区域本质上共享同一个宏观的要素市场。

此外，可能还会有第三个潜在的体制问题，地方政府间可能会发生区域竞争。若是有竞争，那么地方和地方之间就会有计谋互动。有计谋互动就会有外部性，好比说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速慢，那该区域的政府就会更有动力做公共投资，即便这类投资并不是全局意义上的最优。这样就会发生潜在的资源错配，好比说过分投资、过分举债等问题。

以上几个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会带来地方政府行为上的扭曲，进一步可能会增添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改造，事实上照样很有成效的。天下层面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解释，若是没有2014年最先的债务治理改造，债务总量会急速上升。债务治理改造之后，可以看到有一个异常显著的拐点，债务限额能够有用的约束地方政府融资行为，这一定和地方政府的审核是有很大关系的。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2015年执行的限额治理，一定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的发债行为。以是我们以这样的政策实验讲讲限额政策怎么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为。这里主要是基于我们研究团队的一篇学术论文（Qu,Xu,Yu and Zhu, 2019）。我们从地级市的官方网站搜集了2014年到2018年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研究地方政府行为，至少需要下沉到地级市的层面，才气谈区域间的竞争是否会影响债务公然，以及限额治理是否能约束此类行为。

总结一下主要发现：

第一，地方政府以GDP作为一个目的举行竞争，会对其债务发生一个不对称的影响。详细而言，若是一个区域的GDP增速显着落后于竞争对手，那么该区域会更倾向于发债，而且发债的力度会更激进（控制一些基本面因素后），但它基本面又很微弱，从而导致有偿债风险。若是当地GDP领先别人，那么区域竞争对于债务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此，落后区域反而更激进发债，这是一个潜在问题。

第二，若是执行严酷的债务限额治理，那么可以有用的停止由于竞争导致的过分的举债行为。然而，这样的约束体现为时间和空间上的不一致性。债务限额宽松的区域，即便有债务限额治理，区域间竞争照样会对债务扩张发生影响。

第三，时间维度上，债务限额治理的政策力度，在2017年以后有放松的趋势。数据的描述统计解释，限额严酷的地方，效果异常有用，而宽松的区域增速很快。因此，宏观层面上，地方政府债务增速快，主要是由于限额宽松的地方贡献了许多。

最后，讨论一个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中的主要手艺话题——限额治理。中央政府在2017年出台的一个有关债务限额的文件中，明确给出了债务限额自上而下分配的公式，其中强调了债务限额分配的正向激励的原则，对于财政实力强、举债空间大、债务风险低、债务治理绩效好的区域多放置，并针对上述提到的影响限额分配的因素给出了详细的计算方式，除此之外观察不到的因素如地方申请因素同样也影响着限额分配。

上述内容是公式给出的分配方式，那么在分配详细执行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我们通过统计剖析发现，当地的财政实力对债务限额的分配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风险因素和债务治理因素则出现倒U型非线性影响：对于风险因素较高和债务治理绩效较差的区域，会显著削减新增限额；债务限额的分配存在着区域的异质性，中部区域的治理绩效因素不显著，债务风险的影响在西部区域不显著，以上是债务限额在分配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在剖析了债务限额分配过程中可观察因素影响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识别不能观察因素，即公式中提到的申请因素对限额分配的影响。通过对申请因素与各个地级市前一年的GDP增进率做回归，发现其仍然出现倒U的非线性关系，对于GDP增速较低的地级市，该地政府更有念头去争取更高的债务限额。以上剖析解释，限额分配中的制度摩擦可能会带来的潜在债务风险。

最后，总结一下，若是从理论角度去思索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我们的研究解释，需要从需求和供应两方面入手（这里的需求供应不是特指债券市场的供需，而是指地方政府对融资的需求，以及上级对下级政府债务配额的供应）。

需求方面，优化官员审核机制，可以削弱计谋互动带来的外部性，降低过分投融资行为；供应方面，从限额分配的实证效果来看，我们要增强和优化定向的债务限额分配机制，在保持综合财力对限额分配的正向作用的基础上，充分思量区域的异质性，重视债务绩效的治理和债务的风险对限额分配的影响，即针对中部区域应增强债务绩效的治理，西部区域应增强对风险的管控，制止因治理和风险自己导致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除此之外，对于可能存在的申请因素，应当加以有条件的限制，在不组成较高债务风险的前提下，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给予适当的限额倾斜；另外由于大部分地级市没有对债务的详细流向和用途举行公然，以及公式中提到的“重大项目支出”在政府公然的财政预决算讲述及报表中并没有详细的体现，以是应当进一步提高地方债务公然的透明度，削减因地方政府债务的用途不明确而导致的资源错配和潜在风险。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经济考察网（ID：eeojjgcw），作者：许志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治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