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经济考察报考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朱天元，题图来自：陈淳，受访者供图

在一样平常民众的看法里，考古学是一项从物质遗存中重现古代历史的学科。民众对考古学最直观的印象，是胼手胝足的考古学者在黄沙漫天与灼热的阳光中挖掘着考古遗存。这似乎折射了考古学在中国百年来的尴尬境遇：历史学者们习惯于把考古学的质料与功效视作历史学的弥补与附庸；考古学者在辛勤的研究与探索之外，对于考古学的另一个层面——通过物质文明反思与重修历史，少有涉猎。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新史学看法对传统经史之学的打击，中国的历史学者最先以团体的气力征采史料。同时，历史学者顾颉刚则在乾嘉之学以及戏剧歌谣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石破天惊地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顺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这一场史学革命配合的社会思潮是五四以来新兴的政治文化以及知识分子对旧秩序、旧道德的作乱。

与此同时，作为西方学术方式的考古学进入中国。1928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支持下的安阳挖掘，证实了晚商的存在，同样激发了中国学者在西方学术和疑古思潮的双面夹击下，重修古史的雄心壮志，同样中国考古学的方式与思绪也牢牢地被安阳履历所锁定。

安阳履历下的考古学强调的是史语所创始人傅斯年所说的：“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的质料便提高，不能的便退步”。而兰克史学的实证传统以及传统学术中对于文献的依赖，以及对于理论视角的缺失，则约束了考古学者在重修古史之外，发现更多的可能。

正如张光直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总结：“中国学者的治学方式一方面显示为稀奇重视客观史实的纪录，另一方面又以史实的形貌和选择来注释自己价值观的主观判断，也就是凭主观判断来注释历史。”

上世纪90年月以来，“重修古史”与“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声逐渐成为主流。许多考古学者孜孜不倦地追求以出土文物和文献对应中国古代文籍中存在的政权甚至圣王，希望重现中国历史上的神圣与绚烂时代，作为提高民族尊严甚至自豪感的泉源。

从顾颉刚提出的“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看法，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看法，打破古史人化的看法，打破古代为黄金天下的看法”再到今天考古学者所热衷的将古史神话与考古遗存逐一对号入座，不得不让人想起加拿大考古学者特里格的判断：“天下各地的考古证据阐释一直受到社会、经济和政治思量的影响，这些阐释会有意无意地支持那些考古学研究赞助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增强或捍卫他们与之为伍的意识形态。”

这或许正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考古学的流变和研究方式与理论的变迁中所折射的，正是背后社会头脑与意识形态的猛烈竞争。

在考古学界，考古学者陈淳是一个稍显边缘的存在。当今天的考古学界猛烈地争论“二里头是否为夏都？”“早期文明中是否存在着今天中国的雏形”，陈淳始终没有加入这种合唱之中。他顽强地以为考古学是一门科学，不应受到学术之外的诱惑。

同样考古学更需要更新自身的方式与视野，考古学者在野外考察与考古讲述之外，更应当借鉴社会科学视角，在发现与挖掘背后，找到人类流动和文明形成的纪律，使重修历史不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今年八月，在复旦大学四周的一家哈根达斯店，我采访了陈淳。

略微使我惊奇的是，这位带着茶色墨镜一头银发的考古学者和我谈起了年鉴学派的研究方式、西方科学看法对考古学的塑造、人类学对于文明的界说，而不是我预想到的考古学者野外的履历以及对于文献和实物的对照。而正是这种“玄远”使得陈淳与其他考古学者差异，他所思索的角度也经常诘问着今天被历史情绪和意识形态所缠绕的考古学界。

访谈

问：经济考察报，答：陈淳

问：从殷墟最先的中国的考古学传统注重实证研究和物质层面的整理，而战后的西欧考古学则注重与社会学、人类学的连系以及理论上的阐释。为什么会泛起这样的差异？

答：我们可以从“考古学（archeology）”这个词的起源最先谈起，中国“考古学”一词实在来自十九世纪末的日语，日本引入考古学的时间要早于中国。1877年，美国考古学者爱德华·莫尔斯考察和挖掘日本的大森贝冢，把现代考古学引入日本，日本人没有对应archaeology的合适词汇，就用中国宋代学者吕大临《考古图》中“考古”一词来指代。考古学在二十世纪进入中国，也就用“考古学”来对应英语archaeology。

archaeology的拉丁文词根“arche”的本意是指探讨泉源、本源，以是是一门探索社会种种征象泉源的学科。然则，中国语境下的“考古学”则是考证古代的意思，类似文献的考订。被以为是中国考古学前身的金石学研究也注重文字的层面，借以补史和证史。

西欧的考古学与史学没有多大关系，更多地关注与地质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联系，把人类社会的进化看作是生物进化的延续。考古学的理论方式主要是在历史最不蓬勃的国家，如北欧和美国，生长起来的。然则考古学进入中国以后，由于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其目的与考古学基本重合，于是自然就成为了历史学的附庸，甚至成了历史学的婢女。

1928年，傅斯年在中研院史语所设立考古学组，就是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质料”。傅斯年昔时提出的这一治学方针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大，在开国后的考古研究中一直延续至今。

最近，考古学成为了一门与历史学平行的自力学科，是由于学界意识到，虽然二者的研究目的相同，然则研究的工具和方式照样差异很大的。稀奇是最近几年来，随着科技考古和学科交织的增强，人人有了一定的共识，这就是考古学虽然是社会和人文科学，然则研究手段却主要依赖自然科学。

由于出土的物质质料靠单纯的文科是没有办法研究的，必须要靠动物学、生物学、地质学和质料学的知识去领会，包罗岩相剖析、天气剖析、同位素剖析和孢粉剖析等等，这些都是自然学科的手段。

考古学家面临出土质料来提炼信息，必须要用自然科学手段来解决，这样才气够大大拓宽考古学的研究领域，增进我们对历史发生的种种事宜的领会。

而考古学提供的这些信息是文献纪录所完全没有的。好比说古代人一样平常饮食和生业经济是什么？他们的手艺水平生长若何？古代的社会结构是怎样？若何认定古代的族群？传统史料基本上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一种政治史、军事史和改朝换代的历史。

详细到社会层面，好比像经济、手艺、一样平常生涯这种细节，文献里很少涉及。战后西方新史学的年鉴学派就转向追求一种“整体史”，历史学者不单单要研究政治史，还要研究社会各个层面的历史。以是新史学的趋势和考古学多学科交织的趋势几乎是同步的，都是接纳多学科交织的手段来周全领会和重修人类的历史。

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也不应该再把弥补编年史看作第一要务。与历史纪录注重年月学、战争、朝代更替等主要事宜相比，考古学加倍善于人地关系、手艺和经济以及社会结构的长时段变迁。而且，考古学也要像社会学和人类学一样，研究人类社会生长的历程和动力。好比人类社会由原始的狩猎采集生长到种植农作物，最后生长到文明与国家泛起。

考古学家想要研究，是什么缘故原由导致人类社会发生这样的变迁？而且这种文明化历程在天下各地重复的泛起，显示了社会生长的一种配合趋势，就是从一种原始、同等的社会，逐步向由国家主导的文明社会演进。虽然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典玛雅和古代中国没有直接的联系和相互影响，然则文明的起源生长历程都显示出一种社会庞大化的趋势，说明人类社会有着相似的生长纪律。

以是，考古学也应该探索这样的纪律性问题，而不应满足于用考古质料来验证或弥补文献中的信息，或校勘史料上的错误。从这点来看，考古学应该是自力的一门学科。

问：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奠基与生长来自十九世纪的进化考古学，而二十世纪初向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转变则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关。上世纪六十年月以来，考古学也发生了转向，从原先证实民族认同的追求，转向了研究社会演变的动力以及历史生长的纪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这背后有哪些看法和头脑上的缘故原由？

答：在考古学进入中国之初，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这就是将地下出土的考古质料与文献纪录相对应。他指的地下之材只是金石上的文字资料，现在也起劲把物质文化、考古遗址和文献纪录对号入座。

我国一些考古学者在关于上古史的重修问题上，热衷把中原龙山文化与文献上提到的五帝时代和夏文化联系起来，并将一些史前遗址与历史纪录中的都会和地址相对应。由于史前遗址缺乏文字的自证，以是会发生很大的争议。

而且，这样简朴地将文字纪录和考古质料对应，也仅仅局限于某项文献纪录是否真实可靠，并不探索考古征象背后的社会文化问题以及前因后果，也很少涉及古代经济、手艺、社会和意识形态等问题。

二战后对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反思最早是从美国最先的，欧洲的反思要来得要迟一点。新考古学或者历程考古学是上世纪六十年月在美国兴起的，美国考古学的传统和旧大陆的传统差异很大。由于美国考古学者研究的工具是印第安人的历史，不是欧洲殖民者的历史，以是他们把美洲土著的文物放在自然博物馆，把考古研究放在自然史和人类学的局限之内。

这与欧洲和中国将考古学放在民族历史的局限里很不相同。而且新大陆跟旧大陆的社会生长有很大差异，新大陆只有在中南和南美有玛雅和印加等对照提高的古代文明，北美没有稀奇显赫的文明和早期国家，大部分是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民的考古遗存，再加上美国考古学与人类学有亲切的关系，而且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文献纪录，以是美国的考古学更强调人类学理论和方式的运用。

到了六十年月，美国一些年轻考古学家最先对现状感应不满，以为纯粹器物的分类和编年是见物不见人。这和他们的人类学传统有关系，由于人类学的传统更强调要透物见人，要注释文化的变迁。美国考古学家都是在人类学靠山里训练出来的，基本没有受历史学的影响，而中国的考古学家都是在历史学的传统内里培育起来的，没有人类学的训练，这种学术靠山对考古学家先入为主的思索方式有很大的影响。

以是到六十年月，美国一些年轻的考古学者就对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示意不满，要求这门学科加倍科学化和人类学化。所谓透物见人，就是从静态的文物去领会活生生的人类行为，以是美国考古学家把考古学看作是民族学的已往时态，也就是用考古学来领会古代民族的情形。

另一方面，历史学在美国不受重视，被以为是一种形貌性学科。而人类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学科一样，属于一种研究社会纪律的学科，学术职位比历史学要高。1960年月一些年轻学者以为文化历史考古学不够科学的地方在于学者主要是凭据履历和直觉来举行研究，缺乏严谨的科学方式来磨练自己的结论。实在今天大部分中国的学者也是云云，详细操作大多仍处于履历主义的层面，常凭想象得出一些开端的结论，而这种结论基本上就是预测。

考古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知其然”的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形貌和枚举出土文物和表面征象的层面，还要探讨文物和征象背后的缘故原由，也就是是要弄清是昔人什么样的行为和流动造成这种征象的。遗址和墓葬的挖掘，可以探索、归纳综合和总结许多社会问题，好比生业方式、文化生长条理，社会品级等问题。有许多无法直观的因果问题必须接纳自然科学的演绎方式来探讨，先对征象的成因做出种种可能的假设，然后用逻辑实证的途径来加以磨练。

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问题，实在是社会生长的问题。考古的物质质料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个生长历程的，需要考古学用科学方式去破解，也就是领会造成社会庞大化的因果关系以及早期国家起源的动力。今天中国考古学界热衷于讨论夏朝和最早中国的问题，争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虽然举行了许多研究，然则没有文字证据，仍然无法一定二里头就是夏朝的首都。

而且，这种二重证据法研究只是满足于将考古发现与文献相对应，并不体贴中国的早期国家事实是若何形成的。以是，中国考古学现在照样停留在质料的积累，没有接纳科学方式来举行信息的提炼和社会生长历程的剖析，还不能说是真正的历史重修。

问：中国考古学界一直有重修古史的理想，1990年月最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仅确认了夏的存在，而且明确了夏代的世系表。支持这一说法的学者大多是取信于文献质料，以为殷墟挖掘既然证实了司马迁所纪录的商朝为信史，那么夏代也一定存在，而且二里头的挖掘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试图重演殷墟挖掘的一幕。然而，外洋学界并不认同中国学者的这种看法。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中国考古学由于有很强的编年史学的情节，以是很重视文献。于是，中国考古学的许多问题都来自文献，好比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后续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由于早期文献中有关三代的确切纪年问题很不清晰，稀奇是最早朝代的夏并没有像商那样有文字的自证，因此作为中华文明的起点，这个问题照样存疑的。

以是，在启动中华文明探源项目时，就把夏的真实性以及夏商替换的时间作为最主要的问题来探讨。中华文明探源是以文献为起点。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文明探源继续向前追溯，于是有学者主张要将文明的源头追溯到五帝时代。

对于现代学术来说，科学看法异常主要。探讨五帝时代，你首先要界说“什么是五帝”？虽然文献中有五帝的说法，然则说法不一，并无定论。而且五帝的说法泛起很晚，可靠性很成问题。若是五帝代表了龙山时代的五大部族，没有文字的话，事实若何从出土的物质质料来予以分辨？顾颉刚曾提到过中国历史层累造成的问题，就是越早的历史纪录泛起的越晚。

五帝和夏就有这个问题，它们在文献中的泛起得对照晚。商代甲骨文中并没有夏的纪录，说明商王并不把自己视作夏的后继者。现在一样平常以为夏的纪录最早泛起在西周，其距离的时间有1000多年，这段时间也许相当我们今天与北宋之间的距离。相隔这样漫长年月，单凭口耳相传的影象，这段历史事实有若干可信的身分？

与国际考古学界将文明起源从社会不同等的泛起来追溯差异，中国学者把主要目的放在追溯文献纪录的最早朝代上，于是文献上提到的夏便成了最主要的工具。而且这个研究从上世纪五十年月徐旭生最先就一直在做，并延续到许宏等学者。

厥后的野外事情一直坚持在二里头遗址举行挖掘，找到了对照显赫的墓葬和宫殿。由于大部分学者以为二里头的位置和时间与的文献上的夏朝基本重合，也因此都倾向于把二里头看作是夏墟，把二里头文化的漫衍局限看作是夏国领土的局限。

然则要害问题在于，没有出土文字可以证实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的首都，若是我们仅仅靠器物类型的研究，用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将二里头遗址界说为夏墟是不严谨的。

科学研究是一种或然性研究，有置信度的考量，不是要证实和坚定一种社会和学界的信心。考古学挖掘证实，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社会已经有很庞大的社会生长条理，甚至可能达到了古代国家的生长水平。但即使云云，我们也不必非得要把它和夏拉上关系，除非以后出土了确切的文字证据。这是严肃的科学态度问题，不应被民族主义热情所左右。

虽然海内有学者声称，夏的存在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然则要获得外洋学界的认可就很有问题了，尤其是美国的汉学界一样平常都不认可这种说法。《剑桥上古史》主编夏含夷在汹涌新闻上的访谈，就注释了为什么不把夏代放在《剑桥上古史》中的缘故原由。他谈到“我们就是确定一个对照窄的历史界说——有文字资料。没有文字资料之前，不是信史。

好比说《禹贡》，我们不信赖是夏代的器械；《尧典》，我们不信赖是夏代的。我们以为真正的历史文字资料是从甲骨文最先的。我知道在中国海内有指斥，然则我们的原则是异常严酷的，就是历史是什么器械。”

问：顾颉刚的“疑古”和“层累说”对二十世纪的中国考古学范式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革命性地提出了“东周以上无信史”，然则随着考古手艺与理论的生长以及出土文物的增多，九十年月以来，对疑古思潮提出了一系列反思与批判，有人提出要“走出疑古”，重新确立上古史的叙述。您作为一个考古学者，若何看待对于上古史的“疑”与“信”？

答：疑不只是一种古史研究的方式，是任何科学研究必备的要素。现代科学的基本原理，是在西欧起源的，最终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先贤与哲人。希腊哲学家思索宇宙与社会万物的来源，探讨人类社会和国家的起源。他们也为一种抽象和逻辑推理的实证研究奠基了基础。

许多哲学家熟悉到，单凭直觉和履历来举行熟悉天下是不够的，由于表象天下是有蒙蔽性的，而且显示也并不告诉我们发生的缘故原由。以是，科学探索需要透过征象看本质，探讨事物发生的因果原理，磨练直觉认知的可靠性。这种头脑方式即是现代科学的精髓。

人类直觉的错误无处不在，人类就是靠试错才气取得教训，才气不停提高的。好比，太阳东升西落是真理，然则哥白尼和伽利略就是嫌疑地心说，而伽利略发现望远镜来磨练直觉的错误，代表了科学认知划时代的提高。

以是，科学研究应该始于嫌疑，这是科学事情者的必备素质。科学研究也是一种或然性研究，它从不侈谈“真理”。由于天下是无限的，而人类的熟悉是有限的。任何科学研究都受到时代和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若是从科学研究的要求来审阅我们的文明探源，确实另有许多值得改善和提高的地方。

考古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尤其严重，由于它研究的是残缺不全的质料，而物质质料并不告诉我们真相。有的学者辛劳挖掘和研究之后，得出了开端的结论，然则，这种结论会被厥后的新发现完全否认。因此考古研究好像是盲人摸象，考古发现永远是历史的一个局部。

只有出土质料不停丰富，不停提炼新的信息并做出解读，我们对历史的熟悉才气不停更新，才气逐步把碎片化的质料和信息拼凑出轮廓大要可读的历史。以是，嫌疑是科学研究最起码的要求。我们的传统学术没有嫌疑的传统，即便乾嘉学派考究考证以及对文献的批判，但更多的照样要为贤人之言做注。总的来说，中国的传统学术缺乏西方现代科学的许多要害要素，其中很主要的就是逻辑推理和批判性头脑。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庆伟教授提出了夏代为“信史”的看法，在《传说时代与最早中国》一文中强调“人们通常以为，嫌疑是科学态度，信赖则是盲目的。但实际上，‘有疑’是为了‘无疑’，在疑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裁断，以是‘信’比‘疑’更难，条理更高。

现在的许多嫌疑是很轻率的，只是人云亦云，是缺乏判断力的显示。”我无法明白“信”比“疑”更难的理由，岂非考古学和科学研究是要培育某种信心，或者证实自己某种看法是准确吗？只有宗教才会坚持某种信心，不容置疑。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只有嫌疑精神才气引领一个学科不停深入而且推动前沿的研究。若是你对文献纪录深信不疑，而且将所有精神放在证实其的准确性上，那么你的考古视野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若是考古学者完全信赖眼见为实，信赖历史纪录，信赖权威学者的看法，那么这门学科就很难生长和提高。考古研究主要依赖类比，二重证据法就是一例，然则两者之间是否有证据链和逻辑关系，人人似乎不太在乎。

在中国早期国家的研究中采取了这样一种类比：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民族=夏朝=夏国的领土，最后夏文化器物类型的地理漫衍就等同于夏代国家局限。然则，人类学研究注释文化、族群、国家这些看法差异很大，并不能交换。我们无法从一批陶器类型的漫衍就得出一批族群的漫衍和国家领土的结论。陶器是家庭日用品，而国家是统治的局限，二者没有一定的逻辑对应关系。

中山大学的林定夷教授写过一本书叫做《科学研究方式概论》，他指出类比只是一种预测，并非严谨的逻辑推理。他说，“科学追求理论与履历事实的匹配。

但必须注重：我们这里所说的‘匹配’，决不是意味着只能依履历事实为准绳，单向性地要求科学理论与它们相匹配。”类比要强调看法的本质，这是一个哲学本体论的问题。将几个差异的看法举行类比，我们必须要搞清晰是对照它们之间的哪些内容，否则平常的类比会泛起误差。

二里头文化的类比就存在这个问题，好比北大考古学者邹衡根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批陶器与少数青铜器来界说了二里头文化，而现在整个二里头文化的界定或漫衍局限都是以这批陶器为尺度，进而将二里头文化等同于夏文化并等同于夏民族。

人类学考察注释，物质文化与族群并不对应与重合。好比对缅甸克钦族以及泰国氻族的研究发现，同一个民族所用的物质文化并不完全相同。族属的认同并不基于某些物质文化，而是凭据某种信仰或价值观。因此依赖器物和陶器来界说族群的漫衍并不可信。

英国考古学家伊恩·霍德在非洲巴林戈湖四周研究时，稀奇注重物质文化与族群的对应关系。他发现妇女的耳饰可以作为分辨族群的标志，然则陶器的漫衍局限就并不相同。

以是在相关族群之间，种种物质文化漫衍的界限与族群并不完全重合。另有，具有实用价值的工具和武器很容易被差异族群所采取。然则，信仰和习俗等文化特点则对照守旧，较难流传，以是适合用来分辨族群。以是，在从物质文化来分辨族群时，一定要思量物质文化在那时社会中的功效，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很少思量到这个层面。

问：在器械方社会进化的历程中，文明的形成与国家的起源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好比张光直以为，中国文明的形成与西方文明走着完全差异的门路。中国文明的形成于政治秩序。对照经典的解读中国早期文明形态的学说有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魏特夫的“治水国家说”。中西早期文明演进的历程中，是否履历了完全差异的门路，在演进的历程中，考古学家能否总结出相似的纪律？

答：一样平常来说，我以为国家探源的配合纪律应该是追溯一种世袭品级制的泛起到被权要政府取代的历程。而天下各地的古代文明起源，一定有差异的动力和模式，好比说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两个区域的文明形态就很不一样。中华文明的形态也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形态，中美洲的玛雅也是云云。这些差异的轨迹可能反映了地理环境、资源物产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一种以城邦林立为特点的文明，形态有点类似于我国的战国时期，然则从文化来看，就只有一种苏美尔文化。而整个埃及的尼罗河流域都是在法老的统治之下，是一种集中统一的王权国家。

玛雅文明的形态与苏美尔类似，文化面目统一，然则城邦林立。在玛雅象形文字还没有破译的时刻，考古学家搞不清晰玛雅到底是统一帝国照样城邦盘据的一种文明，厥后象形文字破译以后，才知道它的详细形态。

玛雅各城邦之间相互模拟，相互竞争，显示出很强的文化共性。有时一个王国的王子，因不能继位于是逃到异邦，确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周天子是把天下分封给自己的子孙，厥后变成了列国。而玛雅文化中的城邦林立可能并非分封的效果，而是一种弱肉强食的生长历程。

现在要讨论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演进的动力或缘故原由，仍是一个对照难题的问题。由于中国学者的主要兴趣都放在了断代（好比夏王朝的详细年月）、地址（二里头遗址是否是夏墟）以及三代过渡的一些详细历史事宜的细节之上。

没有人思量中国早期国家的详细形态怎样，政治经济体制若何，内部统治机制若何。这种情形反映了我国学者缺乏人类学理论的训练和指导，从社会生长的角度来探索问题，仅限以文献中的问题为起点，对于早期文明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关注很少。

这一方面有从考古质料提炼社会结构信息上的难度，另一方面这些问题需要较高的理论素养与问题意识，而且探索这些问题无法直接通过器物研究来获得，还需要从动态的视角关注聚落形态的结构、经济基础、社会品级分化的历程。要举行这种研究有相当的难度，稀奇是需要有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理论和知识靠山。

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对早期社会的生长历程和国家性子的研究有着很深的影响。斯大林模式下的“五阶段论”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对于历史生长模式的明白方式。随着西欧学界在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生长，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提倡的单线进化论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与批判。从考古学的角度，您以为我们应该怎么明白早期社会的生长形态？

答：受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提出了一种社会进化的模式。模拟生物进化的一种阶段性生长历程，构建社会从简朴到庞大，从低级到高级的生长阶段。摩尔凭据民族学资料，确立起无知—野蛮—文明三阶段的文化进化模式，并为每个阶段提出了相对应的物质条件的标志。

好比说，无知时代就是采集狩猎作为主要的生发生涯方式，早期农业是野蛮时代的标志，文字则是文明时代的标志。这种头脑方式是一条直线累进的模式。他以为人类社会的终点最终是一个自由、同等、泛爱的大同社会。

他的这种说法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欣赏。马克思读完了《古代社会》之后也想去研究阶级形成之前的社会是若何生长起来的。在摩尔根的影响下，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大要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1928年，凭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历史学家提出了一种直线递进的社会生长模式：原始社会被分为氏族前、母系氏族、父系氏族三个阶段；后继为三个形态的阶级社会，分别是仆从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为两个无阶级社会。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总结了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型、仆从占有型、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社会主义制的模式。

全天下各个民族的生长都要履历这个历程，都适用于这种模式。在1949年之后，这种社会进化的理论模式对中国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发生了很大影响。实在，天下文明和国家的演进和生长轨迹是多线的。以是把苏联这种单线的五阶段进化论套到中国，就会泛起许多问题，好比中国有没有仆从社会？另有，中国历代皇朝都是封建社会吗？

中国许多考古学者不假思索地把夏商周指称为仆从社会，然则仆从社会是指社会主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仆从主和仆从之间的克扣关系。仆从在原始社会以前就已经泛起，酋邦社会中就有把战俘作为仆从的情形。中国许多历史学者嫌疑三代并非仆从社会。

好比胡厚宣凭据甲骨文就发现，甲骨文中并没有仆从的称谓。杨向奎和陆德等学者也以为，商代的人殉制度更多的是信仰和政治关系的显示，和社会制度无关。以是中国古代虽然有仆从存在，但与仆从作为主要生产力的罗马帝国并不一样。同样，美国在开国之后曾经存在蓄奴州，然则并不能就说，18世纪的美国是仆从社会。

社会进化论是研究整个人类社会生长的一样平常趋势，好比19世纪摩尔根的无知—野蛮—文明的进化论，另有20世纪中叶塞维斯的四阶段新进化：游群—部落—酋邦—国家。这种大要的趋势，可以从我们的文明与早期国家中举行剖析和总结，并于天下其他区域文明生长的特点以及详细的轨迹举行异同的对照。

正如天下上的人类之间具有一样平常的共性，但也有着族群、信仰、肤色、语言和习俗等的差异。我们的探索除了普世性的生长纪律之外，也要探索为什么在差异区域的早期文明会有差异的生长轨迹。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泛起的对照早，中国相对较晚，中美洲就更晚了，差异区域文明生长的时间、特点和生长历程都是不一样的。

以是现在文明起源研究注重于一样平常性和特殊性的连系，我们在领会一样平常性的同时，也需要更好领会差异文明的特殊性，再用差异的特殊性来阐释一样平常性的意义。通过纪律性和特殊性研究的连系，可以更好领会文明生长的起源和历程。

中国学界对早期国家的明白仍停留在对文献中夏朝真实性的层面上，缺乏社会生长动因的思索，习惯于套用苏联的五阶段模式来为古代社会的生长贴上仆从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标签，而没有用考古质料来深入探索和磨练古代社会的各个生长阶段是否相符这类社会的科学尺度。

虽然我们的文明探源从以前的中原单中央说到苏秉琦提出的“满天星斗”是很大的提高，然则对于三星堆、良渚、龙山、红山等怪异的早期文明，学者们还很少涉及这些差异早期文明起源的生长动力和靠山，或满足于贴标签，好比以为良渚已经属于早期国家的形态。

然则，良渚若是是早期国家，说它是王国的人类学尺度是什么？生长轨迹若何？政治经济特点与中原文明的有什么差异？缺乏这种社会生长的一样平常性头脑，实在是一种视野上的局限。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经济考察报考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朱天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