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林子人，编辑：黄月、陈佳靖，原题目：《“顾学”背后的全职妈妈迷思：女性既自力自主又辛勤顾家是否可能？》，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电视剧《三十而已》在8月3日晚开通了付费点播大结局，剧中的三位女主角在种种荆棘后都与生涯杀青了某种息争：顾佳与许幻山仳离，带着父亲和孩子脱离上海谋划茶园；钟晓芹与前夫陈屿复婚；王漫妮出国留学。

因各自代表一种30 都市女性的生涯状态，三位女主角的选择与行动在这段时间里引发观众的关注和热议，其中讨论度最高的角色就是由童谣饰演的全职妈妈顾佳。剧集播出伊始，顾佳一再上热搜，社交网络上撒播的相关标签对她充满溢美之词，好比“顾佳的款式”、“顾佳当妈的修养”、“顾佳双商高”……

只管剧集后半程落入了“斗小三”的狗血俗套，但顾佳的确是全剧最被认可的女主角，由于她相符许多人对“完善女性”的想象：既能把家庭打理得有条不紊，又能为丈夫的公司开疆辟土；既能暴打欺凌儿子的同砚妈妈，又能为了孩子和丈夫的前途脑子活络地打入太太圈。由于太过浏览顾佳，观众甚至发明晰一个新词——“顾学”，形容要像顾佳一样双商在线、行动力十足、御夫育娃两手抓。

《三十而已》剧照截图

顾佳这一角色是中国现代影视剧中少见的，以异常正面的笔触描绘的“全职妈妈”形象，这亦隐约呼应了近年来中国都会中产全职妈妈增多的趋势。宝宝树公布的《2019年度中国家庭孕育方式白皮书》显示，中国年轻怙恃全职在家的比例逐渐上升，其中95后全职妈妈占比已达到82%。

盛行文化对“全职妈妈”的形貌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全职妈妈在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学征象？像顾佳这样的“完善女性”折射出了人们对女性怎样的社会期待？在《三十而已》完结之际，界面文化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中国都会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沈洋聊了聊“顾学”背后的这些全职妈妈迷思。

一、从家庭主妇到家庭CEO：“全职妈妈”形象的嬗变

《三十而已》播出后不久，顾佳就一再上热搜，她双商在线的种种显示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令人“极端恬静”，一些观众示意，终于有一部剧为全职妈妈正名了。在之前的国产影视剧里，全职妈妈或家庭主妇多为为家庭牺牲的、上不了台面的、不事生产又没有头脑的角色，好比《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君，前半生是一个日子过得浑浑噩噩的中产太太，只有在婚姻破碎后痛定思痛起劲搞事业，才赢得了观众的尊重。

有谈论以为，顾佳这个角色是对这类全职妈妈刻板印象的作乱，“女性纵然做了全职妈妈也不意味着放弃了自我，你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一项事业，做到最佳。”

无论在海内照样外洋，现代主流文化对中产（及以上）全职妈妈的观感都很含混矛盾。在研究西方媒体和政策话语中泛起的全职妈妈形象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言与传播学副教授沙尼·奥加德（Shani Orgad）发现：一方面，媒体和政策中无数虚构或现实的形象和故事都美化、一定中产全职妈妈，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媒体或政策话语抹黑、讽刺这一群体，以为她们放弃事业，选择回归家庭是错误的。在这些矛盾表述中，泛起了许多标签化的全职妈妈形象。

现代理想化的中产全职妈妈形象率先泛起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美国。在《反冲：对美国女性的不宣之战》（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一书中，美国记者苏珊·法吕迪（Susan Faludi）形貌了一群自动选择回归家庭、拥抱“传统”价值观的女性，将她们称为“新传统主义者”。

1990年代中期，英国社会学家凯瑟琳·哈基姆（Catherine Hakim）提出了饱受争议的偏好理论，宣称部门女性选择“以家庭为中央”的生涯方式是天性使然，而且这种选择与上班赚钱同样有价值。到了21世纪初，民众媒体和盛行文化不停推出浪漫化、理想化的中产全职妈妈形象（好比“甜心妈咪”和“辣妈”）——有文化指斥家指出，这些形象的大规模泛起恰好是在国家住手育儿福利、雇主普遍不支持弹性事情制的时期。

与此同时，中产（及以上）全职妈妈也遭至指斥、攻讦和讽刺。英美政府常常在提倡女性加入或留在劳动力市场时，指斥全职主妇不可取或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负面影响。好比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于2014年10月31日公然示意，不希望美国妇女告退回家带孩子，由于这会导致她们余生只能拿低一等的人为。而在盛行文化中，这一群体因“不事生产”而引起非议，好比随着《绝望主妇》等美剧和电视节目撒播开的“富家婊”形象——她们无用、自私、肤浅、一心追求物质利益。

耶鲁人类学博士温妮斯蒂·马丁（Wednesday Martin）的纪实作品《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讲述了上东区“魅妈族”（Glam SAHM，指“魅力四射的全职妈妈”）的故事，让人们进一步看到，在“虚荣拜金”的面向之余，上层全职妈妈疯狂投入“麋集母职”带来的种种育儿焦虑。

温妮斯蒂·马丁《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

奥加德观察到，现代文化和政策对全职妈妈存在庞大矛盾的观感，泉源在于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先的妇女解放运动已经让女性走出家庭进入职场成为了一种常态。在英国，女性劳动力人口比例从1971年的52.8%上升至2018年的71.2%；在美国，这一数字从1971年的43.4%上升至2016年的56.8%。女性自力、自主、赋权的概念在民众文化中普遍撒播，“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然后在职场中实现自我”已经成为了中产女性信条之一。

也正因此，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曾有过一份体面事情的中产女性发现，自己在选择告退回家当全职妈妈时需要不停捍卫和辩解自己的决议，由于她们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合通例”的，当全职妈妈是“不合尺度”的。

在《三十而已》的第一集中，顾佳自陈她父亲在给她取名“顾佳”（顾家）的时刻，没想过女儿日后会成为一名全职妈妈，但她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任何一件事我都做到了优加。”在配合独白的画面里，观众看到顾佳早起健身、回到家中给丈夫和儿子做丰盛的早餐，表示她在家中也是一位“优加”的全职妈妈。而在戏外，“全职妈妈算不算自力女性”则成为剧集播出后首个被观众热议的话题。

沈洋以为，顾佳被构建成了一个“完善女性”的人设：她既完善地顺应了男权社会对“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的期待，又迎合了时下女性自我赋权和自力的呼声，成为一个“男主外，女既主内又主外”的醒目女人。与此同时，她又是一个尺度的“新自由主义个体”，高度自律，笃信自我奋斗和阶级流动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消费和赚钱来体现小我私家价值（无论是买爱马仕包照样送孩子进贵族幼儿园），“这种（阶级向上流动的）盼望促使个体生产和消费更多，使得消费社会得以维持。”

在沈洋看来，顾佳实在并不是尺度意义的全职妈妈。全职妈妈的界说有很主要的两点，一是没有收入，二是全职带孩子。顾佳虽然自称“全职太太”，但实际上她和丈夫一起谋划公司，介入许多公司的主要决议。这个设定或许和剧集主创团队想要规避过往全职妈妈所携带的负面刻板印象有关。

但沈洋同时也发现，顾佳有意识地抬高丈夫许幻山的家庭职位，好比称他为“许总”，夸他是家里的“一家之主”。这些细节都让这个角色显得有些矛盾，“明显自己能力很强，却要刻意去维护丈夫的自尊心，经常夸赞丈夫，这些都有自我矮化之嫌。”

顾佳小心维护丈夫的自尊心被不少观众视为醒目“御夫之道”，但我们若更仔细地去剖析这种心态，会发现它掩饰的是全职妈妈的不安全感。在《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一致》一书中，奥加德写到，她采访过的险些所有伦敦中上层全职妈妈都认可自己的心里中有自责和愧疚，怕被他人视为懒惰和无所事事。

奥加德援引女性主义社会理论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的看法注释称，这是由于在以生产力为主导、以款项为权力前言的现代资本主义天下中，照护事情历久被轻视，不具经济效益和价值，无偿事情者实际上“制度性地低有偿事情者一等”。也正由于如此，全职妈妈很难将自己在家庭内部的劳动视作与丈夫在家庭外部的有偿事情具有一致的价值。对于高学历的、曾有过事情经历的全职妈妈来说，这种心理落差更是伟大。

奥加德发现，许多此类女性证实自己的选择正当合理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就是成为“家庭CEO”——把家庭当做小型企业来谋划，起劲成为完善、零失误的妻子和母亲，特别是用“麋集母职”的方式确保孩子在不远的未来依然能够享有中产阶级的生涯——这也正是顾佳的选择。

二、爸爸隐身，妈妈挣扎：女性的事业家庭两难逆境出路在哪？

全职妈妈在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学征象？沈洋以为全职妈妈确实值得研究，但就现在来看，虽然聚焦中国中产全职妈妈的媒体文章不少，但关于中国全职妈妈的学术研究还很少，“可以想象，这一群体也许多元，未来若是能分阶级和户口对她们进行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家庭变迁的明白。”

沈洋历久研究上海高学历中产妈妈群体，她援引种种数据指出，现在全职妈妈仍属于少数。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显示，29.1%的18~64岁妇女处于未就业状态。

“实在育龄女性的在职比例照样很高的，尤其是高学历女性。上海卫生与健康发展研究中央副研究员陈蓉最近在上海做了2000多份针对二胎家庭的调研，发现有88.5%的二胎妈妈在职，这个女性在职比例是异常高的，位于天下前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蒋莱先生在上海的调研也发现，二胎妈妈比一胎妈妈就业率高，不外二胎妈妈更可能是天真就业，而不是全职事情。”

与西方国家差别的是，中国有更久远的妇女解放传统，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女人能顶半边天”的看法获得国家支持，让女性的劳动介入率和社会职位快速提升。虽然近年来中国女性劳动介入率逐年下降（凭据2019年天下银行的数据，中国女性劳动介入率为61%，排名全球第44），但“女性应当有一份事情”的头脑遗产依然普遍存在。

“这一头脑遗产使许多女性以为有一份有偿事情是天经地义的，”密歇根大学助理教授周韵的最新研究发现，“都会职业女性以为有偿事情的母亲才是理想的好母亲，这与她们自己母亲生育之后也一直事情有关。”

沈洋观察到，现在民众普遍存在“全职妈妈虽然衣食无忧，但因缺乏政策保障和经济不自力，容易陷入职位危险田地”的观感，在她采访的上海二胎妈妈群体中，险些所有人都示意不会选择成为全职妈妈。

在一项团结研究中，沈洋与蒋莱发现，不少上海高学历二胎妈妈坚信事情和生涯不会相互滋扰，反而能够相互促进——这些教育水平在硕士（及以上）的二胎妈妈异常自信自己能够杀青事业和家庭的平衡。沈洋以为这种自信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方面是由于高学历带来了自信，好比有的被访者提到了高学历带来的可转移技术，可以运用到育儿。此外，祖辈支持和壮大的经济能力也直观主要——若是没有祖辈协助带孩子，有不少人坦言不会生二胎。”

不只中国女性有“事业家庭两手都要抓”的理想。奥加德指出，19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女性（特别是中产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英姿飒爽的、一手抱娃一手拎公文包的“超级妈妈”形象在20世纪末大行其道，然而事情与家庭冲突的问题越来越被露出出来。

到了21世纪，超级妈妈形象遭到女权主义者的强烈抨击，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向前一步》中呼吁推翻这种“妈妈是超人”的看法，正视女性在事业和家庭的两难中面临的问题。但奥加德以为，21世纪推许的新中产女性理想——平衡性女性——依然在强调女性需要自我调适，“能够同时对接私人和公共领域，既不否认也不轻视任何一方。”

能够“取得平衡”，一个主要条件是女性能够卸下部门家庭责任——桑德伯格就在《向前一步》中以一章的篇幅讨论女性应该把朋友培养成“真正的朋友”，激励男性“向家庭迈进一步”。但家务分配不均依然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沈洋和蒋莱的研究发现，中国男性在家务和育儿方面的投入依然极其有限，这意味着在生下二胎之后，坚持重返职场的女性依然无法脱节“第二轮班”。两位研究者发现，在生完二胎后事业仍然有所提升的女性多为都会独生女，由于她们往往能获得更多的来自怙恃的育儿支持。若是没有这些支持，女性就更有可能陷入事业阻滞，甚至退出职场。

事实上，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事业有多方面因素。沈洋说：

“首先，在国家的政策导向上，三岁以前育儿以家庭为主，根据现在的性别分工，实在就是以女性为主，政策上女性产假比男性长许多，也预设了母亲与育儿主体。在文化上，传统的性别分工影响了个体看法与选择；另有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好比有的男性主导的公共部门的事情，女性很难有升职机遇，职场受挫的话就回归家庭了；

另有伉俪权力关系方面的缘故原由，最近揭晓在《美国社会学谈论》上的一篇研究发现，在美国、德国和英国，伉俪之间的收入差距随着第一个孩子的降生急剧拉大，并随着时间推移，妻子与丈夫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收入差距扩大可能会促使女性负担更多家务。此外，在我看来，有些女性受访者对丈夫要求挺低的，或许可以对丈夫有更高期待和要求。”

奥加德以为，虽然当前的文化激励男性向家庭“迈进一步”，但职场文化和规则依然建立在父权制性别分工体系上，即男性属于公共生涯，女性属于家庭生涯。这导致的结果是，文化层面上越来越多人呼吁性别一致，但在一样平常生涯实践中，根深蒂固的性别私见和性别一致的制度性障碍也不停牢固：

“丈夫极其有限的育儿投入、重要的事情要求和在家中的缺位，加上上述文化看法，配合作育了不一致的家务分工，而这又进一步迫使女性做出告退决议。”

当下女权主义在主流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相关讨论有着极高的曝光度和流量，性别歧视话题也容易成为公共话语的热门。但奥加德指斥以为，由自助书籍（self-help books）、影视剧、应用软件和社交媒体推动的这种“民众女性主义”早已从推动早期女权运动的一致、社会正义、解放和团结的理念转向张扬女性自我赋权、自信、适应力和创业精神。

在她看来，许多此类现代女权言论只要求女性做出心态上的改变，却规避对维持性别不一致的制度的批判，这无助于改变父权制资本主义体制的现状。而若现状稳定，家庭内外，女人都不可能是完善的，女性在需求被压制的同时也被要求做出更多牺牲。

沈洋以为，必须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改变这一现状，在这一方面，挪威树立了一个好的楷模。挪威现在平均每位女性生1.9个孩子，有孩子的母亲就业率高达83%。在已往50年的时间里，挪威的生育率和女性就业率双双提升，其他OECD国家也泛起了类似趋势。

沈洋指出，这是由于挪威等国家给予家庭周全的生育支持：在挪威，90%的1~5岁儿童都在日托机构，长达47周的育儿假由公共财政支付成本，孩子生病时怙恃可以请有偿照顾假，在最小的孩子满12岁以前，怙恃都可以申请削减事情时间。另外，挪威的事情总时长在已往几十年不停缩短，这意味着伉俪双方都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

“虽然我们不可能照抄挪威的政策，但可以从局部地区试点，提供周全笼罩的日托机构和更慷慨的育儿假，加大对家庭的保障力度，让国家和家庭成为配合的育儿主体。”沈洋说，“但首先需要让政策制定者意识到，高生育率和妇女高就业率是有可能同时存在的，这样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也可以削减母职责罚。”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林子人，编辑：黄月、陈佳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