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Echo。

前段时间，微博一位博主吐槽说，由于一个字，他在读博尔赫斯诗歌译作时给读“溃逃”了。

“罪魁祸首”正是东北文化的出圈代表——“瞅”。

“瞅着你在我无眠的怀中的酣睡”。

“我确信自己生死有命，瞅着那些野心勃勃的人。”

“我瞅着最后的夕阳”。

“拉比深情地瞅着它。”

“我瞅着镜子里的那张脸，不知道瞅着我的是谁的脸。”

这瞅来瞅去瞅你瞅我的，感受分分钟就要蹦出一句“瞅你咋地”了。

这一版本的博尔赫斯译作是上海译文出书社在2016年出书的《博尔赫斯全集II》，其中收录了12部博尔赫斯诗歌作品，由王永年、林之木先生翻译。

博主坦承地说，虽然非常感激出书社收录博尔赫斯晚年诗歌的专心，但这翻译直接“把博尔赫斯整东北去了”，着实有点“不能忍”。

博尔赫斯：“瞅啥瞅？”

在首届傅雷翻译奖颁奖现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曾说：“若是没有翻译，我们就像是瞎子或聋子一样。”

而那些不适当的翻译，就像给读者戴上了一副度数不合适的眼镜。

读是能读懂，就是膈应。

那些翻译车祸现场，各有各的神奇

被折腾到东北去的，还不止博尔赫斯一个人。

在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传记《在世为了讲述》里，也泛起了同款的东北大碴子——

“妈妈轻轻地叫她一声：‘大妹子！’”

“她摘下眼镜，迟疑片晌，张开双臂一跃而起，哀声叫道：‘哎呀，大姐！’”

你听这一声声亲热的乡音，同在拉美，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果然是老铁。

豆瓣用户@团子大仙的吐槽

《我的师承》中，王小波曾经谈到对译作中泛起地方口音的明白。他回忆，小时刻哥哥曾给自己读过一篇查良铮先生翻译的《青铜骑士》：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涅瓦河的水流何等庄重/大理石平铺在它的两岸”。

王小波记得哥哥说，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

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另一位先生的翻译版本：“我爱你彼得的营造/我爱你庄重的外貌……”

朗朗上口、韵脚齐整，读来怎么都有点顺口溜的味道，让人想拿起筷子敲一敲。厥后，王小波才知道，这后一位先生是一位准东北人，难怪他的译诗带有二人转的调子。

王小波说：“那一年我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气叫作好。”

王小波与李银河。/微博@李银河

王小波固然不是说东北的文字欠好，而是把一篇远大雄浑的俄罗斯英雄史诗变成了节奏明快的二人转，只会在战斗民族和东北大兄弟之间挑起战火。

而与这种实验接地气的起劲相对的，则是许多译文中只要一读脑子里就自动最先双语翻译的浓重翻译腔，从句式到语气都能拿捏得十足十。

好比陈东飙先生翻译的《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中的《我与曼蒂博小姐》一篇，就曾引发猛烈的争议：

“曼蒂博小姐想要和我做爱但她犹豫不决，由于我正式来说是个小孩；我是，凭据纪录，凭据她的办公桌上的成绩册，凭据校长办公室的卡片索引，十一岁大。”

“我身高六英尺一，我适当的地方有毛，嗓子是一个男中音……”

这支离破碎的句子结构、放到中文里格外怪僻的词语搭配，着实让众多读者“叫苦不迭。

虽然陈东飚先生曾在另一译著的后记中说明，原著作者巴塞尔姆对文字的运用自己就极有特色，“对巴塞尔姆的文字举行意译就是减除它的意义，剥夺阅读它的唯一兴趣”。但用“直译”是否就能给“生硬”正名？依然照样个问题。

李诞也曾对陈东飚先生译文引发的争议发表意见，谈论中依然有网友以为即便直译，也依然逃不开语句不顺的问题

不外退一万步来说，无论是过于接地气照样读着别扭的翻译腔，这些翻译总归是负责任地准确转达了原文的意思，而有些翻译，则是在语义上就泛起了错误，让人看得云里雾里。

好比去年3月，新西兰枪击案发生后，海内许多媒体报道中都泛起一句，在行凶历程中，枪手“在腿上绑了许多本杂志”。许多人都不解，抗日剧里士兵腿上绑布带的倒是见过不少，绑杂志是怎么个原理？

一查，原文用的词是“magazine”，的确是杂志没错，但它另有另一个意思——“弹匣”。虽然译者最后对这一翻译中泛起的错漏作出了澄清，但网络上已经满是绑着杂志跑的枪手了。

“我嫌疑你们在黑翻译软件”

而要数翻译中最惨烈的“车祸现场”，冯唐翻译的《飞鸟集》一定名列其中。本着在翻译诗歌时要做到“有我”的原则，这部原本清新淳朴的诗作在冯唐手里完全变了一个容貌，泛起了这些被读者批为辣眼睛的露骨表达：

“大千天下在情人眼前揭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

“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

另有一些突如其来、画风雷人的卖萌：

“白天将尽/夜晚呢喃/‘我是死啊，我是你妈，我会给你新生哒。’”

“现世里孤孤单单的小忘八啊/混到我的文字里留下你们的痕迹吧”。

以及堪比郭敬明的青春矫情文风：

“你对我微笑不语/为这句我等了几个世纪”。

对这本《飞鸟集》，有豆瓣网友言简意赅地谈论：“连环车祸、汽车墓地”。然则，即便讽刺声不绝于耳，对于冯唐这样的译作到底应该若何评判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议。

冯唐先生不仅热爱翻译，还喜欢玩断句，好比《冯·唐诗百首》》

例如冯唐被嘲为“郭敬明文风”的这一句，在被以为是经典的郑振铎译本中被翻译为：“你微微地笑着/差别我说什么话/而我以为/为了这个/我已守候得久了”。

有网友以为，较之郑振铎版本，冯唐的译文以简练取胜，而将原文“waiting long”意译为“等了几个世纪”，也加倍生动。

而冯唐自己，则在接受采访时表明晰态度：“我翻译的气概就是我明白的泰戈尔的气概。”“每个译者对于原作原貌和作者意图都有差别明白，这个所谓的底线由谁定？”

泰戈尔到访中国时与林徽因、徐志摩的合影

应若何看待翻译？是直译的工具照样具有独立性的文学创作？评价翻译的尺度若何划定？在翻译研究以及业界实践中，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从未住手。

让人看了以为啼笑皆非的翻译数不胜数，但能不能随随便便地就指控这些译文“翻车”，要下一个定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翻译有多灾，谁译谁知道

关于翻译的原则有许多，最广为人知的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信”为准确明晰，“达”为晓畅通达，“雅”则是行文要有雅致韵味。

首先，要做到“信”就已经很难。制止直接译错意思的乌龙事宜，实在只是到达了翻译中“信”的基本要求。若何准确地掌握异国文化庞大的语境，转达出其基于历史靠山、传统习惯的特定内在，才是真正磨练译者功底的地方。

每一部天下名著，背后都站着无数头秃的翻译家。/《战争与和平》

译者陆大鹏在接受采访时说，作为历史书的翻译者，他最怕的就是翻译人名和头衔。他在中学时读草婴先生译的《战争与和平》，发现内里险些个个都是“公爵”；厥后读英尤物写的俄国历史书，又发现英文文献提到俄国时满地都是“Prince”，甚至一些穷光蛋也被称为“Prince”。

那这个被俄国头衔到底是什么？陆大鹏从俄语专家那里得到了这么一大段注释：这个头衔在俄文里写作“Князь”，英文音译为“Knyaz”或“Knez”，源于日耳曼语，最初指斯拉夫人的部落酋长，厥后成为斯拉夫封建制国家统治者的头衔。

在这些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增强后，有的统治者将头衔改为“Velikii Knyaz”，中文译为“大公”，其下属的区域性统治者则称“Knyaz”，译为“公爵”。在莫斯科公国与厥后的俄罗斯帝国时代，沙皇偶然会授予信托的人公爵头衔。

1801年俄国吞并格鲁吉亚后，原先格鲁吉亚大大小小的贵族和许多鞑靼贵族也称“Knyaz”，这才使得这一头衔大大贬值，变得“满地都是”。绕了这么一大圈，还只是弄清楚一个头衔。要把翻译做精准背后的坑有多大，可见一斑。

然而，就翻译作品的整体追求而言，“信”也不外是第一层要求。翻译了《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等天下名著的译界泰斗许渊冲先生就曾下定论：“翻真无独占偶，但做到美很难。”

一想到翻译，包法利夫人也头疼。/《包法利夫人》

对功底扎实的译者来说，相比于“真”，译文中流露出的“美”往往是更高的评价尺度。作为文学史上的“大牛”，朱生豪和梁实秋都翻译过莎士比亚戏剧，前者是“以诗呈诗”，尽可能还原了莎剧口语化的特征，同时不失诗韵；后者则接纳白话散文式的气概，以直译为主。

二者相较，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的傅灼烁先生曾直言，梁实秋的译文“时有轻率”，其虽是散文能手，但当莎剧需要体现“浓得化不开”的诗情诗韵时，他的译作就让人以为短了一口“诗”气。

而这一口“诗”气，只有当你念出朱生豪译的那一句“生计照样扑灭，这是一个问题”的时刻，刚刚喷涌而出，酣畅淋漓。

“生计，照样扑灭？”/《哈姆雷特》

可见，信达雅三者，做到哪一个都不容易。而要把谁放在第一位，则更是长久以来翻译界各派人士“仙人打架”的古老命题。

相比于“信”，追求“达”和“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体验。因此信达雅的矛盾的背后，实在是关于原作与读者孰轻孰重的争论。

从西塞罗提出的“意译”与“直译”，到施莱尔马赫的“让作者靠近读者”与“让读者靠近作者”，再到赵景深的“顺译”与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之争，都证明晰这个问题的庞大难明之处。

施蛰存和傅雷曾就一句“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该若何翻译发生争论。秉持翻译精准观的施蛰存以为应原原本本转译，而重视“神似”的傅雷则以为要连系本土语境，译为“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甚至“阒寂无声”。

到底哪种动物能被用来代表平静，至今也没有定论。这背后的两难正是在于，要让翻译保持原汁原味，很容易就成了自带原声的翻译腔；但要让翻译接地气，又难免削减几分外国文学独占的“异域风情”。

鲁迅和弟弟周作人也曾一起翻译外洋小说

而译者的身份也是一个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翻译是单纯的转述照样一种二次创作，译者应不应该“隐形”，是人们在评价翻译作品时争论不下的两大态度。

有一位法国学者对翻译家们说：“请在文本后面消逝吧，而文本倘若真正被明白了，它们自身会语言的。”但英国诗人阿瑟·韦利对这种说法不置可否。他以为，只有极个别的表述能够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正确、直接的替换，更普遍的情形是译者只能在诸多“近似解”中举行挑选。

因此在他看来，翻译的历程中一定要加入译者的声音。“就我本人而言，要语言的总是我本人，而并非文本。”

但当译者要启齿，风险也就随之而来。功底深挚的译者或许能依附自身文学修养，使作品的表达力更上一层楼。

如翻译家罗新璋在评价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时，便鼎力赞扬了其中鲜明的“傅雷气概”，以为傅雷在原文翻译中“融进了自己的生机与生命激情，自己的顽强与精神力量”。此时，是译者的声音与原著的声音相得益彰，形成了协调美妙的共振效果。

但当个人气概与原著画风过于迥异，好比冯唐的《飞鸟集》，共振就成了撞车，每读一句，都是对心灵的鼎力打击。

人人都知创作艰难，殊不知翻译之难，也是云云难于上青天。

好的翻译，“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钱锺书先生说，“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翻译也是“戴着镣铐舞蹈”的艺术，好的译者都是在被框定界线的一方空间里，遵照既定规则的同时寻找表达的自由。

翻译家许渊冲就是将翻译视为“艺术”的坚决捍卫者。在译林出书社设计译制《追忆似水年华》时，出书社内对书名发生过猛烈的讨论。

一派译者主张直译为“寻找失去的时间”；而另一派则主张译为“追忆似水年华”。两方争论不下时，许渊冲先生拍案而起，要是不叫“追忆似水年华”，他就不翻了！最终，出书社照样敲定“追忆似水年华”为书名。

普鲁斯特娓娓道来的一生故事也恰如这译名，时而细水流淌，时而波涛飞跃，裹挟着昔日时光汩汩滔滔而去。

这样细腻优美的翻译，也像余光中将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在《于我，已往，现在以及未来》中的那一句“In me the tiger sniff the rose”，译为“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经典西部片《True Grit》常见中文译名为《大地惊雷》，而那时香港将其翻译为《独眼龙双枪歼四虎》。

另有郑振铎译《飞鸟集》中最为人熟知的那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翻译家许钧谈到，自己对傅雷译作印象颇深是《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首先的一句：“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短短的“江声浩荡”四个字，犹如将一幅卷轴画徐徐打开，一个坦荡的天下展露，漫长的故事今后最先，而“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识与视界融合”，也在这方空间中实现。

许钧以为，这四个字“穿越了历史与永恒”，成为傅雷译本的一个主要符号。

将外语译为中文讲求形似与神似的连系，将中文译为外语也是云云。毛泽东《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一词中，最后两句“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一度由于“红装”与“武装”在字意和字音上的巧妙对应而被视为翻译界的难题，但许渊冲充分地思量了汉语的怪异设计，将其译为：“Chinese people prefer to face the powder than powder the face.”

“红装”译为“powder the face”，武装译为“face the powder”，两个结构一致词序换取的短语既显示了“红”与“武”的对应，也兼顾“装”字频频的音韵感，实为妙极。

钱锺书杨绛配偶，都醒目外语，杨绛在晚年翻译《堂吉诃德》

 “文学翻译不是1 1=2的科学，而是1 1>2的艺术。”在许渊冲看来，好翻译追求的是两种语言的统一，并从中获得两种语言的“双赢”。

在知乎豆瓣上搜索关于翻译的话题，那些“让人眼前一亮”、让人“以为语言妙不能言”、让人“叹息语言是云云之美”的翻译都有着相似的气质，它们并非原文的机械复刻，而是在脸色达意的基础上通报出那一分只可意会的“神韵”。

一如曾翻译《包法利夫人》《庞神三部曲》等著作的翻译家罗国林所说，与原文一字不差，并不等于就是好的译作。译文只有“活起来”，真正体味和表达了原文的气概，才可称之经典。

翻译是文化转码，但更是精神共识

有学者指出，现在翻译学研究正呈现出显著的文化转向和社会转向。

翻译不仅仅是关于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在这种转换历程中，翻译家们所接纳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习惯和规则，其背后都反映着特定的社会意识或文化传统，因此翻译研究可以成为人们考察社会文化的特殊视角，在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主要职位。

翻译家，也是唐玄奘的主要身份之一

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涉及一整个庞大的文本操作历程。从什么译本会被选中翻译、译者及出书商的身份，再到译者接纳的翻译计谋等等，这些文本内外的限制，都关系到两种文化之间不停更改的权力关系。

在这种视角下，选择“接地气”照样保留“翻译腔”的问题，实际上关于差别文化职位的博弈。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将这两种选择归纳综合为两种翻译计谋——“归化”和“异化”。

他指出，17世纪以来译为英文的作品基本都是“归化”的翻译，而英文译成其他文字时则大多接纳了“异化”，这背后就体现了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性。

英国翻译学者贝克以为，翻译不仅仅是对原文文本的叙述，更包罗文本外的叙述，是“社会中更普遍的种种叙述”，关于意识形态、政治靠山、文化共识等等，其背后映射的正是种种繁杂隐晦的社会现实。

英文版《三体》大火，翻译者、同为科幻作家的刘宇昆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李辉在评价翻译家董乐山时说：“他的翻译对读者的打击，不只是限于在翻译的信、达、雅方面所到达的高度，更在于他把翻译的选择，作为推行一个知识分子历史责任的方式。”

八十年代初，董乐山率先完成了美国作家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的翻译，轰动一时，引起那时海内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思想的反思。

这本译作与他厥后翻译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奥威尔文集》《苏格拉底的审讯》等等小说和理论著作一起，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背后反映的是译者“对运气的感想”与“对历史的观照”。

翻译是一种转码行为，不仅关于语言，更是关于两个差别的文化系统。

《圣经》里说，大洪水之后，人类“为了传扬我们的名，省得我们涣散在全地上”，曾经实验建成一座高耸入云的“巴别塔”，视为人类统一的象征。而耶和华为了阻止这一设计，改变了人类的口音，使语音不通的人今后再也无法互助，隔膜由此天生。

1865年，古斯塔夫·多雷名为《语言的淆乱》（The Confusion of Tongues）的版画

语言不通，带来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失踪。人们被差别的语言划分为差别的群体，彼此之间界线明白，也因此使明白与共识落入虚空。而翻译，就是人类为了杀青交流而制作的一座新的“巴别塔”，使人类配合追求的“我们的名”再度展现。

差别的语言间的沟壑难以被填平已成不能改变的事实，而翻译追求的则是沟壑上空的精神共识。

西班牙诗人乌纳穆诺在一首爱国诗中列举了数个西班牙地名，并写道“你们是我们西班牙语中无法翻译的精髓”。但事实却并不是云云。

墨西哥翻译家奥克塔维奥·帕斯就此在文章中指出，所谓不能翻译的只是西班牙语的专有名词，但这些字词中包罗的情绪，在通报的历程中并不会遇到障碍。

“它完全可以翻译，而且影射了一种普遍的履历。”另有许多诗歌虽然“枚举的单词差别，但空气、激情和意思是类似的”。

杜拉斯的《情人》在海内影响深远，翻译功不能没。/《情人》

本雅明在《译者的义务》里说，“一部真正的译作是透明的，它不会遮蔽原作，不会盖住原作的光泽，而是通过自身的前言增强了原作，使纯语言更充分地在原作中体现出来。”

那些真正通达流通而富有韵味的译作，就像一面透明的双面镜，人们从其中一面看到异国文化的身影，而从另外一面，则可以洞悉我们此时所处的社会现实。

而凝结了人类文明与情绪的光泽，就通过这面镜子，从遥远的彼岸穿越到我们身边。

参考资料：

彭萍，卢青亮. 现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社会转向”[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6,49(03):140-144.

《冯唐的〈飞鸟集〉把泰戈尔译成了郭敬明？回应：活好不畏惧，冷对千夫指》考察者网

《三位海内着名翻译家谈傅雷及其翻译气概》深圳商报

《专访96岁翻译家许渊冲：翻译做到真无独占偶，但做到美很难》汹涌新闻

《陆大鹏：作为译者，翻译人名和头衔最让我头疼》汹涌新闻

《以一己之力新译莎翁全集——访莎士比亚全集译者傅灼烁》文汇报

《苏福忠：说说朱生豪的翻译》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