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数目字治理看法为学界熟知，它在条件有限的大规模国家的可操作性屡遭质疑，而它外面看起来的纯手艺特征更是为不少人诟病。本文想提醒的是，从社会理论的脉络来看，黄仁宇的数目字治理看法，除了量化审核的手艺手段寄义之外，实在更焦点的寄义是私人财产权的界定、市场化和钱币量化、司法珍爱等一系列带有自主性的社会机制，而它所牵涉的手艺手段，自己是为了强调钱币经济的客观性，注释社会演化历程中道德精神之外的因素的作用。

本文原载《念书》2020年7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置《念书》杂志或关注微信民众号：念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作者：泮伟江，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

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研究系列的影响不言而喻。他关于中国传统上以道德替换执法，中央政府以一种“间架性的设计”笼罩天下，注重道德礼仪，而欠缺手艺的性格的一整套叙述，给我们所带来的智识震撼，不啻为一次头脑与看法的启蒙。在黄仁宇的理论中，数目字治理是其中异常焦点的一个看法，甚至说它是黄仁宇整个理论中枢也不为过。它集中体现了黄仁宇关于中西历史对照研究的焦点头脑和洞察力。黄仁宇不只用这个看法来考察和反思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化问题，也用这个看法与马克思、韦伯等西方人人的理论举行对照。可以说，这个看法是黄仁宇理论中的基本看法，具有异常厚实的内在和条理。 

黄仁宇晚年像

然而这也是黄仁宇整个理论中争议对照大的一个看法。对它的指斥并不少见。例如有些学者以为黄仁宇的数目字治理是一个伪问题：数目字治理的本质是单一化和尺度化，在河山和人口规模对照小的情况下也许可以做到，但在大规模国家，基本不可能实现数目字治理。持这种看法的人并非少数。周雪光受黄仁宇的大历史研究影响对照深，但在数目字治理的问题上，他表达了明确的否认态度：“他频频强调‘数目字治理’手艺的主要性。近年来，中央政府致力于生长‘数目字治理’的各项手艺，从完善税收体制、量化审核指标，到种种电子联网手艺，以图提高治理有用性。‘数目字治理’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减缓治理规模的压力，但不能基本解决其问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加剧这一逆境。”（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18页）又例如邱澎生强调，数目字治理的看法虽包罗了比简朴的数字量化手艺厚实得多的寄义，但这个看法低估了文化看法的作用，同时也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民间商业生长的实际情况不符。

对数目字治理这个看法的态度，在很大水平上也反映了人们对黄仁宇大历史研究的态度。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黄仁宇的学说虽然在知识界有很大影响，但却不入专业史学研究者的高眼。黄仁宇的理论架构过大，经不起专业眼光在细节的推敲，因此理论孝敬有限，这在许多人眼里似乎已成定论。其中一些详细的指斥或许有些原理，黄仁宇的理论远未到达臻于完善的境界，与韦伯等西方人人也难以并肩而立，但黄仁宇的考察和思索所蕴含的深刻洞察力与厚实的内在，仍然不容轻视。黄仁宇的主要性不是被高估了，而是被大大地低估了。他的著作不只值得一样平常知识界阅读，同时也值得真正体贴中国问题的学者认真对待。

二

黄仁宇大历史系列给人印象稀奇深的一点或许是他对传统中国权要体制治理效率低下的展现。此种印象云云深刻，以至于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把黄仁宇的研究等同于某种组织社会学视角的研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研究简化成一个命题，即传统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对权要组织的有用治理所形成的挑战与制约：传统中国治理的超大规模性，一方面催生了中国权要机构的早熟，另一方面又把权要组织手艺方面的缺陷放大了。

这就构成了中国大一统国家自古以来的一个基本矛盾。黄仁宇在注释这个矛盾时，往往会强调其中所存在着的手艺上的缺陷和制约。因此他面临的一个质疑就是，问题的实质并不是统计学意义的数目字治理的落伍与欠缺，而是权要体制内在逻辑所导致的一定效果。否则，像当下中国，交通和信息手艺日新月异，相对于传统中国而言，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从基本上获得了解决。但这个问题自己仍然存在，甚至变得更严重了。简直，若是这个矛盾的缺陷仅仅是由于统计学意义的数目字治理手艺的落伍所导致的，那么这个命题的深度就直线下降，黄仁宇看起来也稀奇像一个国家主义者。

数目字治理与KPI审核

黄仁宇在强调数目字治理的手艺性格时，确实将统计学的手艺包罗在内，但黄仁宇此处的数目字治理，除了数字统计的种种手艺和手段之外，另有更深刻而厚实的寄义。例如，已经有学者指出，至少在黄仁宇那里，数目字治理并非仅仅是一种量化审核的手段与工具，同时也包罗了对私有产权的珍爱、司法系统的中立性等。因此，数目字治理既有通常意义的数据的网络和量化统计的寄义，但其更主要和焦点的寄义，还包罗产权制度、中立理性的司法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基本体制的放置。随着盘算机的发现和普遍运用，以及随同大基建而来的中国交通、通讯手艺的迭代，数目字治理的前一种寄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确实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改善和填补，但后一种寄义的数目字治理，生怕现在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与澄清。

例如，黄仁宇在差别场所，频频强调数目字治理的一个主要尺度，就是民间私人财产权的界定和珍爱，即诺斯意义的“有用率的私人财产权”。而黄仁宇所谓中国下层无法用数目字治理，很大水平上就与民间私有财产权及其更改的界定与珍爱的缺乏有关系。对黄仁宇而言，这首先是私人财产权界限的划定；其次意味着私人财产权是可以通过市场的机制与机构而被钱币所量化的；然后是，当围绕着私人财产权的界限和权属更改发生争议时，又有中立和客观的司法裁判予以理性公正的裁断。在此基础上，种种辅助和服务的机构才能够蓬勃兴旺，从而形成以钱币为前言，具有内在自主运作逻辑的钱币经济系统。

黄仁宇的数目字治理更偏重这样一整套具有市场属性的订价、评估和丈量作用的系统。他固然也知道传统中国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自然地就有另外一种数目字治理的感动，编户齐民的制度就可以看作这种权要体制版的数目字治理的探索和实践之一。黄仁宇清晰地熟悉到，这样一整套权要体制版数目字治理的问题，主要不在于统计手艺和手段的落伍，而在于它缺乏前一种数目字治理系统所具有的 “自主性”与“客观性”。当种种不容置疑的数目字层层下达之后将会发生什么，黄仁宇的书中已经做了异常详细的展现。因此，对照两种数目字治理的版本，黄仁宇对于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体制关于战争发动的考察，切入点或许是财税体制，但他从中所考察和领悟到的，生怕更多是两种财税体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机制的架构和逻辑的差异。

黄仁宇《明代的漕运》封面

黄仁宇提出数目字治理的看法，很大水平上确实源于他研究明朝的税制以及抗日战争时代作为下级军官对中日两国战争发动系统的对照考察与反思。但黄仁宇的反思偏向却并非是国家主义的。一方面，他确实花费了许多精神去形貌传统中国历代政府在征税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组织效率的种种不足，而且确实也将交通、通讯等手艺手段方面的不足思量在其中，甚至予以强调。

但另一方面，这些征象自己是在对私人财产权及其更改的司法珍爱，钱币经济系统的数字化与流动性为特征的社会机制的对照中举行形貌的。这才是黄仁宇整个理论考察和反思的立足点。就此而言，以为黄仁宇的大历史研究是倒果为因地指责婴儿不能奔跑，显然误解了黄仁宇的本意。若是一定要附会这个比喻，黄仁宇的本意显然是：婴儿并未朝着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偏向发展，由于婴儿的身体组织原本就无意于往这个偏向发展。

三

黄仁宇也一再强调数目字治理具有一种手艺的性格。但问题是，“手艺”这个看法在黄仁宇那里似乎也有些模糊。我们通常是在“手段”和“工具”的意义上来明了“手艺”这个看法的。思量黄仁宇的研究与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渊源关系，黄仁宇的“手艺”与李约瑟“中国科技史”中的“手艺”也许存在某种联系。简直，黄仁宇的手艺看法中，也包罗了工具理性意义的手艺。

但除此之外，黄仁宇的手艺看法还具有更深层的寄义，尤其是当他将手艺的看法与道德的看法并举和对立起来的时刻，这实在是通过道德/手艺这个图式来界说手艺的看法。在这个时刻，手艺就是“非道德”。例如，道德是强调人身关系的，那么，作为道德的反面，手艺就具有非人身关系的特征。道德是主观的，那么手艺就具有客观的性格。道德是无法量化的，那么手艺就体现出可量化的特征。道德具有厚实重大的寄义，往往是人类内心深处的神秘感受的表达，那么手艺往往是简化的，就像钱币，在许多差别场景下，人们不用多说，就明了其中的寄义。在黄仁宇那里，这些非道德的特征，就被称作“具有手艺性格”。这样也就可以明了，在黄仁宇那里，除了交通、通讯等手艺之外，“执法”“保险”和“金融”等也是手艺的，至少是具有手艺性格的。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

就社会理论条理的寄义而言，黄仁宇所谓的手艺性格，另有一层学术范式的寄义。黄仁宇在《资源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第一章曾提及陶尼所谓的资源主义发生学方面的三个主流学派：首先是注重生产关系的学派，例如马克思的理论。其次是注重精神性气力的学派，例如韦伯的理论。第三个学派就是强调手艺面向的学派，着重自然经济向金融市场经济的转变。黄仁宇以为简朴套用这三个学派来注释中国都不令人满意，但他以为自己在宽泛意义上属于第三个学派。

这个学派在明了现代市场经济特征时，尤其重视钱币机制，因此基本上以为现代经济的本质实在就是一种以钱币为前言的金融经济。例如，凭据该学派的形貌，前现代的经济是地方性的经济，市场的规模有限，主要是围绕知足内陆需要而举行生产。随着远程商业的扩展，贵金属钱币的普遍运用，大批发商主要性和支配力的日益展现，以及钱币的普遍流动并获得越来越主要的职位，泛起了一些原先未曾有的大范围统一市场，例如丝绸市场、谷物市场、绘画市场、印刷市场和雕塑市场等。它们泛起和繁荣之后，种种地方性的市场逐渐被一个通过钱币而举行调治的市场所重塑。

正如卢曼所指出的，市场看法最初的寄义乃是指允许买卖举行的特定地址的名称，到这个时刻反而变成了一种形式的看法，被用来指不依赖于其他社会特征的买卖的内在逻辑。它有内在的驱动性，就是“专殊化了的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角色互补性”。由此带来的另外一个效果，就是通过钱币所表现出来的价钱成为整个经济系统中盘算客观的参照框架而发挥作用。此种自主经济系统的分出历程固然是一个异常重大的历程，非本文的篇幅所能够容纳。此处想强调的是，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治理的手艺性格，很大水平上是与此种带有金融特征的、以价钱为盘算框架的、以钱币为前言的经济系统的分出为参照而提出来的。

正是因此，黄仁宇才会以为布罗代尔的经济史研究过于细碎，反而错失了问题的要义之所在。而黄仁宇之所以又对第三派的理论范式不满意，主要在于对演化历程的明了，而非对现代经济做金融经济的明了。黄仁宇以为中国的情形相对于西欧的情境更为重大，原本就不是西欧中世纪封建体制下的纯地方的自然经济，远程商业也一直存在，同时又受到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权要体制的干预与影响，天下通行的贵金属钱币虽然早已泛起，但一直很难保持物价的稳固，币值颠簸极大，因此中国又一直无法形成西欧意义的金融经济。

黄仁宇自己对手艺看法的注释，是将它归纳为如下三点：一是资金的普遍流动，剩余之资源通过私人贷款的方式，相互往来；二是司理人才不是人身关系的雇佣，因而企业扩大跨越所有者本人线人能监视的水平；三是手艺上的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讯、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跨越自己力之所及。而这一切，又强调法治的珍爱。其中第一点强调的是以钱币为基础的金融系统，第二点则强调了以“非人身性”出现出来的客观性，第三点强调的则是，借助一些基础性辅助设施的支持，形成了一个逾越地方性的统一市场。这个注释自己由于过于具象，理论水平仍然是对照低的。但其中的寄义却很深刻，也与我们前面所形貌的市场经济的结构和逻辑相一致。

黄仁宇手绘的历史演化图

如上所述，黄仁宇理论的实质，是希望将时间的因素纳入到理论之中，从而逾越韦伯等人单纯的静态文明对照的做法，同时黄仁宇也并非不认可精神性气力在社会演化中的主要性。他只是以为人类演化的真实场景，确乎要重大得多，而精神与文化的因素，虽然关乎人性的深度，同时总能够体现出灵魂和道德的动听之处，但与演化自己的重大性相比，也许仍然带有过多的一厢情愿。黄仁宇对中国历史的演化，持一种非目的论的视角，重视无数个人小历史之累积而对大历史发生的影响，其中隐含着黄仁宇对社会演化理论的许多真知灼见。

黄仁宇的数目字治理看法并非没有修正和改善的余地。它也许可以被表达得更抽象，更正确，从而进一步被理论化和看法化。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明了和体会这个看法的深刻内在为基础的。例如，当我们在上述意义明了数目字治理时，很难不联想到西美尔的钱币理论。西美尔也使用了黄仁宇类似的看法，谈论钱币的量化效果、非人身性子与手艺性格。他下面这段话，似乎就是专门用来注释黄仁宇的数目字治理的看法，“钱币经济使一样平常来往中连续的数学运算成为必要。许多人的生涯中充斥了这样的事情：对价值举行确定、权衡、盘算，将质的价值化约为量的价值”，“随着钱币体制的生长，生涯的经济关系也响应地日益准确、明确和正确，这些特征也影响到生涯的其他内容，固然这并不利于生涯方式形成远大的气概”（西美尔：《款项、性别、现代生涯气概》，13页）。若是我们连系西美尔的钱币理论来明了黄仁宇，就能够明了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治理，其要义并非是统计手艺与手段，而在于以私人财产权的珍爱为基础，以钱币为象征的市场秩序。

四

无论是数目字治理照样手艺的看法，黄仁宇在界定和使用的时刻，都保持了某种模糊性。越是基础的看法，内在就越厚实深刻，就越难界定。尽管云云，一流的理论家确实都能够在一种相当抽象与一样平常的条理，对照严酷而清晰地说明其理论中基础看法的寄义。相对于韦伯等一流的社会理论家而言，这方面的事情确非黄仁宇之所长。尽管云云，黄仁宇对数目字治理、手艺等看法的频频言说和坚持，也有他之所以云云坚持的原理。这些看法背后有他怪异的考察角度所发现的意蕴厚实的征象来支持。通过提出这些看法，黄仁宇也选择了与以往众多人人和研究者所差别的研究主题、质料和看问题的眼光，而黄仁宇理论的精彩和创新之处，也正在于此。

黄仁宇对自身理论中的基础看法无法做加倍清晰的界定，也有他不得已的心事。由于考察中西两种体制的差异，这是一个异常重大的课题，不只涉及经济、政治、执法和宗教等，同时还牵涉社会理论、现代性问题，甚至整个宇宙论架构和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大架构和诸多细节。这显然并非是一个人所能够完成，全靠学者积数代之功，各自向差别方面和领域着力，聚沙成塔，中心又会就某些详细的问题和看法，形成错综重大的争执，然后才可能有若干集大成者将这些质料融会贯通。

1946年黄仁宇就读于美国陆军顾问大学时的照片

而黄仁宇自己则早已看得明了，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问中人，无论在民国的传统学术脉络，照样在外洋汉学传统中，他都是异类，属于“突入者”，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恰恰是偏出的谁人分支。因此，他要做这个研究，所能够依附的祖先研究成果异常有限，更多是靠着自己从人生履历和阅读体验而来的自信和坚持，不停伶仃地举行探索和奋斗。这难免会使得它的整个架构难以在更多的细节方面经受更严酷的学术规范的磨练。

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

黄仁宇自己最善于，同时也是他用力最多的领域，是明代的财税史，无论是在史料的掌握与运用，照样对整体或局部问题的明了和剖析，在这个领域中，他是有充实自信的。他的整个中国大历史的整体架构，显然也是基于这部门事情而形成的一些考察视角和思索的扩展与一样平常化。但黄仁宇对于执法、宗教的研究可能就没有那么深入。虽然黄仁宇关于中国传统执法的调整性子有着异常苏醒的熟悉，但他赖以证实他的判断的一个要害质料是明代海瑞留下的文集。同样的结论，若是有人能够综合私人文集、官方文献档案等更为普遍和充实的质料形成更为专门而系统的执法史研究，那黄仁宇这部门的判断可能就会更具学术上的说服力。显然，这些问题都需要更为专业，也更为历久和系统的实证研究去夯实，黄仁宇显然很难亲自面面俱到地去做这些事情，无论是知识靠山、专业能力照样精神，他都必须有所取舍。黄仁宇关于英国普通法的明了也很难说正确到位，他关于欧洲宗教的明了，尤其是将其与中国权要系统的注重礼仪相等同，生怕也是对照浅陋的。

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敦煌254窟

类似的细节问题，固然还可以继续枚举下去。尽管云云，瑕不掩瑜。陈丹青有一次谈及艺术史时，强调应该重视各个学派之早期作品的主要性，由于与派别成熟时期的集大成者相比，他们的作品或许相对简朴和粗拙，但学派早期作品中往往蕴含着能够打破艺术成规的新鲜眼光和感受力，那种元气淋漓的直觉和创造力。这番话实在也适用于看待许多学术头脑史上那些筚路蓝缕的探索者和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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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念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作者：泮伟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