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在新冠病毒大盛行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而新冠病毒也在深刻影响社交媒体的生长。其中的一些转变可能会连续下去，影响“疫后天下”。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腾云（ID：tenyun700），作者：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流传学院教授），原文题目：《新冠病毒危急与社交媒体的双向影响》，头图来自：pexels

2002年11月至2003年7月之间，SARS暴发，在全球范围内熏染8000多人，并致774人殒命。快要20年后，人类被新型冠状病毒卷入一场空前的盛行症大盛行。停止5月14日，全球确诊熏染人数已逾430万，殒命人数超29.7万。

2019~2020年的COVID-19天下与2002~2003年的SARS天下迥然差别。

COVID-19不仅会带来严重的急性呼吸道综合症，而且潜伏期很长。这是政治上两极化、经济上不平等时代的盛行病。公共卫生危急在要害轴上的差别影响（富人与穷人、都市与农村、区域与区域以及公民与移民之间）可能会加剧已有的社会政治鸿沟，使基本社会政治凝聚力蓦地重要。

但很要害的差别在于，这是全球互联时代第一场真正的盛行病。

新冠肺炎或可称为全球首次大规模信息恐慌，它将冠状病毒的暴发与以前的病毒暴发区离开。2002年SARS时代，虽然我们拥有Excite和GeoCities之类的器械，然则却没有社交媒体（一年后Myspace泛起了，但它从未成为新闻公布的中央）。大部分人是通过主流的传统媒体获取和流传有关疾病的信息，只有手机短信才组成至关主要的“非官方”弥补。 

2020年，新的数字交流平台与2003年有天壤之别。

2003年SARS肆虐中国时，只有6％的人口可以使用互联网。17年后，这个数字增添了10倍：凭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生长状态统计讲述》，停止2020年3月，互联网普及率达 64.5%。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31亿，占网民整体的80.9%；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26 亿，占手机网民的81.0%。

今天，中国公民的一样平常生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2003年甚至都还没有泛起的事物的影响：微信。这个于2011年启动的、险些无所不包的应用程序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就是互联网自己。微信的月活用户已达12亿（据腾讯2020年一季度财报），生长成为集交流、资讯、娱乐、搜索、电子商务、办公协作和企业客户服务等为一体的综合化信息平台。

在美国，皮尤研究中央（Pew Research Center）发现，2019年，跨越一半（55％）的美国成年人经常或有时从社交媒体获得新闻，高于2018年的47％。约莫十分之三（28％）的人说他们“经常”追新闻，而2018年则为20％。这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不读报，甚至也不收看晚间新闻。越来越多的人使用Facebook和Twitter关注内陆新闻、体育比赛甚至全球时势。

对冠状病毒大盛行的担忧加剧，促使更多人转向社交媒体，将其作为家庭、同伙和同事之间的主要通道。用户还蜂拥进入数字视频点播和游戏平台以获取娱乐。随着整座都市甚至整个国家的封锁，用于流传信息和开展来往的社交媒体基础设施正到达亘古未有的新规模。

3月份来自Facebook的数据显示，在许多受病毒袭击最严重的国家中，讯息发送量比前一个月增添了50％以上。在这些地方，Messenger和WhatsApp的语音和视频通话也增添了一倍以上。

社交媒体改变疾病流传

2019冠状病毒大盛行是社交媒体时代发生的首个全球大盛行。此前任何一场大盛行都没有经由这样的流传阵势：殒命人数和细节通过24/7的转动讲述时时通达全球，30亿手机用户源源不停接见新闻，数以亿计的社交媒体泉源构建了永不止歇的对话场。

凭据剖析平台Sprinklr的数据，3月11日（天下卫生组织以为冠状病毒疫情已组成全球大盛行的那一天），社交媒体上提及冠状病毒的次数跨越1900万，而Twitter在4月初的讲述中称，COVID-19相关的推文每45毫秒被共享一次。

然而，大盛行时代的社交媒体是“福”也是“祸”。

新闻媒体、种种组织和民众都在使用社交媒体流传有关大盛行的信息。疾控中央、世卫组织和其他卫生保健组织与Facebook、Google Scholar和Twitter互助，在众多平台上更新康健信息。

科学家和其他公共卫生专家有机会与民众举行更直接的互动或讨论新泛起的情形，医院系统中的医师则行使自己的账号讲述与COVID-19作战的第一手材料。凭据一项1月1日至3月19日的社会谛听研究，围绕疾病的对话在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中增添了1000％，在消费者中增添了2500％。

在天下范围内，患者或疑似患者在医疗机构、家里或特定地址被隔离。社交媒体由此上述人群与外界举行交流的唯一可靠方式。今后，随着疫情的扩散，由于接纳严酷的物理疏导措施，人们异常依赖使用全球数字社交网络维持联系，以相互互动和促进有关病毒的信息共享。

一段时间以来，COVID-19大盛行已成为险些所有民众讨论的焦点。在近期历史上，政治家、科学家、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专家从来没有云云集中地谈论统一个话题。由于大多数人都呆在家里和网上，人们相互之间也举行了大量对话。

人人为了许多亲身议题激辩：是尽快回到工作岗位，拯救经济；照样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停止疫情？政府接纳的措施适合吗？我们应该若何分配稀缺的医疗资源？在信息混杂、远景莫测的环境下，社会的信托那边安放？所有这一切，都是高风险的道德对话。

面临这种致命的病毒，人们盼望讲述个体的故事并纪录自己的一样平常生涯。云云严重的事宜很难在心理上举行处置，甚至就连人生都可能变得难以明白。在社交媒体上举行内容创作，成为表达自己的一种手段。

当一位首次披露该病毒的医生最后死于救治病人的前线时，其殒命引发了人们对与疫情抗争的无私勇气的讨论。成千上万的网友对他的影象示意敬意。同时，社区突然变得云云主要。人们向挣扎中的医院、医护人员以及有可能死于这种疾病的小我私家捐钱。而社区努力分子则通过社交媒体组建暂且的自愿者网络来维护邻里。

社交媒体也提供了一种团体悲痛和追求认同的空间。

在微博和微信上，绝望和善良的故事触目皆是。我本人接到武汉女子敲锣救母的微博信息，这条微博最后被转发了4.3万次，谈论8735条。除了充当被隔离者和无法接受治疗的患者的发声和发泄情绪的通道，社交平台还充满了人们从事捐赠、自愿服务和以意想不到的慷慨方式相互辅助的故事。

然而，在另一方面，冠状病毒的突然发作，也释放出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所说的“错误信息大盛行”（pandemic of misinformation）。凭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央最近的一项观察，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说他们看到过似乎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新闻和信息。

种种社交平台的普及意味着民众不再只是消极地消费错误信息和虚伪信息，而且也在努力流传甚至是缔造它们。

人们盼望获得信息，也盼望获得确定性，当平台上缺乏共识导向的信息时，当林林总总的气力都在公然竞争注意力时，社会上的认知杂乱险些是不可避免的。在数字时代，剖析、评估和转达信息所需的时间无法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即时流传错误信息相抗衡，互联打败了深思。

同时，社交媒体还促进了一种有私见的团体组织形式，类似于众包，可以迅速招募和集结许多人，然而云云接纳的行动异常可能基于可疑的主张和信心。

久被诟病的回声室效应在疫情中也被不停放大：身处信息茧房中的人不仅面向事实制造了难以戳破的“气泡”，还会预设指斥，以便在外界宣布其关于某个问题的态度之前就痛批该态度。例如，阴谋论很难去除的缘故原由之一正是，外界为否决阴谋论所做所说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阴谋论的一部分。

尽管云云，社交媒体已经组成我们的一种生涯方式。疫情虽然令人难以忍受，但若是没有互联网，我们现在正在忍受的一切都市变得更糟。

社交媒体正变得愈加主要，令被迫居家的人们脱节伶仃，追求辅助，协调捐赠，相互娱乐和来往。它变成了人类社会跳动的脉搏，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若何思索和应对危急；人类共同体的成员，面临一场亘古未有的威胁，需要喃喃自语和相互通气。

大盛行改变社交媒体

对社交媒体来说，或许最主要的是，正当社会最先质疑我们对它的依赖是好照样坏的时刻，冠状病毒的大盛行反而最先加深用户对社交媒体的沉醉式体验。

受困于疫情，人们最先寻找新的毗邻方式，最主要的是通过视频谈天。似乎人人不想仅通过即时通讯和文本互联，还希望看到相互。转向更多的“面临面”互动，有可能成为日后的社交媒体行为上的一个主要转变。

这样的需求已经极大地促进了一些已往一直相对默默无闻的应用程序，例如Google的视频谈天应用程序Duo，以及Houseparty，它允许一群同伙加入统一视频谈天并一起玩游戏。Zoom和Google Meet下载量的激增也说明同样的原理。由于这种较高水平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天天都市重复多次，因此视频通话下一步很有可能主流化。

直播也会大行其道。它可以成为一种增添社交账户关注度的工具，由于观众喜欢直播功效提供的互动性。社交媒体应用程序通过改善其功效，使实现直播加倍轻松，从而响应了这一趋势。当直播与电子商务相结合，大盛行时代的带货风潮无疑为市场营销提供了新的渠道，从而也有助于支持经济的苏醒。

除了新的应用，大盛行可能意味着科技巨头平台治理的一个拐点。

一度，社交网络拒不承认自己是前言公司，用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话来说，这些科技巨头坚决否决充当所谓“真理的仲裁者”，从而决议用户可以在网上说些什么。它们以为自己只是手艺平台——没有传统新闻责任的中立平台。

然而，在假新闻和宣传的频频流传中，有关这些平台作为出版商的道德和法律责任问题已经不停升级。

例如，在2019年新西兰基督城大屠杀中，由于凶手在Facebook上举行了长达16分钟的网络直播，迫使许多平台对实时流视频今后提高要求，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宜。俄罗斯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过问社交媒体的丑闻，也促成平台公司就若那边理政治广告和部署事实核查睁开重大改造。

科技巨头们都很清晰，若是在大盛行中对各处孳生的虚伪信息与阴谋论放任不管，很有可能会重蹈扎克伯格因无力堵塞假新闻破绽而被要求下台的覆辙。为此，平台一反昔日姿态，最先努力的治理行动。

例如，面临虚伪信息，Facebook调动了自己的事实核查网络：若是该网络将某些信息评定为假时，平台会限制其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的流传，并向人们显示来自事实核查互助伙伴的准确信息。YouTube一直在调整政策，以防止最新的虚伪信息在网上引起大量关注。该公司最近克制了宣称5G是冠状病毒泉源的虚伪视频。

在重重压力之下，许多细小的转变正在社交媒体上发生。

希望这些增量转变能够促使互联网在疫情危急竣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变得加倍美妙。固然，改善互联网，不仅仅是平台的事情，每一位社交媒体用户对此也负有自己切实的责任。

社会以信息和联系为基础，我们生涯在这样一个时代，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通过多种装备立刻接见信息和确立联系，只需要一次轻轻的点击而已。然而，停止新型冠状病毒的历程将取决于将准确的信息提供给需要它们的人。正是为此，每一位社交媒体使用者都应该明智地分享，小心地址击，不给网络喷子和钓鱼者喂食。

社交媒体不仅充当对话场，还可以改变社会对COVID-19疫情的感知和应对方式。

人们会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线索，若是看到他人公布恐慌购置的信息，他们就更有可能举行恐慌购置；而若是看到同伙都在举行社交隔离，那么自己也更有可能呆在家中。社交媒体无疑增添了我们的焦虑，但身处一场公共康健危急之中，感应重要未必全然是坏事，只要焦虑能够促使我们做好准备和保持平安，并且不陷入周全恐慌。

以是，履历这场危急，我们一方面要推动社交媒体平台的改善，另一方面，作为用户，也需要实践更负责任的社交媒体使用。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腾云（ID：tenyun700），作者：胡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