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广为盛行的一个新观点，并被纳入国家政策话语中，与生长工业文化和提升制造业水平慎密联系起来。工匠精神一词是一个兴起于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模糊观点，但在流传历程中已被泛化为一种普遍性的事情伦理。从制造业的角度说，工匠精神的本质就是人类为追求产物质量而控制制造的手段，随着手艺的生长，履历了差其余阶段，演化出差其余形式。工匠精神的工具化乃制造文化的演化趋势。弘扬工匠精神，应培育一种抽象的事情伦理而非详细的复古的制造方式，对制造历程实现了周详控制的智能制造才真正体现了工匠精神的本质及其演化趋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现代手工业史及资料整理研究”（12ZDB047）阶段性功效】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ID：ChinaInstituteFDU），作者：严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央副教授），原文题目：《工匠精神：观点、演化与本质》，头图来自：《我在故宫修文物》剧照

“工匠精神”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广为盛行的一个观点，并进入国家政策的话语中。但这是一个颇为模糊的观点，差其余人基于差其余态度、靠山与诉求，对其举行了差其余界定与诠释。从国家政策的角度说，工匠精神与工业文化有亲切关系，弘扬工匠精神被相关部门视为培育工业文化进而生长工业的主要内容。就此而论，工匠精神应被明白为一种存在于制造业中的价值观，只管在现实生涯中，它已经被泛化为一种普遍性的事情伦理。

由于“工匠”一词与手工业而非现代工业有更直接的关联，对工匠精神的张扬往往引发对手工制造或手工业的怀旧性崇敬，但这与制造业历史呈现出的演化纪律相违反。从较为狭义的工业文化的角度说，工匠精神的本质就是人类控制制造的手段，随着手艺的生长，履历了差其余阶段，演化出差其余形式。弘扬工匠精神，应培育一种抽象的事情伦理而非详细的复古的制造方式，对制造历程实现了周详控制的智能制造才真正体现了工匠精神的本质及其演化趋向。

工匠精神：一个模糊观点的兴起

工匠精神在中国是一个被写入政府政策的词语，但由于缺乏明确的界说，该词语迄今仍是一个模糊的观点。

一样平常而言，工匠精神被明白为一种职业道德或事情伦理。这种职业道德或事情伦理是普遍性的，但又因工匠一词的本义而与工业或制造业有稀奇亲切的关联。例如，有的经济学者以为，工匠精神可以从 6 个维度加以界定，即“专注、尺度、精准、创新、完善、人本”。他们以为：“专注是工匠精神的要害，尺度是工匠精神的基石，精准是工匠精神的宗旨，创新是工匠精神的灵魂，完善是工匠精神的境界，人本是工匠精神的焦点。”⁽¹⁾ 

从事工业文化研究的作者则云云界说与诠释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工匠对自己生产的产物精雕细琢、千锤百炼，追求完善和极致的精神理念。”其内在则主要体现在：

（1）千锤百炼；

（2）严谨、一丝不苟；

（3）耐心、专注、坚持；

（4）专业、敬业。

进一步说，工匠精神内化于“德”，凝聚于“技”，而外化为“物”。⁽²⁾由这两种基本界定可见，工匠精神通常被诠释为敬业的事情态度和专注的事情状态。然则，上述两种界定并没有对工匠精神举行严酷的界说，只是在说明其基本内在。

《辞海》对工匠一词的释义简朴明晰：“手艺工人。《庄子 • 马蹄》：‘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贤人之过也。’”⁽³⁾ 

在中国古代，并无工匠精神一词，若从构词法出发，工匠精神则可以被解释为手艺工人所具有的精神。换言之，字面意义上的工匠精神应该是指手工业者的价值观与道德伦理。然而，在现代工业社会，手工业者早已沦为边缘化的职业群体，因此，当下中国社会盛行的工匠精神一词，并不能从字面意义上去明白，否则其适用人群将极为有限，也就缺乏弘扬和培育的价值了。

前述两种对工匠精神的界定，更像是一种比喻。总之，工匠精神是一个新兴的观点，缺乏从字面意义上去界说的价值，而只能提供一种模糊的想象空间，供差其余使用者举行诠释。

检索中国知网，全文包罗工匠精神一词的文献，最早泛起于 1982 年，文章题目为《试论文明范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今后，直到 1988 年才泛起第二篇文献《情报心理学的哲学探索（续）》。与工匠精神字面意义有直接关联的第一篇文献系 1993 年揭晓的《纳西族的传统应用手艺（上）》。直到 2007 年以后，每年揭晓的相关文章数目才稳固在两位数以上，并呈递增之势，但2013 年也仅到达 59 篇。到 2014 年，文献数目首次呈三位数，增至 184 篇，2015 年则猛增至1040 篇。但更大的发作是在 2016 年，增进至 10368 篇，由于在这一年，工匠精神一词首次写入天下人代会的政府事情讲述。今后，相关文献的数目逐年上升，2017 年为 17940 篇，2018 年到达19857 篇，2019 年则为 19935 篇。

若是说全文检索不甚正确，那么，从篇名中包罗工匠精神一词的文献看，2000 年才泛起第一篇文献《“工匠精神”——天下残疾人职业技术选拔赛观感》，第二篇文献则迟至 2007 年才泛起，系揭晓于《中华手工》上的《工匠精神》。很显然，这两篇文献都在叙述字面意义上的工匠精神。今后，直到 2013 年才又泛起 5 篇文献，其中对照具有代表性的 3 篇分别是：《“屌丝”CEO 罗永浩的小我私家品牌：工匠精神》《向日本企业学习工匠精神》和《论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价值意蕴》。这 3 篇文章体现了工匠精神论说的两个维度：

首先，在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工匠精神一词早已被使用，但只是一种局限于字面意义的构词方式，用以指称手工业者所应该具备的事情态度和劳动伦理；

其次，工匠精神一词在中国社会真正的盛行离不开商人罗永浩的品牌营销，而这种品牌营销先是将日本制造后又将德国制造建构为一个与中国制造差其余他者，强调日本与德国制造业对高品质的追求，并将这种追求与个性化及定制化的手工制造联系在一起。

很显然，这两个维度的头脑源头并不相同，但其共通点是张扬一种用手工打造高品质产物历程中所应具有的事情态度。当罗永浩依附其营销能力使工匠精神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热门词语后，不仅这两个维度泛起合流之势，其他论说者亦纷纷加入其中。云云一来，工匠精神一词也就逐渐脱离其最初使用者所赋予的寄义，被泛化为一个模糊而多义的观点。2014 年，篇名包罗工匠精神的文献增至 20 篇，2015 年到达 154 篇，2016 年飙升至 1816 篇，其曲线之走势与全文检索的曲线相吻合。⁽⁴⁾

凭据中国知网的统计，在篇名包罗工匠精神的文献中，56.18% 的主题为“工匠精神”，5.78%的主题为“高职院校”，4.50% 的主题为“‘工匠精神’”，2.94% 的主题为“职业教育”，2.86%的主题为“企业治理”，2.38% 的主题为“高职学生”。在直接与工业相关的主题中，“制造业”主题仅占 1.16%，“制造强国”主题为 0.80%，“加工工业”主题为 0.73%，尚有 0.67% 的“中国制造”主题。而在所有主题中，占比最小的为“人才培养模式”，占 0.53%，但与“中国制造”主题相比，亦不算低。

由此可见，在公然揭晓的文章尤其学术类文章中，工匠精神的讨论仍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这与该词最初使用的语境一脉相承。而在职业技术教育的语境中，工匠精神在工艺美术等特殊行业中指向的是其字面意义，在一样平常情形下照样泛指敬业与专注等事情伦理。诚然，职业教育为中国制造业培养着劳动力，但直接从制造业自身角度讨论工匠精神的文献直观地看不算多。知网文献主题的漫衍在一定水平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对于工匠精神的差别认知及主要想象。

综上所述，工匠精神严酷来说是一个 2010 年月以后才在中国兴起的新观点，其字面寄义具有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关联性，但其真正的盛行得益于具有日本想象的商业营销。由于观点自己的模糊性，工匠精神一词在流传历程中，不停被赋予新的内容和寄义，最终泛化为一种以敬业和专注为基本内在的事情伦理。

随着国家对工匠精神的提倡，2016 年以后，该词在中国获得了全社会层面的关注，以至于有人将一本英文书中的“Tinkerer”也译为工匠精神，其热度可见一斑。但事实上，那本书中的“Tinkerer”包罗美国总统华盛顿、政治家汉密尔顿等人，与中文语境中的工匠及一样平常人所明白的工匠精神相去甚远。不管怎么说，工匠精神一词已经在中文里站稳了脚跟，并仍在被赋予新的内在。为了更好地从工业生长的角度明白并行使工匠精神这一观点，有必要从制造业演化的角度来梳理其历史，并展现其本质。

工匠精神的发端：对质量的控制

制造是人类控制环境以知足自身生计需要的基本流动之一，可以说，制造界定了人自己。

简朴地说，人类的制造流动就是通过使质料发生转变从而获得头脑中构想的新物品的历程。几千年来，制造流动的内容与形式不停转变，但其本质和组成要素却一直延续。

例如，中国明代晚期的手艺百科全书《天工开物》称“金木受攻而物象曲成”，先容了钻、锯、刨、凿等金属加工手艺。⁽⁵⁾只管那时中国没有现代机床，但钻、锯、刨、凿等仍然是现代机床的刀具举行加工的主要运动形式。《天工开物》时代的中国人使用单个的手工工具来实现这些运动，现代机床则用更庞大的平台来实现这些运动。然而，使质料发生转变的基本运动形式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运动形式赖以实现的工具。

又如，中国古代的青花瓷器是运用钴料举行绘画装饰的釉下彩瓷器，釉下彩绘和运用钴料是其基本工艺，而使用钴作为呈色剂便属于通过质料的转变来制造新产物。元代青花瓷器使用的钴料有国产和入口两种，国产青花料含锰量高、含铁量低，入口青花料含锰量极低、含铁量较高，且含有砷。故接纳入口料绘画的青花色泽秾艳，釉面有玄色黑点，而接纳国产料的青花没有玄色斑疵，色调亦不秾艳。⁽⁶⁾ 差其余质料造出了差其余产物，质料的转变带来产物的转变，这一点在今天的制造流动中仍然云云。

因此，制造流动可以视为若干历久存在的基本要素的组合，单一要素的转变或多个要素的转变是制造流动转变的基础，而要素转变的水平决议了制造流动转变的水平。图 1 展示了制造流动的组成要素。

图 1   制造流动的组成要素

任何制造流动都可以分解为设计、质料、手段和产物这四大要素，并存在着头脑中的设计变为实实在在的产物的历程。转变的历程就是用一定的手段改变质料的形态，而手段又包罗了工具、方式和组织这三大次级要素。

很显然，设计、质料与手段的转变，要么缔造出新的产物，要么使既有产物用新的方式生产出来。当茹毛饮血的先民打制石器时，这些要素就已经存在，而今天的人类制造航天飞机的流动，仍然可以抽象为这些要素的组合。人类制造流动的历史，即是这些组成要素演化的历史；人类制造流动的未来，亦取决于这些组成要素的转变。

在文明社会里，工匠是专门从事制造流动的职业群体。有学者以为，在中国的夏、商、周时代，国营制造业占主导职位，其特征是由官府派官员治理，执行垄断谋划，使用以仆从为主的劳动力，举行团体生产，产物主要知足官方和各级统治者的多方面需求，并不进入商品流通领域。⁽⁷⁾

据以为反映了西周时期国营制造业情形的文献《考工记》曰：“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⁸⁾“百工”指的是审阅与考察质料外在特征和内部特征，制备民生用具的人，既可指周代主管营建制造的职官名，又可泛指种种从事制造流动的人。这些从事制造流动的人就是工匠。称“百”，意指工匠种类繁多，显示了先秦时代中国的制造业已具有高度的部门分工。⁽⁹⁾

《考工记》神圣化了制造流动的起源，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贤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贤人之所作也。”⁽¹⁰⁾ 对于制造业产物的质量，《考工记》也有叙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¹¹⁾ 

用现代看法来剖析，《考工记》提出了一个制造业产物质量受环境、质料、工匠技术等综合因素影响的理论。国营制造业因其产物直接供国家使用，受到国家的严酷管控，国家对产物质量提出了严酷的要求。

在叙述制造车轮的工匠“轮人”时，《考工记》谓：“故可规、可萭、可水、可县、可量、可权也，谓之国工。”⁽¹²⁾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些造出的车轮形状相符规范、丈量时各项指标达标的工匠，可以称为国家级工匠。在谈到制作矛的“庐人”时，《考工记》又称：“六建既备，车不频频，谓之国工。”⁽¹³⁾由此可见，在先秦时代，中国已经有了评判工匠品级的尺度，而工匠的品级是由其产物的质量决议的。

与工匠有亲切关系的《墨子》用工匠遵守工艺来比喻治国必须遵照法度：“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¹⁴⁾ 为了保证产物质量合乎要求，工匠在制造历程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规范，而工匠头脑中的规范意识及其在制造流动中的落实，即是今人通常所说的工匠精神。因此，工匠精神发端于对产物质量的控制。

在制造业的早期历史上，工匠往往受产物需求者即国家的直接受控，国家对于产物质量有着严酷的要求，并制订了响应的制度予以保障。正是这种管控制度激发了最初的工匠精神。

现实上，手工业时代的制造业，制造手段的落伍自己就对工匠的事情态度等事情伦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换言之，精神因素是填补手艺因素缺陷的一种变量。当制造流动主要靠手工劳作举行时，制造历程依赖于人的器官施展感知与运动的功效，但人的身体既很容易面临气力上的极限，又不容易稳固如一地保持牢固状态，由此给制造流动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固性。

例如，情绪就是一种影响人对外部情境做出反映的特殊念头。⁽¹⁵⁾ 工匠情绪的颠簸显然有可能影响其身手的施展。工匠以手工劳作的方式从事制造时，为了削减不确定性，乐成造出相符设计目的的品质稳固的产物，必须十分注重对身体举行操控，也就必须将精神和注重力集中于和制造流动有直接关联的身体感知与运动上。这就有了专心致志和一丝不苟等工匠劳作时的事情状态与精神风貌。可以说，专心致志和一丝不苟的事情状态是简陋的手工劳作条件下制造流动顺遂举行的内在要求。

人类社会里种种看似虚无缥缈的“精神”，在其发生之初，往往有着很适用的功效，工匠精神也不破例。不外，若欲使精神因素真正对现实行为发生作用，响应的制度设计与制度放置总是不能或缺的。精神往往由人心理层面的内驱力维持，但内驱力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无法保障精神延续稳固地存在。制度的作用，便在于从外部施加强制气力，使精神因强力刺激而延续性地维持存在。也只有当精神由于延续性的存在而成为习惯时，精神才真正能够对行为施加强有力的影响。

可以假设，在上古时代，最初的工匠为了确保产物品质而发现晰一套事情伦理，这套事情伦理主要依赖工匠小我私家的自律来贯彻。随着历史的生长，相关的制度泛起了，强制性地要求每个工匠都要在制造流动中贯彻事情伦理，久而久之，部门工匠将这种事情伦理内化于心，不需要强制性的制度也能贯彻执行，工匠精神作为一种价值观就稳固了。历史假设很难验证，但中国古代的物勒工名制度与工匠精神之间的关系，是有史料能够予以支持的。

在历史上，秦国乐成统一天下既可归因于商鞅变法，又离不开优良武器的供应。而秦国执行的物勒工名制度，保证了武器制造的质量。所谓物勒工名，《吕氏春秋》在叙述“孟冬之月”时曰：“是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欠妥，必行其罪，以穷其情。”⁽¹⁶⁾ 

学者对“物勒工名，以考其诚”作的注解称：“物，器也。勒铭工姓名著于器，使不得诈巧，故曰以考其诚。梁玉绳曰：‘后世制器镌某造，盖始于秦。’”⁽¹⁷⁾意思是，从秦国最先，中国就有了让工匠把名字刻在自己制造的产物上的制度，而这项制度便于对产物质量举行追责，令工匠不敢弄虚作假。至于“工有欠妥，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的注解则为：“欠妥，不功致也，故行其罪，以穷断其诈巧之情。”⁽¹⁸⁾ 意思是，工匠制造的产物若是质量欠好，就是事情没有全力，要判断其有罪，用这种责罚机制来隔离工匠搪塞作假念头的发生。

因此，物勒工名是一种严酷甚至严酷的质量保障制度。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确立了严密的执法系统，用来管控社会。物勒工名制度也是通过执法来确保其有效性的。出土简牍对于秦律的纪录反映了这一点。

首先，秦国将具有高明身手的工匠视为一种战略资源加以珍爱，工匠在秦国的劳动者中具有相对特殊的职位。秦律曰：“隶臣有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仆、养。”⁽¹⁹⁾ 意思是，隶臣当中有具备身手可以当工匠的，就不要让他们去当给人赶车、做饭的西崽。

其次，秦国制订了严酷的生产纪律与产物规范，并通过严肃的刑罚措施来督促工匠保证产物质量。一条秦律写道：“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狭必等。”⁽²⁰⁾ 这条划定了制造同一种器物的巨细、是非和宽度必须相同。另一条秦律这么划定：“工择干，干可用而久以为不能用，赀二甲。工久干曰不能用，负久者，久者谒用之，而赀工曰不能者二甲。”⁽²¹⁾意思是，工匠选择夯墙用的立木时，若是立木本可以使用而标上不能使用的记号，工匠要受罚；若是工匠在立木上符号以为不能使用，以致不能知足装设者的需要，但装设者经由报批后仍然使用了，就要责罚以为不能使用的工匠。

秦法之细密可见一斑。与物勒工名制度一样，秦国主要依赖种种明确而严肃的责罚措施来约束工匠，进而保障制造业的品质。

人性是庞大的，趋利避害与好逸恶劳是人类的自然本能，这种自然本能有可能会导致偷工减料与弄虚作假等负面行为。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的气力，具有约束和指导自然本能的作用。工匠精神不能能是人类社会凭空发生的价值观，也不是人类的自然本能，它一定是人类在制造流动中历久相互来往而逐渐积累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投射至头脑意识领域就形成了工匠精神。

一旦工匠精神萌生后，其维持和传承就需要依赖一定的社会化机制，这种机制牢固下来就形成了制度。换言之，若是将工匠精神视为一种工匠们共享的遵守生产纪律与注重产物质量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是确立在物勒工名等具有现实约束力的制度之基础上的。正是强制性的制度，祛除了工匠在制造流动中可能会接纳的偷工减料等投契行为，约束了人性中负面的自然本能。随着时间的累积，当工匠在物勒工名等制度下习惯性地自觉注重产物品质后，作为文化的工匠精神就降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物勒工名可谓中国工匠精神在制度层面之发端。从制造流动的组成要素看，物勒工名是基于对产物质量的严酷要求而在制造手段上实现的组织创新，因此，最初的工匠精神论其本质就是一种保障产物质量的手段。

进一步说，物勒工名制度的发生解释，中国昔人已经熟悉到，制造业产物的质量不完全取决于手艺，也会受制造者的事情态度影响。同一个工匠在一准时期内的手艺与技术是相对稳固的，在此情形下，工匠的事情态度就成为决议其产物品质的要害变量了。若是将文化界定为价值观系统，⁽²²⁾则工匠精神作为一种看待事情的价值观，也就是一种文化。

由此可以推论的是，工匠精神一经养成，将影响到制造流动的各个环节。从理论上说，文化因素通过渗透至制造流动的各个组成要素而施展其影响制造业的作用。

不外，物勒工名制度并非没有内在的弱点。从制造业的组织形式上看，实行物勒工名制度的秦国制造业是受到国家严酷管控的，事实上，物勒工名自己就是管控措施的一部门。然而，在缺乏国家严酷管控的制造业组织形式中，物勒工名或类似制度的实行效果一定削弱，甚至于很难推行。但中国古代制造业恰恰存在着一个国家放松管控的大的历史历程。况且，物勒工名背后的保障机制，是在历史上以严肃著称的秦法，但秦法之繁苛也是后世总结秦朝消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使得完全复制秦朝的种种制度面临着政治道德上的风险与成本，也阻碍了物勒工名等制度在后世的系统性的推行。因此，只管物勒工名等制度激发了中国最初的工匠精神，但制度与精神都随着历史的生长而不停演化。

制度与精神的衰败在制造业历史上习以为常。例如，建于明朝洪武初年的南京龙江船厂是一家国营造船厂，原本能够制造郑和下西洋所用的大型海船，但到了 190 多年后的嘉靖年间，该厂只剩不到 200 户工匠人家，不仅造不出大型海船，且工匠“不乐其业”，都想换其他事情，在造船历程中则存在着普遍的偷工减料行为。⁽²³⁾

无独有偶的是，15 世纪西方的海上强国威尼斯也拥有一家规模伟大的国营造船厂威尼斯兵工厂，随着时间流逝，同样面临着工匠精神衰退的问题。威尼斯兵工厂规模宏大，具有高度发达的分工组织，1436 年，一位游客这样形貌道：“一进入大门，两旁各有一条宽阔的街道，中央是海水，一侧是兵工厂厂房向外开放的窗户，另一侧也是云云。这条窄窄的水道上漂浮着一艘桨风帆，由小舟拖曳，而从各式衡宇的窗户中，零部件被源源不停地分发到装配工人手里，有的是绳索，有的是武器……”⁽²⁴⁾ 

纵然到 17 世纪威尼斯兵工厂已最先走下坡路时，外来造访者仍估量该厂天天群集有 1500 至 2000 名能工巧匠，并视这些工匠为纪律与勤勉的典型。一位访客写道：“威尼斯共和国的伟大的基本，或者不如说整个意大利甚至基督教天下的荣耀，正是兵工厂的厂房。”1676 年的一份讲述则云云宣称：“兵工厂正威名日著，甚至在生长最快的国家中也是云云；它被正确地以为是事业的工厂，是武备的宝库，而且是用来捍卫名贵自由的最具生气的武器。”⁽²⁵⁾然而，威尼斯兵工厂与龙江船厂存在着相似的衰退。在生产谋划衰退的同时，工匠们的道德水准同样下滑。

1643 年，一份讲述埋怨了威尼斯兵工厂的工匠事情态度不起劲，称“这些工匠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没用处的，不会多干一点待遇之外的活”⁽²⁶⁾。

与前一世纪具有报国热忱的先进相比，17 世纪威尼斯兵工厂的绝大多数工匠完全基于私人念头来事情，年轻的学徒只在意领取薪酬，对事情与学艺不上心，会在船坞整天闲逛。许多工匠并不把自己的工具带来兵工厂做工，而是将工具变卖掉，于是来到兵工厂就无所事事，又或者他们向其余工匠借工具干活，换成那些工匠无所事事。更有甚者，部门工匠对公众之物顺手牵羊。⁽²⁷⁾ 东西方两大船厂的案例解释，工匠精神的历久维持绝非易事，人性中自然的投契性与惰性，使工匠精神必须靠一定的机制来保持。而工匠精神衰退的可能性，也反映了制造业变动不居的性子。

制造方式的转变：工匠的革命与被革命

工匠精神是与工匠的制造方式慎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工匠只能依附自己的双手使用简朴的工具从事制造，其效率与产量均受到极大的限制，但也由此形成了一种以重视质量为名限制竞争与产量提升的价值取向。

然而，社会对制造业产物的大规模需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需求发生的压力形成了工匠追求制造方式转变的动力，由此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由工匠发动，又否认了工匠的手工制造方式，进而否认了工匠的职业身份，使工匠自身成为被革命的工具。制造业对大规模生产的追求以 19 世纪兴起的美国系统为理想型，在工业革命扩散的历程中，市场压力促使德国等国家和区域的企业用美国系统来取代自己的工匠传统。

（一）美国系统：大规模生产的需求与压力

农业时代的制造业具有颇为守旧的价值观，工匠的传承比创新更受重视。

例如，中国北宋时代的沈括对制造业的态度是以崇尚昔人及稳定古法为主的，具有粘稠的守旧性。在《梦溪笔谈》中，沈括称有人曾找到古代的一枚玉钗，虽然已经残缺，但“制作精巧，后人不能为也”。他又自述自己途经南京时，有人挖掘六朝时代的陵寝，获得不少古物，他看到一只玉臂钗，做工精巧：“两头施转关，可以屈伸，合之令圆，仅于无缝，为九龙绕之，功侔鬼神。”于是，沈括发了一番对比古今工匠的议论，以为古代淳朴的文化氛围使古代工匠严谨认真，产物优于现代：“世多谓前古民醇，事情率多卤拙，是大否则。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则百工不苟；后世习惯虽侈，而工之致力，不及昔人，故物多不精。”⁽²⁸⁾ 

沈括的议论应该是有几分原理的，但他忽略了古代制造业往往由国家直接受控，不少工匠制造的是仅仅由上层阶级享用的数目有限的奢侈品，自然比北宋时代已经相当市场化的制造业工匠更有条件千锤百炼。

再如，沈括先容了古鼎与古铜香炉的机巧设计，结论是：“其他古器，率有曲意，而形制文画，也许多同。盖有所教授，各守师法，后人莫敢辄改。今之众学，人人皆出己意，奇邪浅陋，弃古自用，不止器械而已。”⁽²⁹⁾ 沈括感伤的是，古代工匠皆严守师傅教授的技法，不去改动物品既有设计，而他谁人时代的工匠却都热衷于甩掉前人技法，按自己的意愿举行制造，效果造出些不如昔人的新鲜貌寝的物品。

沈括也许没有意识到，若是一味遵守古法而不转变，制造业也不会泛起新的手艺与工艺。然则，沈括这种崇古贬今的态度很能体现农业社会里制造业求稳重于创新的守旧文化。在欧洲，中世纪锡耶纳的锁匠曾训斥那些太早起来事情的人是“贪心”的，而在第戎的一次骚乱中，一个刀剪匠由于事情得太晚而被人刺伤。⁽³⁰⁾ 在这种文化氛围里，勤于事情绝非美德。

与此响应的是，手工业行会一样平常排挤制造业中的创新。例如，帕尔马的最高行政官在 1266 年被授权对引进任何新式样的造鞋匠罚款25 英镑，考文垂则否决以染料颜色为名义的行业转变。14 世纪时，布里斯托的成衣憎恨外来者出售已经裁剪好以备缝制的帽子和男装，由于这是一种刷新，能够导向大规模生产。⁽³¹⁾总的来说，农业社会里的传统制造业具有一种求稳的文化。这种求稳的文化显示在传统制造业将稳固视为主要的目的，通过种种制度放置抑制自由竞争，并限制工匠队伍规模和制造业产量规模的扩大。

然而，市场需求的刺激一再使工匠试图通过转变制造方式来实现大规模生产，从而谋取更多利益。

例如，16 世纪的德国金匠热衷于延续铸造器物的把柄、顶部饰物和边饰等部件，还使用循环压印戳。⁽³²⁾ 这些工匠们追求的正是尺度化的大批量生产。最终，在 18 世纪的英国，一群工匠掀起了具有连锁反映的可延续的手艺革命，也就是工业革命。

不外，工业革命对工匠自己是一种否认。在工业革命中兴起的工厂（factory）制度，使传统工匠转变为现代产业工人。在工厂兴起前的家舍制造业中，劳动者即工匠通常就在自己家里从事制造流动，可以相当自由而随意地放置自己的时间，制造流动与非制造流动之间的切换也缺乏严酷的限制。1780 年月，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织工的小农舍里“弥漫着幸福和知足的气氛”^（33)。但工厂改变了这一切。

已往，制造者的自由是以制造流动的涣散和缺乏羁系为条件而存在的。然而，在工厂里，每一名制造者必须与其他制造者协作，就必须让渡自己的自由。为了将群集在一起的众多制造者放置稳健，工厂设置了劳动纪律，而纪律一定意味着制造者不能为所欲为。

诚然，在工业革命之前，东西方都存在着类似龙江船厂或威尼斯兵工厂那样纪律严明的大型手工业制造场所，但这些手工业制造场所不使用机械，工匠的劳动仍保留着相当的自主性，而在工厂里，工人的劳动要围绕着机械运转来放置。因此，工匠与工人的制造方式和劳动状态有着显著区别。

在当下的中文语境里，由于工匠精神被宽泛地使用，工匠一词的寄义也经常由手艺工人扩大到全体工人，这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背离。无论若何，工业革命改变了工匠的制造方式，进而祛除了工匠的身份，这是制造业演化史上最主要的转变。

这一转变起源于英国，但在美国发扬光大，形成了所谓美国系统（the American system）。

1851 年，美国军器制造商塞缪尔·柯尔特（Samuel Colt）对英国议会夸下海口：“没有什么是不能用机械造出来的。”⁽³⁴⁾ 正是在军器工业以及钟表等工业中，美国企业生长出了一种在生产上以可交换零件为基础的尺度化系统。⁽³⁵⁾这套系统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是实现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的基础，因此被那时的英国人称为“美国系统”。⁽³⁶⁾ 

在人类制造业的历史上，对尺度化和大规模生产的需求一直存在着，而尺度化又可以成为大规模生产的有利条件。当人们对制造业的产物存在着量的需求时，往往就会想法扩大制造能力，而制造规格牢固的产物比制造规格不统一的产物更简捷，在单元时间里也就能造出更多产物来。因此，对量的需求是制造业转变的主要动力。譬如，在战争时期，征战双方都市需要军器的大量供应，这就不难明白尺度化和大规模生产的美国系统为何萌芽于军器工业中。

现实上，美国军器工业的新生产系统受到了法国的影响。早在 1765 年，法国就通过引入尺度化零件而试图使武器生产合理化，美国学习了这一改造，美国国防部也成为零件统一性原则的支持者。⁽³⁷⁾ 不外，法国举行尺度化生产改造时，工业革命才刚刚最先，因此，其改造未能与机械化连系，而且厥后也由于法国海内政局的种种原因而中辍。美国系统的形成，主要照样靠美国人自己的实践。

1794 年，美国国防部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第一家生产小型武器的兵工厂春田兵工厂（Springfield Armory），那时的产物主要是滑膛枪，生产方式为纯手工制造。到 1815 年为止，春田兵工厂一直致力于通过将工匠作风转变为工业纪律而使生产的武器从作坊产物变为工业产物。这些起劲包罗引入令工匠不满但令生产规范化的计件人为制。

在此期间，1812 年的英美战争对美国军器工业发生了较大影响。战争履历使美国人意识到，在战场上，大量来不及修理的武器可以通过简朴地替换零件而重新投入使用，这使主管军械的官员们信赖制造统一化的零件将值得支出任何价值。

1815 年最先治理春田兵工厂的罗斯威尔·李（Roswell Lee）上校推动了制造方式的转变。李完善了一种在制造历程中犹如在最终检查时一样对零件举行丈量的制度，以使兵工厂的产物尽可能规格一致。一位国防部官员以为丈量制度是保障春田兵工厂所造零件统一化的唯一手段。⁽³⁸⁾ 在兵工厂确立的治理制度中，使用丈量仪器的检查员，有权去责罚那些零件做得欠好的工人。凭据 1816 年制订的治理规则，制造历程中的时间与质料要被严酷盘算，每一个工人都要为自己的事情卖力。⁽³⁹⁾ 

随着时间的推移，兵工厂的丈量方式变得越来越严酷。不外，直到 1822年，李仍未杀青他的目的，即“制造出的滑膛枪零件能适合每一支滑膛枪”。但就在此时，春田兵工厂最先迈向机械化生产。工厂与托马斯·布兰查德（Thomas Blanchard）订了一份协议，使用后者拥有专利的机械装备来生产枪托。该装备的焦点是一组包罗了 14 台机械的装置，可以用来复制枪托或其他不规则形状的物品，险些祛除了枪托生产中的手工劳作。⁽⁴⁰⁾ 

布兰查德发现的是一种仿形切木机床，在制造历程中，将一个制品枪托作为原型模板，机床上的指针能跟踪模板运动，并指导一个切削用具在事情件上复制出相同的断面，机床能够自动而准确地控制整个断面的切削历程，从而不必让操作工在事情中停下来检查切削是否正确。⁽⁴¹⁾制造历程的机械化使尺度化零件的生产真正具备了可能性。春田兵工厂的可交换滑膛枪制造在 1830 年月与 1840 年月取得了长足希望，其提高包罗接纳了一种新型滑膛枪，拓展了丈量制度，以及设计了新的机床工具。

到1850 年时，春田兵工厂在使柔软状态的枪锁零件硬化前，不必再调适、组装和符号它们，由于它们的规格是统一的。更主要的是，除了枪筒的焊接外，滑膛枪零件险些所有使用机械来装配。⁽⁴²⁾这就给了柯尔特在英国议会夸海口的资源，也标志着“美国系统”初见雏形。

从春田兵工厂的案例看，早期的美国系统对于制造流动的转变，主要体现在设计与手段两个方面。在设计方面，美国系统确立了可交换零件的理念，对于产物设计提出了响应的要求，就从源头上将制造流动导向了尺度化。在手段方面，美国系统一最先接纳的是强化在制品丈量的行动，属于方式的转变，继而使用机械生产，最先了工具的转变，由此真正使可交换零件的理念在制造历程中得以实现。

设计与手段的转变引发的效果就是产物的转变，即产物能够以统一规格被批量制造出来，这就为大规模生产开拓了门路。不外，初生的美国系统并没有祛除手工操作，工匠仍施展着主要作用，在英国议会夸海口的柯尔特即认可“一等技工值得付最高的价钱”⁽⁴³⁾。

此外，在19 世纪的大部门时间里，可交换性提升而非降低了小型武器的价钱，⁽⁴⁴⁾ 这是美国系统降生之初的局限性。

在春田兵工厂之外，美国系统在美国军器工业中获得了流传与扩散。费城的弗兰克福兵工厂（Frankford Arsenal）即为一例。

弗兰克福兵工厂创建于 1817 年，其早期也依赖手工制造。该厂的工人是分品级的，包罗具有高明手艺的工匠师傅（master craftsman）和普通工人。据文献纪录，该厂制造筒体需要“1 个师傅；10 个卷筒的人；1 小我私家填充，4 小我私家折叠，4 小我私家捆扎……12 到18 岁的男孩和女孩可以很方便地雇来干这活”。该厂 10 小时内能制造 10000 个滑膛枪弹夹并包装好。⁽⁴⁵⁾ 

从 1830 年月最先，在美国领土扩张的大靠山下，弗兰克福兵工厂逐渐壮大，到了 1840年月晚期，该厂也最先踏上机械化的门路。与春田兵工厂相仿，弗兰克福兵工厂的生产转变也离不开领导者的推动，主持其事的是从 1851 年起最先掌管该厂的彼得·哈格纳（Peter Hagner）少校。哈格纳延续了前任的事情，对工厂举行了扩建，包罗确立了一座可以用来处置火药和举行化学实验的实验室。哈格纳为兵工厂购置了新的机械。⁽⁴⁶⁾此举为兵工厂的转变准备了物质条件。不外，真正施展了焦点作用的照样若干工匠。⁽⁴⁷⁾ 从时间上看，弗兰克福兵工厂真正最先机械化，恰逢春田兵工厂的美国系统成型之时，因此可以视为美国系统的扩散。

无论是春田兵工厂在实践中试探美国系统，照样弗兰克福兵工厂在改造中引入美国系统，主干工匠均施展了焦点作用，其最大的劳绩即在于通过发现机械和应用机械而使生产机械化，从而令兵工厂由手工制造转为真正的工业生产。

因此，美国系统仍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即主要由工匠完成了一场否认工匠传统的制造业革命。而美国系统在民用制造业中的扩展，为该系统注入了更大的生命力。缝纫机是与一样平常生涯亲切相关的机械产物，其供应直接决议着服装的可供应量。

19 世纪的美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进，缝纫机的需求量随之扩大，对缝纫机企业发生了伟大的压力。为知足伟大的市场需求量，缝纫机企业必须转变制造方式。与军器工业一样，缝纫机工业中美国系统的泛起，也源于量的需求。

图 2 为 3 家美国主要缝纫机企业惠勒和威尔逊（Wheeler and Wilson）、威尔科克斯和吉布斯（Willcox & Gibbs）以及胜家（Singer）的产量。由于资料的关系，该图数据不全，但可以看到从 1850 年月到 1870 年月，美国的缝纫机产量是延续增进的。

图 2 美国主要缝纫机企业产量(1853—1880 年)资料泉源: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pp. 70; 89.

在美国 3 家主要的缝纫机企业中，胜家公司独树一帜，进入 1870 年月后产量大幅领先。这反映了美国缝纫机市场的猛烈竞争，而这一竞争也给各公司组成了更大的提升产能的压力。

早在1860 年月，惠勒和威尔逊公司就希望接纳兵工厂中的制造方式来应对大量生产的挑战。公司以为大规模生产“能够使缝纫机的价钱降低，并保证每一个家庭都拥有一台这种不能或缺的物品”。这解释该公司已经熟悉到了大规模生产的社会意义。不外，公司的生产机械化希望在各工序是不平衡的。

到 1860 年月中期，惠勒和威尔逊公司的一些缝纫机零件在进入加工程序前要锻压 4 次，丈量仪器、牢固装置与夹具全都作了改善，直到公司宣称能够制造出完善的可交换零件。然则，惠勒和威尔逊公司无法用美国系统轻易地造出缝针这一要害零件。缝针的整个制造流程都依赖高度分工的手工劳动。公司指出：“这是分量极大的手工劳动，在一个技师的人为比欧洲要高得多的国家里，也使这种方式造出的针过于昂贵。”于是，该公司好几次雇佣履历过漫长学徒期的英国制针工匠。直到 1880 年，只管大部门手工劳动都已经被机械生产取代，但缝针依然要靠工人用锤子在铁砧上一个一个敲打出来。⁽⁴⁸⁾因此，机械化这一美国系统的焦点要素，在推进历程中面临着差别水平的手艺难题待解决，其生长具有不平衡的特点。

从数据上看，1860 年晚期以后，惠勒和威尔逊公司的缝纫机产量较之前上了一个台阶，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这应该归功于美国系统的推行。

作为行业领军企业的胜家公司，也少不了鼎力推行美国系统。从 1854 年的史料看，那时的胜家公司看不到一点兵工厂中已经泛起的美国系统的影子，主要的制造方式仍然是手工劳作，公司自己也称其机械“是在长桌边用手生产出来的”。

在 1850 年月，卖力胜家公司生产手艺的是苏格兰人乔治·麦肯齐（George McKenzie），他是一名翻砂工匠，其欧洲履历与美国系统完全无涉。在麦肯齐的主导下，胜家公司的生产方式受欧洲手工制造方式的极大影响，一直延续到1870 年月。⁽⁴⁹⁾ 

不外，从 1863 年最先，胜家公司就通过制造越来越多专业化的机床装备来使其生产历程机械化。那时，公司收到了大量代理商和主顾对于缝纫机质量的埋怨，缝针、齿轮和梭子等零件不停地泛起问题。这促使公司开设了维修服务。一旦产物的零件坏掉，代理商就将它们送到公司替换。公司用特殊的锉刀加工新齿轮，使其能装到一起，并用来锉传动装置，以及调整新梭子的合适尺寸。维修问题与产量无法知足日益增进的外洋市场的压力，配合促使胜家公司寻求新的制造方式。

正是在 1863 年，公司雇佣了一名新泽西的机械师勒比乌斯·米勒（Lebbeus B.Miller），这成为脱节欧洲制造方式的起点。米勒生于 1833 年，早先在新泽西一家工厂里当学徒，也是典型的工匠。米勒自己制造机床，曾在 1850 年月卖过一些小型的马达车床给胜家公司，但彼时他毫无可交换零件的制造履历。

1861 年，学徒出师的米勒去了玛哈坦火器公司（ManhattanFirearms Company）事情，该公司那时使用柯尔特的方式年产 6000 支枪，这使米勒接触到了美国系统。米勒到了胜家公司后，就将他在玛哈坦火器公司学到的制造方式移植了过来。

事实上，胜家公司购于 1863 年的最早的 10 台铣床就是玛哈坦火器公司制造的。在米勒的主持下，胜家公司以兵工厂的尺度举行改造。但比起依赖优越的丈量仪器来，米勒更倾向于引入专业化的自动与半自念头床。

1880 年至 1882 年间的某个时刻，胜家公司首次用不必在软化状态下手工装配的可交换零件来制造缝纫机，用相同的序列号符号所有主要零件，并以相匹配的数目硬化和重新装配零件。

到 1890 年时，胜家公司更新了它的机床、夹具、牢固装置和丈量制度，基本确立了美国系统。但那时也有人指出，胜家公司“通过雇许多廉价的工人用靠不住的手来完成零件组装，对欧洲制造方式举行了妥协”。不管怎么说，胜家公司实现了制造方式的转变，而厥功甚伟的米勒直到 1907 年才以 74 岁高龄从胜家公司退休。⁽⁵⁰⁾ 胜家公司的案例再次解释要害性工匠对于美国系统生长的主要性，但美国系统的生长也是对工匠制造传统的否认。

除了缝纫机工业外，美国系统还在农业机械工业里获得了扩展。在 19 世纪美国的农机工业里，领军企业之一是麦考密克（McCormick）公司。由于产物型号太多，该公司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

例如，1849 年，麦考密克公司制造 1 台机械的成本平均为 55 美元。由于公司每年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神去完善新型农机产物，它往往赶不及知足所有的市场需求。效果，公司的年产量低于其生产能力，代理商和农民对其显示不抱理想。由于产物型号过多，当客户需要替换一个零件时，不得不告诉公司详细是哪一个零件，并告诉公司其所购机械是哪一年制造的。直到麦考密克公司于 1880 年月确立起周全的丈量系统之前，购置公司产物的农民都得自己肩负将新的铸铁或锻铁零件装进农机的责任。代理商则通常要保证一大堆零件库存以制止工厂送货太迟。这种市场压力下的麦考密克公司在生产上主要依赖传统铁匠。⁽⁵¹⁾ 与缝纫机企业一样，伟大的市场需求量对麦考密克公司发生了伟大的供应压力。图 3 为麦考密克公司 1841~1885 年的农机总产量。

图 3  麦考密克公司的农机总产量（1841—1885 年）

资料泉源：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p. 161.

1841 年，麦考密克公司仅生产了 2 台产物，进入 1850 年月，其产量最先稳步增进，至 1880年月则泛起了产量上的突飞猛进。而从 1841 年到 1885 年，该公司的产物大类包罗手动搂草机、自动搂草机、割草机、滴管、收割机和割捆机这 6 种，其中手动搂草机 1865 年即停产，割捆机则从 1876 年才最先生产。⁽⁵²⁾ 麦考密克公司知足市场需求的能力极不稳固。1884 年 5 月 13 日，当企业创始人去世 6 周后，继任者在日志中写道：“这是我们在生意上所知道的最糟糕的日子。代理商称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机械……订单如洪水涌来但没有机械可卖。”不外，直到守旧的老照料被开除后，麦考密克公司才最先真正迈向大规模生产。⁽⁵³⁾ 

值得注重的是，公司的老照料忧郁生意变得过大，畏惧生产过多的机械，他对手工制造的坚持也源于其坚信手工制造才气保证产物最高的品质。⁽⁵⁴⁾ 这一案例显著地体现了制造流动转变中量与质的矛盾关系，及其反映的差其余制造业文化。

从缝纫机工业和农机工业的案例可以看出，美国系统在民用制造业中的扩展，主要源于产量需求的压力。在木匠行业、自行车工业中，可以看到相似的转变。不外，只是在新兴的汽车工业中，美国系统才真正成熟，其各组成要素获得充实的生长。美国系统的成熟是与福特制联系在一起的。福特制的泛起就犹如其他制造革命一样，是一个渐进的演化历程。

在福特制兴起前，包罗着可交换零件、机械化、流水线、丈量系统等要素的美国系统在制造业中已经泛起，福特制行使了这些既存要素，并通过对这些要素的进一步转变与整合而推动了美国系统的完善。关于福特制的研究，已经发生极为厚实的中文文献，此处仅须从制造流动组成要素转变的角度举行归纳综合。在设计方面，福特制继续了可交换性与尺度化等美国系统已有的理念，在产物结构与类型两方面力图简朴化，从源头上将制造流动导向高效率的大规模生产。

在质料方面，福特制行使了钒合金钢这一要害质料制造汽车，使既结实又轻巧的设计目的能够在物质层面获得落实。在手段方面，福特制通过对机床的合理使用实现了机械化生产，通过组建流水线大幅度提高了效率，而这两者都依托于工厂这一制造流动的组织形式。最终，福特制使产物能够大规模生产，完成了制造流动的革命。在这一转变历程中，亨利·福特本人不随潮水的创新精神和执着于目的的坚韧毅力，是整个转变能够顺遂举行的保障。

1926 年，福特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了“大规模生产”词条，他写道：“大规模生产不是简朴的大批量生产……也不是简朴的机械生产……大规模生产聚焦于一种制造方案，其原则为控制性、正确性、经济性、系统性、延续性以及快速性。”⁽⁵⁵⁾

恰如福特所言，福特汽车公司确立的美国系统整合了此前已经泛起的美国系统的种种要素，并提炼出了抽象的理念，形成一种自觉的制造文化。唯其云云，福特汽车公司的制造方式才气够被称为福特制，并成为美国系统的代称。

（二）美国系统取代工匠传统：德国案例

在美国系统成熟以前，这种革命性的制造方式就因其效率优势而在美国之外流传与扩散，根除着一些国家或区域制造业中的工匠传统。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维尔纳·冯·西门子（Werner von Siemens）原是普鲁士军队的手艺人员，发现了改善电报机的原理，便将制造义务委托给了一名青年机械师哈尔斯克（Johann Georg Halske），后者在柏林谋划着一家小型机械公司。哈尔斯克造出了西门子需要的产物。⁽⁵⁶⁾

1847 年，西门子与哈尔斯克一起建立了西门子—哈尔斯克（Siemens & Halske）公司，其目的为“主要制造和生产电报机，但也不清扫其他营业”⁽⁵⁷⁾。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成为了整个西门子公司的焦点与起点。公司创办者哈尔斯克毫无疑问是一名工匠，因此，建立之初的西门子公司笼罩于强烈的工匠传统之下。

最初，哈尔斯克只是带着 10名工人在一个年租金 300塔勒的屋子里制造电报机及其配件。西门子住在屋子的一楼，二楼是车间，哈尔斯克住在三楼，每层楼有 6 个房间和 1 个厨房，车间面积只有 150 平方米，生产装备只有 3 台车床。

1848 年，公司雇佣的工人数目增加了近一倍，就把隔邻的屋子也租下来了。可以说，初创阶段的西门子公司只是个厂舍合一的作坊。在 1870 年之前，西门子公司只有少量通用机床，直到 1863 年，公司才添置了第一台靠蒸汽驱动的机械。

现实上，西门子公司并非无法肩负购置机械装备的用度，但公司依赖工匠举行手工制造，对机床与动力机械的需求不高，甚至当公司雇工数目到达 150 人时也是云云。在这一阶段，西门子公司主要接受特定主顾的订单，并不面向市场生产，故手工制造方式可以知足需求。⁽⁵⁸⁾ 因此，早期的西门子公司是一个将工匠集中到一起劳动但并不使用机械生产的手工工厂。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量的需求最先对西门子公司的制造流动发生压力，这种压力因市场竞争的泛起而加剧。

19 世纪中叶，西方国家的电气化如日中天，种种电气产物的需求延续增进。维尔纳·西门子的兄弟威廉·西门子（William Siemens）卖力在英国为公司联系营业，他向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公司通过扩大劳动分工而引入尺度化与更廉价的制造方式。威廉对柏林寄到伦敦的工匠制造的昂贵配件不满，威胁公司说他要在英国自行制造或以更低价钱采购。西门子家的另一个兄弟卡尔·西门子（Carl von Siemens）1855 年进入公司事情，持同样的态度。卡尔也指出了在英国的德意志工匠与英国工人的区别：“在伍利奇（Woolwich），德意志技师只能干些细腻的活，另有装配之类的；但英国工人总是制造一种零件。德意志技师干不来那种事，甚至在英国也一样。若是一个德意志技师像英国人那样委曲干了一个月，他就会跑来说他对整个事情想吐，他干的不像是自己的事情。但一个只知道制造一种特殊零件并以此为生的工人就不会那样说。”

卡尔和威廉都注重到，英国制造的同样产物虽然比德意志的产物更少工艺性，但更廉价。⁽⁵⁹⁾ 因此，西门子公司的高层已经有人注重到了英国制造方式与德意志制造方式的区别，并视英国制造方式为大规模生产的先进方式，只管英国人自己很清晰他们的制造方式与美国系统比起来还远谈不上大规模生产。由此亦可见制造方式在差别国家与区域之间存在着“代际”差异。然而，19 世纪总的趋势是，制造业要向大规模生产的偏向实现转变，量的要求是决议性的。

实在，维尔纳·西门子也很苦恼公司在制造层面的工匠方式。客观地说，工匠制造方式在早年间为西门子公司生产的电报机带来了耐用而细腻的高品质名声，但那是一个缺乏竞争的年月，且昂贵的电报机具有 40% 的利润率。

然而，随着手艺的扩散，市场竞争的压力发生了。1858 年，维尔纳写信给卡尔：“车间只有很少的收益。付给工匠事情的价钱过低，工匠们太无所事事。”1861年，西门子公司已经失去在德意志电气工业的垄断职位，维尔纳写道：“错误在于，没有资源和才智，任何技师都无法为我们提供要害的竞争力。”⁽⁶⁰⁾ 

于是，西门子公司最先举行一些改造。改造首先从基础设施建设启动。维尔纳·西门子宣称：“到目前为止，低成本生产的障碍是我们缺乏铸造部门，木匠活也随便找个什么地方就干……在太多犹疑之后，最终，我们决议确立一个木匠车间和铸造厂。”基础设施建设意味着西门子公司从形式上最先由作坊扩展为工厂。公司的组织也变得更庞大。

1850 年月中期，西门子公司已经有了一个“规章房间”，用来检查即将出厂的产物，今后，简朴的检查事情逐渐转移到了零件组装线上。与此同时，未来将成为实验室的“实验房间”也开拓出来了。⁽⁶¹⁾ 为了提升效率，计件人为制被引入公司。不外，这些改造行动遭到了早期服务于公司的工匠的抵触，其中也包罗公司创始人之一哈尔斯克。带着约莫 100 名工人和 5名监工，哈尔斯克在不停扩展的工厂里保留了一个自己的车间，而且不愿意放弃他的工匠制造方式。⁽⁶²⁾ 这一态势很清晰地解释晰西门子公司转型的难题。

进入 1870 年月后，西门子公司的改造才较大规模地睁开。此时一个有利的条件是，公司建立时期施展了主干作用的工匠纷纷退休或去世。例如，哈尔斯克就于 1868 年退休了。与此同时，普法战争征用了公司的员工，公司缺乏足够的劳动力。

1873 年，维尔纳·西门子写道：“我们有许多空大厅，但我们找不到工人填进去。”而工人运动则使得人为上涨、工时缩短。⁽⁶³⁾ 在这种态势下，西门子公司以机械化为中央来转变制造方式，消除其与生俱来的工匠传统。西门子公司将机床引入到制造流动中，以便用相对少的工人实现相对多的产量，并削减对大量高技术工匠的依赖，用维尔纳·西门子的话说，机床“甚至能使糟糕的工人制造出好产物来”。从哈尔斯克退休的 1868 年到 1873 年，西门子公司购置机床的投资增进了 7 倍，购置动力装备的投资增进了差不多 6 倍，而其员工与销量仅增进了 3 至 4 倍。⁽⁶⁴⁾ 

西门子公司对机械装备的投资住手于1873 年，至 1880 年才重新最先新一轮装备购置。1880 年月正是德国电气工业大生长而西门子公司不得不面临更多竞争对手的时代。⁽⁶⁵⁾ 可见，西门子公司的机械化是与市场竞争慎密联系在一起的。

维尔纳·西门子主要是从美国购置机床，他自己也喜欢用“大规模生产”这个词。1871—1872 年，西门子公司从美国买了 2 台重型铣床和 6 台轻型铣床，6 台多轴钻床，另有若干台刨床。西门子公司购置这些机床受到了柏林制造商路德维希·罗伊（Ludwig Loewe）的激昂，而罗伊从1868 年最先就根据美国模式批量制造缝纫机，1870 年又最先生产武器。

在 1872 年的经济扩张期，机床运往德国要花 5 到 6 个月，维尔纳等不及，就让他的兄弟们想法从法国或英国花更短的时间购置分外的铣床与车床。维尔纳写道：“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尽快获取这些机械，由于工人险些是找不到的……带着一些焦虑，我们能获得我们想要的险些所有订单，但我们必须拒绝或者退缩，由于我们缺乏工人和机械。”这些机械最初被放在西门子公司新工厂的一个被称为“美国大厅”的房间里。

1863 年，公司曾派一名工人去罗伊的缝纫机工厂学习过几个月，学习机械生产，1872 年，这名工人成了新部门的监工。鱼雷装备和一种尺度类型的电报机被首先用机床成批制造出来。几个月后，维尔纳·西门子写道：“以是我们热切地奋斗了一年，像美国人那样用专业化的机械做所有事情……这被证实是非常值得的……现在我们全都坚信我们未来的救赎存在于对美国制造方式的应用里，而我们必须改变我们整个的治理方式来顺应这一点。只有大规模生产才是我们未来的使命；未来，我们将有能力用它来知足每一种需求并应对任何竞争！”⁽⁶⁶⁾

由此可见，西门子公司的制造方式转变就是引入美国系统，既包罗入口美国机床来推行生产的机械化，又包罗以大规模生产这一美国系统的理念作为追求的目的。在这一历程中，其他学习了美国系统的德国制造商既成为西门子公司的楷模，又充当了手艺转移的中介角色。不外，在西门子公司引入美国系统的时代，美国系统自身还没有生长成熟，因此，西门子公司及维尔纳·西门子本人所追求的大规模生产与 20 世纪福特制带来的大规模生产尚属小巫见大巫。

作为一项系统性的转变，在购置机床以改变制造手段的同时，西门子公司也思量到了设计的刷新，致力于生产尺度化的产物。1869 年 11 月，维尔纳·西门子写道：“我们现在花了很大的气力从事优良的设计……我们起劲的偏向是引入尺度设计，这可以使生产变廉价从而消除竞争。”他宣称“工匠的设计”已经是已往的事情了。就在 1868 年前后，西门子公司设置了最初的设计部门。⁽⁶⁷⁾ 在制造流动的诸多组成要素中，西门子公司都在以美国系统取代德意志的工匠传统。

在此可以总结的是，只管西门子公司是 19 世纪新兴的电气工业的新企业，但由于建立之初规模过小，该公司在形式上趋近于手工工厂，也主要依赖工匠从事手工制造。然而，当市场需求发生量的压力后，工匠及其制造方式就成为扩大生产规模的阻力了，公司通过引入现成的美国系统消除了工匠传统，实现制造方式转变。

维尔纳·西门子与哈尔斯克是非常理想的创业组合，西门子从事具有科学理论基础的手艺发现，哈尔斯克将其构想变为现实的产物。但这对组合只在产物需求量较少的时代能施展作用。当量的要求取得主导职位后，哈尔斯克的手工制造方式既无法知足市场需求，又无法应对市场竞争，就成为必须被镌汰的工具了。

不外，一直等到哈尔斯克及其他元老级工匠退休，西门子公司才气顺遂推进制造方式转变。由此可见，制造方式也是一种由特定看法导向特定行为的文化，制造方式转变就是一种制造文化的转变，但这种转变，要么需要制造者自己实现看法转变，要么只能守候制造者的更替来获得发生的条件与机遇。西门子公司引进美国系统根除工匠传统，是 19 世纪以来制造业演化的一样平常形式。

工匠精神的本质：控制制造的手段

在制造流动的转变中，作为制造手段之一的工具，往往是最活跃的因素。这是由于人类的制造流动，从起源上看，就是用工具来取代自己的肢体，去施展出逾越肉体限制的改变环境的气力。制造流动是脑与手的统一，然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类发现的工具只是替换了手，这种替换以机械化为其成熟阶段。

随着手艺的生长，替换脑的工具也逐渐泛起，信息化的帷幕就此揭开。而工具同时替换脑和手，也成为制造转变的大趋势。工匠精神发端于对制造业产物的质量控制，其本质就是一种控制制造的手段。当人类无法依附工具来控制质量时，就会借助于价值观或制度，而一旦手艺提高到能够对产物质量举行更周详的控制，工匠精神在形式上也就会工具化。

制造意味着人对环境的控制。这一点，培根早已展现。事实上，居于工业文化焦点的制造文化自己就是一种关于控制的看法系统。人类去制造，就基于控制环境为己所用的意图。在制造历程中，凭据头脑中的目的将种种要素组合起往复改变质料的形态，也确立在控制种种要素的基础上。

所谓控制，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控制环境是为了降低自然界不确定性对于人类生计的威胁。控制制造流动各组成要素，是为了降低无法造出合乎目的的产物的不确定性。制造文化的历史生长，就是这种双重控制的不停演化：既控制环境，又控制制造流动自己。

工具是实现控制的物质手段。文艺复兴以后，机械成为制造业最基本的工具，不停复制然后替换基于双手的工匠的身手。然而，工具是否可以复制并替换工匠的头脑呢？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对此有勇敢构想。

巴贝奇写过一本《论机械与制造业的经济》（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出书于 1832 年，对制造流动的机械化有不少理论思索。巴贝奇以为，用机械制造的优势体现在 3 个方面：给人力增添气力，使生产时间更经济，以及将无用之物转变为有价值的产物。⁽⁶⁸⁾ 他指出，使用机械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廉价地生产商品。⁽⁶⁹⁾ 而机械能够廉价地生产商品，是确立在复制（copying）这一原则的基础上的。⁽⁷⁰⁾ 

可以说，巴贝奇具有深邃的哲学思索。不外，巴贝奇也将其构想付诸实践，但他的实验最终失败了。然而，制造流动的演化有其内在逻辑，人类最终发现晰盘算机，用来在制造流动中替换脑。在制造业的演化历程中，18 世纪兴起的现代机床工具工业，成为了在制造流动中替换手的最主要的工具，而20 世纪兴起的盘算机产业，则成为了替换脑的最主要的工具。制造流动是手脑并用的流动，从逻辑上说，替换手的工具与替换脑的工具连系在一起，是具有演化上的可能性的。而在现实历史中，第二次天下大战后兴起的数控机床，实现了这一可能性。

数控机床的兴起是人类制造流动演化内在逻辑驱动的效果，是工具转变最先同时替换脑与手的产物，是制造者起劲控制制造历程的成就。从制造流动的组成要素看，数控机床的泛起主要是设计与工具层面的转变，其焦点为通过机床上加装的盘算器来落实数值控制理论。数值控制方式就是将工人单次操作机床时刀具的运动历程抽象化为一样平常性的数值形式，而一样平常性意味着可以在遇到同样的制造情境时复制该运动历程，从而使该运动历程可以正确地频频发生，让工人的知识与履历能脱离工人的肉体，储存于机床里随时取用。

自然，机床储存的知识与履历即刀具运动历程越多，其加工能力就越壮大。而除了储存能力外，要把抽象的数值信息还原为详细的刀具运动，也需要控制系统和机械之间具有优越的协调能力。加载了数值控制系统的机床简称为数控机床，它是一种具有庞大系统的制造工具。数控机床的兴起是制造文化的一次大生长。

首先，数控机床作为同时替换脑与手的工具，是人类自最先制作与运用工具从事制造流动以来的焦点诉求的实现。工具的价值与意义自己就在于辅助人类排除肉体施加的限制与肩负，对自动化的梦想与追求是制造文化的恒久主题之一，数控机床大大实现了自动化的梦想与追求。

其次，数控机床赋予了工匠精神以新的内在，展现了工匠精神通过物质工具和手艺手段来实现的可能性。本质意义上的工匠精神作为一种控制产物品质的制造文化，是一个通过事情态度、规章制度与生产工具来控制制造历程的系统。

然而，在工匠精神的系统中，事情态度与规章制度受到人的肉体的制约，在正确性、稳固性与延续性方面均存在自然极限与较大的衰退可能性，而生产工具则不存在这种制约。

于是，从逻辑上说，将事情态度与规章制度所具备的功效，转化为信息编入生产工具，就能够打破肉体制约，由生产工具去更稳固与更持久地正确控制制造历程，实现工匠精神最本质的追求。正如工具转变是制造流动转变的主旋律，工匠精神作为影响制造流动的因素，也可以通过工具化的转变来更有效地施展其功用。因此，从制造文化的角度说，数控机床就是工匠精神工具化的体现。

工匠精神的演化，履历了从单纯施展人的主动性到以制度提防人的惰性直到爽性用工具来脱节人的不稳固性的历程，其主旨则始终在于强化对制造历程的控制以确保对产物品质的控制。

然则，制造流动演化的庞大性就在于，物自己也包罗不稳固性，于是，工匠精神的演化不存在工具替换人的线性提高。

数控机床泛起后，制造业的自动化有了极大的希望，但亦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首先，制造流动不是纯粹由手艺决议的，制造业受到市场的制约，早期昂贵而庞大的数控机床限制了其普遍行使。纵然在催生数控机床的航空工业里，最初也仅有洛克希德公司和格伦·马丁公司等少数企业乐于实验新工具，只是在美国空军展示了资助这种新手艺的远景后，飞机制造企业才普遍发生了兴趣。⁽⁷¹⁾ 其次，最初的数控机床现实上是知识割裂的产物，增加了其被机床工业接受的难度。麻省理工学院卖力研制数控机床自动编程系统的科学家对金属加工一无所知，项目指导者数学家罗斯（Douglas Ross）称：“我们基本不知部件编程为何物，而对金属切削也只有极其粗浅的领会。”另一方面，机床企业则对数控机床上的电子装备所知甚少，缺乏履历。⁽⁷²⁾ 

数控机床说到底照样要由机床企业制造，但由于早期数控机床不是由机床企业研制的，机床企业存在着知识贮备不足的难题。最后，早期数控机床自身的手艺不成熟，使这种新装备极不稳固，不仅没有降低对工人的使用，反而更依赖工人的操作技术。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通用电气公司，该公司原本指望通过引进数控机床来降低工人人为，但 1965~1968 年的生产实践使公司治理层逐步熟悉到，机械基本不能能“自己运转”，而只按按钮的工人也不会生产出高品质的部件，在可编程的生产工艺中，为了造出周详的制品，仍然需要人工干预来对刀具磨损作出调整，并抵偿粗拙铸件的问题。⁽⁷³⁾ 

于是，与企业期待将工匠精神由人转移到物上的初衷相反，数控机床的使用反而强化了对操作工人技术的需求，以人为本的工匠精神仍然有其主要作用。固然，随着数控机床自身手艺的不停成熟，以及种种智能制造手艺的勃兴，人类用工具同时替换手和脑的可能性与有效性不停提升，工匠精神工具化的大趋势并未改变。

综上所述，从本质上说，工匠精神的泛起是为了控制制造历程，使其相符一定的尺度，进而保障产物的品质，使其相符要求。事情伦理层面的工匠精神是制造者的自我控制，但人具有肉体的极限与精神的惰性，因此，物勒工名等制度被发现出来，从外部对制造者施加强制性的控制。然而，制度由人来实行，也就会具有人自身的惰性，故而历史上的制度往往存在着衰退的趋向。于是，当制造者的制造流动能被机械复制后，对制造历程的控制就能够正确相符尺度且不受人的肉体与惰性的限制，工匠精神的功效便借助工具而获得了更好的施展。

而工匠精神的工具化只有在工具自己生长到一定水平的条件下才气实现。不外，由于手艺演化惯有的庞大性，新工具对制造流动中脑和手的替换是不充实的，人的作用不仅未完全损失，在某些情境下还获得了增强，以是伦理与制度层面的工匠精神仍然有其起劲意义。

然则，工匠精神工具化的历史历程一旦开启，就不会住手。当人类的头脑具有了前瞻能力与计划能力时，才气够最先制造，前瞻性与计划性是制造文化亘古稳定的精髓。培育工匠精神要有前瞻性与计划性，就要鼎力生长智能制造与先进制造业。

从功效角度说，生长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业就是培育工匠精神的最佳方式。教育的生长要有新思绪，要熟悉到先进制造业对于一线工人数目要求的降低和对于高学历工程手艺人才数目与质量两方面要求的提升。传统头脑的职业教育生长思绪不能顺应先进制造业生长带来的社会结果，一如原始意义的工匠精神已不能顺应现代制造业。

在当下的中国弘扬工匠精神，仍然需要在伦理、制度与手艺三个层面同时并举，但从制造业演化的历史趋势和工匠精神的哲学本质看，在手艺层面以智能制造实现工匠精神工具化，才是弘扬工匠精神最主要又最容易被忽视的路径与方式。

本文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生长讲述(2016)》，北京:经济治理出书社，2016 年，第 241 页。

(2) 王新哲、孙星、罗民:《工业文化》，北京:电子工业出书社，2016 年，第 245—247 页。

(3)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六版彩图本)，上海:上海词典出书社，2009 年，第 714 页。

(4) 检索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13 日。

(5) 宋应星:《天工开物》，潘吉星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 年，第 174—180 页。

(6)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书社，1982 年，第 341—343 页。

(7) 陈振中:《先秦手工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书社，2009 年，第 761 页。

(8)《考工记》，闻人军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8 年，第 1 页。

(9) 必须注重的是，在《考工记》所纪录的百工中，有专门的“匠人”。但这里的“匠人”并非泛指工匠，而是指专门从事土木营造的人，故有“匠人开国”和“匠人营国”之说。此处的“国”指城邑，“开国”与“营国”均指建城。这解释，在《考工记》的时代，“匠”是有专门所指的。而严酷来说，营造城郭宫宇不属于今天意义上的制造业。

(10)《考工记》，第 1 页。

(11) 同上，第 2 页。

(12)《考工记》，第 23 页。

(13) 同上，第 106 页。

(14) 方勇译注:《墨子》，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20—21 页。

(15)〔美〕菲利普 • 津巴多等:《津巴多普通心理学》，钱静等译，北京:北京团结出书公司，2017 年，第 391 页。

(16)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第 187 页。

(17) 同上，第 187 页。

(18) 同上，第 187—188 页。

(19) 孙铭编著:《简牍秦律分类辑析(上卷)》，西安:西北大学出书社，2014 年，第 121 页。

(20) 同上，第 123 页。

(21) 同上。

(22)〔美〕塞缪尔 • 亨廷顿、劳伦斯 • 哈里森主编:《文化的主要作用:价值观若何影响人类提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书社，2010 年，第 9 页。

(23) 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南京:江苏古籍出书社，1999 年，第 92—93;99—100;107;134—135 页。

(24)〔英〕彼得 • 阿克罗伊德:《威尼斯:晨昏岛屿的集市》，朱天宁译，上海:上海文艺出书社，2018 年，第 185 页。

(25) Robert C. Davis, Shipbuilders of the Venetian Arsenal: Workers and Workplace in the Preindustrial Cit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4.

(26) Robert C. Davis, Shipbuilders of the Venetian Arsenal: Workers and Workplace in the Preindustrial City, p. 31.

(27) Ibid., p. 32.

(28) 沈括:《梦溪笔谈》，北京:团结出书社，1996 年，第 221 页。

(29) 同上，第 365 页。

(30)〔英〕波斯坦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 3 卷)》，周荣国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书社，2002 年，第 232 页。

(31) 同上，第 231 页。

(32)〔英〕爱德华 • 露西 - 史密斯:《天下工艺史》，朱淳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书社，2006 年，第 116 页。

(33)〔英〕E.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书社，2013 年，第 303 页。

(34) Brooke Hindle and Steven Lubar, Engines of Change: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90-1860,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Books, 1986, p. 152.

(35) Ibid., p. 218.

(36)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ress, 1984, p. 1.

(37) Ibid., p. 25.

(38) Ibid., pp. 32-35.

(39) Brooke Hindle and Steven Lubar, Engines of Change: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90-1860, pp. 227-232.

(40)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pp. 32-35.

(41)〔美〕戴维 • 诺布尔:《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书社，2007 年，第 98 页。

(42)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p. 44.

(43) Ibid., p. 21.

(44) Ibid., p. 49.

(45) James J. Farley, Making Arms in the Machine Age: Philadelphia’s Frankford Arsenal, 1816-1870,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2.

(46) Ibid., pp. 53-55.

(47) Ibid., pp. 58-59.

(48)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pp. 73-75.

(49)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p. 85.

(50) Ibid., pp. 91-93.

(51)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p. 159.

(52) Ibid., p. 161.

(53) Ibid., p. 182.

(54) Ibid., p. 185.

(55)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p. 217.

(56)〔德〕维尔纳 • 冯 • 西门子:《西门子自传》，博达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书社，2003 年，第 46—47 页。

(57) Jürgen Kocka, Industrial Culture and Bourgeois Society: Business, Labor, and Bureaucracy in Modern Germany, New York and Oxford:Berghahn Books, 1999, p. 2.

(58) Jürgen Kocka, Industrial Culture and Bourgeois Society: Business, Labor, and Bureaucracy in Modern Germany, pp. 4-5.

(59) Ibid., pp. 5-7.

(60) Ibid., pp. 4-7.

(61) Jürgen Kocka, Industrial Culture and Bourgeois Society: Business, Labor, and Bureaucracy in Modern Germany, p. 9.

(62) Ibid., p. 11.

(63) Ibid., pp. 14-15.

(64) Ibid., p. 16.

(65) Wilfried Feldenkirchen, Siemens, 1918-1945, Columbus, OH: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5.

(66) Jürgen Kocka, Industrial Culture and Bourgeois Society: Business, Labor, and Bureaucracy in Modern Germany, pp. 16-17.

(67) Jürgen Kocka, Industrial Culture and Bourgeois Society: Business, Labor, and Bureaucracy in Modern Germany, p. 18.

(68) Charles Babbage,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6.

(69) Ibid., p. 214.

(70) Ibid., p. 51.

(71)〔美〕戴维 • 诺布尔:《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第 240 页。

(72) 同上，第 168、240 页。

(73) 同上，第 299—300、336 页。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ID：ChinaInstituteFDU），作者：严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央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