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破冰”小我私家停业制度，这部条例注重珍爱的就是那些“老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首发于2020.6.15总第951期《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周群峰

6月2日，深圳市人大公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小我私家停业条例（征求意见稿）》，这是“小我私家停业制度”在中国的首次亮相。

在我国现行执法系统下，公司可申请停业，小我私家则不能。深圳率先在天下确立小我私家停业制度，被以为是具有先行先试意义的“破冰”之举。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孙迎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颁布的《企业停业法》，因未涉及小我私家停业的内容，被称为“半部停业法”。因此，业内一直呼吁形成完整的小我私家停业法。“这部条例在深圳的酝酿已经有很长时间。深圳经济对照活跃，小我私家信贷也有很大规模，然则经常遇到涉及小我私家长时间甚至终身难以偿债的执法难题。”孙迎彤以为，现在，无论是深圳的需求，照样天下人大法工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对深圳先行先试的积极态度，都有利于深圳出台该条例，“可以说，这个条例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功效。”

破解“一次创业失败、终身背债”

广东省状师协会停业与整理执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国浩状师（深圳）事务所合伙人卢林是深圳小我私家停业立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深圳探索确立小我私家停业制度已历时六年。2014年6月，时任深圳律协停业委主任的卢林，以深圳律协的名义，起草过一个《深圳经济特区小我私家停业条例（草案）》建议稿，并递交到深圳人大法工委。

之以是起草该建议稿，与他历久从事停业整理事情的履历有关。“深圳经济活跃，跨越90％的企业为民营企业，然则许多创业者，并不顺遂。”他称，深圳之以是在小我私家停业的立法事情走在天下前面，根本上是由于深圳市场经济蓬勃，对与市场经济发展配套的商法要求更迫切。

深圳市人大在对该意见稿的说明中提到：停止2020年1月尾，在深圳挂号设立的商事主体已达329.8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123.6万户，占比为37.5％。除此之外，另有大量自我招聘的商事主体以微商、电商、自由职业者等形式存在。“由于小我私家停业制度历久缺失，这部门商事主体一旦遭遇市场风险，需要以小我私家名义肩负无限债务责任，不能获得与企业一致的停业珍爱，无法实现从市场的退出和再生”。

卢林以为，既有企业停业条例，又有小我私家停业条例，才气对整个经济发展起到优越的调节作用。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企业停业法》中划定，企业在完成停业重整后的剩余债务将获得宽免，然则债权人可以追究其他保证人的经济责任。通常说来，停业企业的贷款银行都要求法定代表人、高管，及其亲友等要签署保证担保协议。然则，停业重整后，企业法定代表人等的保证责任不能宽免，这造成了许多人“一次创业失败、终身背债，甚至牵连他人”的征象。

好比，卢林接触的案例中，经由停业重整后，深圳某药企获得了重生。然则，许多债权人照样要求法院对该企业创始人的相关财富举行强制执行等。这位创始人没心思继续谋划该企业，只得把该企业卖掉了。

另有一位视频公司的现实控制人，在企业停业后，只管已经通过重整让企业苏醒。然则，他照样被法院限制消费。有时要从深圳去外地谈互助，别人能坐高铁、飞机，他只能坐二三十个小时的普快。“这种征象不是个案，希望小我私家停业立法后，能为更多的创业者排除后顾之忧。”多位深圳企业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卢林的这份建议稿，有些人大代表以为，那时财富挂号制度、小我私家征信制度等不完善，出台该条例的条件不成熟。但卢林以为，深圳早在2002年就建成了较为成熟的小我私家征信系统，而且西方一些国家早在100多年前就制订了小我私家停业法。他不甘心：“岂非我们现在比他们那时的情形还不成熟？即便不成熟，出台后也会倒逼改造。”

2015年年底，深圳人大常委会将制订该条例列入五年立法计划。但2016年，该事项那时未被天下人大批准，深圳小我私家停业立法事情，最先长时间停顿。2019年6月，国家发改委、最高人民法院等十三个部门团结印发《加速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造方案》，明确提出要研究确立小我私家停业制度。同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其中提及用足用好深圳的立法权。

重启的时机已经成熟。今年4月28日，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集会对《深圳经济特区小我私家停业条例（草案）》举行了第一次审议。

珍爱“老实而不幸的债务人”

卢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圳这部条例注重珍爱的就是那些“老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他们在创业途中，泛起了债务危急，也没有藏匿债务，在这种情形下可以为自己申请停业。申请通事后，一些债务就可以获得宽免。

征求意见稿显示，债务人申请停业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停业申请书、诚信承诺书、停业经由说明、收入说明、社保证实、纳税纪录等多个质料。

对于提供在深圳的缴纳社保纪录的缘故原由，孙迎彤称，有些人虽然是深圳户口，但不在深圳事情，这类人在外地欠债后，就无权来深圳申请停业，“设置社保门槛，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形的泛起。”深圳市人大在对该意见稿的说明中称，之以是定为“小我私家加入社会保险延续满三年”，是考虑到深圳作为移民城市，现实栖身人口数量远远超出户籍人口数量，因此应知足一定条件的现实栖身人口。而一样平常加入社会保险延续满三年的，不仅相关的财富挂号、社会保障等信息已基本完善，也说明其已为特区经济发展作出一定孝敬，并一定水平制止泛起“来深躲债”的情形。

该意见稿中提到的债务人可申请宽免的财富，包罗债务人及其所供养人生涯、医疗、学习的必需品和合理生涯用度；为职业发展需要必须保留的物品或者合理用度；对债务人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物品等。

其中，“为职业发展需要必须保留的物品或者合理用度”，是卢林和一些专家坚持加入的。他举例，“好比债务人在深圳家住南山，但在盐田上班，天天靠驾驶一辆廉价的二手车上班。这时候，若是这辆车也被法院给强制拍卖还债，这样就会造成他还钱能力更弱了，会使得债务人和债权人两败俱伤。”

对于债务人的申请，深圳此次设置了“三年考察期”：“只有债务人如实申报财富，遵照老实信用原则，自动移交财富并配合处置，推行应尽义务、遵守相关行为限制决议，才气依法获得剩余债务免去，而宣布停业三年后才可以申请免去债务。”

在这三年考察期内，债务人在出行、小我私家消费、购置不动产和车辆、子女上学方面会受到诸多限制，职业资格也会受限。“若是在三年考察期内，债务人被发现有藏匿资产行为，就会被打消宽免，对余债继续负担清偿责任，严重的将涉嫌停业敲诈等刑事犯罪。”卢林称。

考察期的设置在其他国家或区域的小我私家停业执法中也有泛起，如美国设置为七年、中国香港设置为四到五年，深圳条例草案中因何划定三年？

孙迎彤示意，现实上是三到五年，其中有两年属于法院以为有需要延伸的情形下是可以延伸的，“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异常迅速，产业和产物迭代速率也比原来快了许多，为了让创业失败者能够尽快地融入社会，重启自己的智慧对社会作孝敬，三年可能是一个对照适当的时间。”

防“老赖”，也防滥用

条例出台后，是否会为老赖恶意讨债提供便利？也是舆论关注的一个话题。

孙迎彤说，在申请停业之前的三个年份中，所有的债务以及资金往来的信息都要提交给法院，这样可以评估其中有没有恶意欠债、恶意逃债的可能性。他以为，该条例正式出台后，若是获得切实执行，对提防老赖通过申请停业的方式来逃躲债务的行为，能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

在卢林看来，小我私家停业制度不仅不会导致“老赖”的恶意逃债，还能起到提防这类行为的作用。小我私家停业制度的确立与小我私家财富申报制度密切相关，需要债务人自行申报财富清单，由状师、会计师、审计评估职员等专业人士来调查核实财富，并与小我私家信用评估、停业复权制度相结合，这些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会给老实的人一个“死灰复然”的机遇，也会让不诚信的人尝到苦头。由于他们一旦作弊，被发现后就不会免责。

意见稿显示，除了债务人自己申请停业，债权人也可以申请债务人停业：单独或者共同对债务人持有50万元以上到期债权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举行停业整理的申请。

对于50万元的门槛设置，孙迎彤先容，这是经由频频讨论后开端设定的。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一些专家通过对深圳当前的经济发展条件和债务形成的数据举行关联剖析后以为，这个数据已经达到了有可能不能完全归还的情形。

孙迎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经济发展等因素，在司法实践中，50万的门槛也可能会调整。而且，进入司法程序后，法官有自由裁量权，好比法院在领会借贷关系、资产和企业情形后，法院也有不受理该案的权限。

卢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通常情形下，债权人没有动力申请债务人停业。以是，有的国家在小我私家停业立法方面，直接删除了债权人申请债务人停业的情形。深圳条例中设置50万元的门槛，也是为了限制债权人的恶意申请，可以防止小额债权人滥用停业程序。

财富追踪难题

深圳首吃螃蟹，会面临哪些难题？

卢林以为，小我私家停业制度实行的难点在于财富查询。随着小我私家财富漫衍越来越多元化，好比存在家族信托、存款放到境外的情形，一些自然人的财富流动、收入申报还不够清晰，财富查明核实难度很大。而小我私家停业制度逐步确立和完善后，税收、工商、银行、不动产挂号管理机构之间联系愈加频仍，可能会有助于形成一个有联动互通机制的系统。

深圳市人大代表赵广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将财富转移到境外等情形，不属于查询难的问题，而是处置难的问题。由于法院的查询渠道许多，力度很大，债务人若是通过转账手段，向境外转账藏匿资产，转账纪录也能查清。若是债务人通过地下银号转移财富，查询去向时会遇到一定难度。但这并不影响法院认定其财富去向不明、财富不清晰的事实。

他示意，关于债务人的财富问题，法院的查询事情要公然、公正，要查询到债务人连续的财富转变状态，而不是只查某个时点的状态。查询效果和结论，也要向相关职员举行书面回应。此外，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整套信用机制，提高失约的责任和成本。

对小我私家停业的案件，在深圳审讯完后有两种可能性：其一，若是一方不平，可以上诉至广东省高院。但省高院审讯会不会无法可依？其二，因当事人债务关系不仅在深圳，若是有人在其他省市法院对其起诉，是否优先于深圳条例？孙迎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两个问题信赖后续天下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会妥善处理，以司法解释等方式明确管辖权等问题。

多位受访的业界人士以为，条例落地后，能辅助“老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走出债务困局，深圳的市场退出机制也由此加倍健全，还能优化深圳的营商环境。

孙迎彤也信赖这一点，他希望，“深圳先行先试，若是运行效果相符预期，信赖推广为天下性执法的时间也不会太久。”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作者：周群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