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经纬创投（ID：matrixpartnerschina），作者：经纬创投主页君，原题目《不要虚耗一场危急，萧条、战乱并行的1931，华商大佬们是若何转危为机的？ |【经纬低调研究】》，题图来自：IC photo

1915年，“面粉大王”荣德生来到上海，与哥哥荣宗敬集资进入纺织业，开办了申新纺织一厂至九厂。

那一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陷入第一次天下大战，炮火纷飞的欧洲令商人们无暇顾及远东的竞争。荣德生们的商业嗅觉极其敏锐，乘着这个清闲，中国民族工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在1916年及随后的六年内，申新纱厂的生产能力扩大了十倍。

然则，履历了十多年的好日子后，1929年美国股市溃逃，随后连续多年的天下大萧条也让中国棉纺业遭受重创。荣氏兄弟的申新也不破例，伴随着日本侵华和商品推销，海内厂商销售受阻、现金流难以支持，大量企业濒临破产边缘。

与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一样，1929年最先的天下大萧条对中国的袭击，也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上。

天下大萧条令多数国家转向民粹主义，接纳商业珍爱政策，同时为了苏醒本国经济让钱币贬值（放弃金本位制），照样银本位制的中国，出口一下子损失了汇率优势。叠加抗日战争，面临多重危急，那时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棉纺业，展开了一系列“自救”。

各国为了恢复本国经济，纷纷放弃金本位制，令钱币贬值

这次伸张全球的新冠病毒也造成了经济衰退，没有人能提前预测到2020年会这样最先。但1931年的中国棉纺业，却面临着比现在更艰难的事态，今天我们花一些时间和篇幅，来回首一下这段历史，看看我们的先辈若何在萧条和战乱中绝处逢生。

损失惨重的棉纺业

1935年春，申新七厂由于债务纠纷问题，要被英国汇丰银行低价拍卖给日商，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1930年代的上海滩

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宜后，军事上侵华，经济上推销商品，早已令社会各界敌视。当人们听到汇丰银行要把申新七厂贱卖给日商，反日情绪一下子被引爆了。天下实业界群起声援，以保民族工业的主权，纱联会强调这次拍卖事宜事关整个棉业的前途。

最终在反日情绪下，汇丰对申新七厂的拍卖以失败了结，但几年前还一片繁荣的华商棉纺业，为什么会走到云云绝境？

棉纺业在近代中国饰演着主要角色，是主要的入口替换型产业。晚晴时，英国人打破“闭关自守”的中国国门后，棉纱就是除鸦片外入口最多的商品。从英国工业革命最先，棉纺业就作为机械化大生产的先导产业，在一国的工业化历程中饰演举足轻重的职位。

棉纺业与厥后的汽船、汽车一样，遵照着产业生命周期的纪律，在天下范围内最早形成产业转移，从英美发家，然后转移到日本、印度，再到中国。

日本明治维新后，工业化水平大大提升，棉纺业向外推销的需求日盛。甲午战争后，日本出口棉纱的80%以上输往中国（包罗香港）。而印度粗支纱，也在中国市场与日本竞争。

一战后，日本和印度两国的棉纺业逐渐从粗支纱向细支纱转变，机械化历程加速，此时华商最先承接一部分粗支纱生产，而中国由于购置力落伍，对粗支纱的需求是兴旺的。

荣德生就是在这样的靠山下开办了申新，这一批华商从一最先，就需要面临外国纱厂压倒性的竞争。其中日本纱厂在华实力最强，而且不仅是产品质量上，还在原材料进出口和收购环节都占尽优势。日商之间互通价钱，暗定市价，华商受尽凌辱，也只能委曲应付。

1929年美国股市溃逃，全球最先陷入经济大萧条，美国和法国作为中国生丝的主要入口国，最先缩减入口量，1929年法国下降了64%，美国下降了80%。那时天下最大的生丝出口国是日本，日本最先下调生丝价钱，中国也不得不随着降价。

更为致命的是，诸多国家为了恢复本国经济，令钱币贬值，纷纷放弃金本位制。而中国那时是银本位制，在入口产品时使用金来盘算，用白银来支付；出口产品时使用白银盘算，用外汇支付。例如英国在1931年放弃金本位制，导致中国钱币对英镑的汇率大幅上升，中国出口商品的价钱没有优势。

日本也随后宣布放弃金本位制，中国出口商品进一步遭受伟大损失。1931年中国纱的价钱是700-800两每担，但日本纱仅售600两每担。

1934年美国《白银购置法案》出台，导致国际白银价钱提升，中国出口进一步受阻、白银外流以及商业赤字，接下来的中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收缩之中，农村购置力下降，进而导致城市工业陷入危急。

雪上加霜的是，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情”侵占东北三省，东北三省是中国主要的生产基地，生产黄金占天下55%，石油占93%，钢铁占79%，对外商业占37%，这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了伟大袭击。

九一八事情后天下掀起了抵制日货潮，令日本纺织品在当年销量下跌了三分之二。短期看国货得到了瞬间发作，但久远来看损失东三省市场给予了华商棉纺业致命袭击。由于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确立，对中国棉纱和布克以重税，却免去日本纺织品的税负，东三省市场险些完全失去。

1932年1月，日本又袭击了上海市闸北区，破坏了许多中国纱厂，大量工厂不得不歇工，甚至生意也被迫住手。一些纱厂简直因此倒下了，例如南通大生第二、上海三新等厂，都由于无力归还借债而被英国汇丰银行拍卖，汉口第一纱厂也被英国企业吞并。此时的中国棉纺业内忧外患，处于溃逃边缘。

1932年上海事情

消极自救

每年9月和10月是新棉上市期，在这两个月中，有些纱厂为了节约成本，自己派人来直接从农民手中采购，1931年格外多。

但那时候中国农村并不平安，治安异常糟糕，杀人抢货频频发生，为了低成本的原棉，各家纱厂不得不硬着头皮去直接采购。

而那些资金难题的纱厂，只能向产棉区的花行赊账，等织好的棉纱出售后再归还应付欠款。这种方式异常懦弱，一旦纱厂泛起谋划问题，上下游皆溃逃。

九一八事情后，失去东北市场的华商库存激增，纱价频跌，险些卖一单亏一单。荣德生的哥哥荣宗敬时任华商纱厂联合会会长，为了走出逆境，他最先想设施行业自救。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减工歇工。纱价因需求削减、产能过剩而暴跌，大量滞销导致资金停顿。各纱厂代表赞成减工20%-30%，作废周六周日的加班，歇工时期职员薪资减半。

固然上海市总工会以为减工是消极之法，不只威胁工人生计，且使外货获得更大推销机遇，强烈否决。

华商纱联会向政府注释时指出，由于工人的强烈否决，做出减工的决议是难题的，但对中国经济来说，棉纺业倘若周全溃逃，将比削减工时损失更严重，因而决议先图生计。

事厥后看，华商一致减工一个月后，纱价并无太大转变，这一方式的用处有限。有些纱厂想延伸减工限期，但政府政府思量工人生计和地方治安，劝令各厂复工。沙联会只好让各厂自行决议继续歇工减工或复工。1933年上半年险些有一半纺厂歇工，下半年仍有五分之一歇工。

减工歇工虽然降低了生产开支，缓解了库存积压问题，但同时也降低了规模效益，加倍削减了收入和盈利，削弱了华商纱厂归还债务和应付市场竞争的能力，未来处境加倍艰难。

伴随着减工歇工，裁员降薪也不能制止。在20世纪30年代的天下经济大萧条时代，为了维持生计，工人赏工、职员升迁一律被作废，例如申新一、五、六厂这样的大厂，也纷纷裁员和作废奖金。

在大批裁员后，许多厂家如遇生产任务紧，就最先雇佣临时工，这样也能节约一大笔资金。工人的年薪已由1931年的171元降至1936年的133元，下降了22%。

另一种设施是雇佣女工，女工的人为一样平常低于男工，而且易于指挥。在大萧条时代的棉纺厂车间，你会看到许多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挑着一大堆棉花或棉纱，这些事情以前都是由成年男性来完成的。只要女工能胜任的事情，厂主都尽可能的雇佣女工，有些纱厂就连钢丝工也充满了女工。

裁员、降低人为和加大工人劳动强度等虽然削减了亏损，但加剧了劳资关系的恶化，时有工人与军警发生冲突的案例。这与歇工减工一样，实属无奈消极之举，并非长久之计。

起劲自救

申新纱厂的老板荣德生并非等闲之辈，在与哥哥涉足棉纺业之前，就已经在面粉行业拼杀出来，是那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

荣德生身边群集了一批眼光久远的实业家，他们看到了棉纺业入口替换的曙光，但要想承接住产业转移，必须提升手艺和改善谋划不能。在天下经济大萧条时代，以申新为代表的上海华商纱厂，纷纷依赖自己的起劲改善谋划管理，并力图提升手艺。

危急当前，往往是内部改造最容易推动的时机。许多纱厂以前工人的操作“犹无舵之舟，随风飘荡，任其所往”，纱厂借机推行尺度事情法，“训练者本此以为教，管理者依此以为归，上以是求，下以是应。”

经济萧条时代，宽大农村的购置力急剧萎缩，粗纱的销量一蹶不振。棉纺业最先往需求没有大幅下降的细纱转型。1931-1933年间，上海纱厂高于20支的细纱生产份额显著在增添。

但细纱一直是外商的天下，要想与他们竞争还需要提升手艺能力。一些财力不错的大纱厂最先纵向合并，通过重组群集资金，引进动力织布机等新式机械，1930年，总数81家华商纱厂中有32家装备了动力织布机，五年后，总数95家中的47家拥有了动力织布装备。

手艺投资在萧条期中仍不能少。大萧条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恢复本国经济，都在勉力改善机械装备，尤其在棉纺织方面。先后泛起了单程清花机、超大牵伸细纱机、高速经纱机、自动穿筘机，以及自动织机、无梭织机等发现，这些发现与改善均利于提高质量，削减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

虽然身处绝境，上海一些华商棉纺厂仍然一改已往购置机械只求廉价，对品质不在乎的心态，也最先注重手艺改善和装备更新。电机和动力机在1923年仅占所有入口机械的6%，但在大萧条的1932年仍增至31%。

荣氏兄弟的申新最为重视手艺。1932年的申新系纱厂已扩展至9家，占天下华商纱厂的九分之一，但纱锭（50万枚）占五分之一，织机（6600架）占三分之一，线锭（56000枚）占二分之一。申新抓住了危急中的改造时机，不停从英国、美国、瑞士引进最新装备，增强了与日本企业的竞争力。

1933年申新四厂遭焚毁后重修，其机械都是最新式的大牵伸机。申新六厂在1931年就已置有“沙谷洛威最新式单程清花机五套，尚为中国纱厂罕有。”

大萧条时代，上海棉纺企业还逐渐改变了以往旧式簿记的设施，接纳更相符近代企业管理的财务会计方式。如1933年以后，上海永安纱厂最先确立分步、分类的成本核算制度，这在那时纺织业中是最早执行的。

培育手艺人才在大萧条时代也未住手。例如，上海永安纺织公司不停向外国企业学习先进的谋划管理经验；申新的荣宗敬也强调：“不才开办纺织业垂30余年，经济之未能余裕固无待言，人才缺乏，尤时时引以为虑。”

像申新、永安等大型纱厂，不仅聘用著名纺织专家朱仙舫、张方佐、雷炳林等担任厂长或总工程师，而且还设立一些教育培训机构培育人才，如申新九厂开办了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1932年申新三厂首次实验开办女工养成所；申新各厂还举行工人操作手艺竞赛会，以促进工人世的手艺交流，并激励工人钻研手艺。

一战前华商纱厂每万锭需用工人600名，每100台织布机需要236名工人；20年代需要550人和185人；到了大萧条的30年代中期，则划分需要220人和165 人。可见危急时代纱厂加倍注重手艺水平，在1934至1936年棉纺业最难题的时期，中国纱厂的生产效率却有所增进。

内陆市场救华商

大萧条时期，华商纱厂危急的焦点是旧有市场极端萎缩，开拓新市场成为生死存亡之要害。

那时欧美各国棉纱滞销，他们都设置了高昂的关税壁垒，以阻止外货进入本国市场。但中国的关税远轻于他国，门户洞开，外货推销不停。日本纱厂赔本推销，令华商无还手之力。

更为艰难的是九一八事情后，东北陷落，纺织业失去了一大片海内市场。1933年春，日本侵占热河、长城各口，关外最后一块市场也今后隔离，对东北三省的销售险些为零。虽然1931年底天下范围抵制日货，取得了喘息之机，但并非长久之计。

九一八事情令中国各行业失去了东北市场

于是，许多纱厂将眼光投向内陆要地，这些区域靠近原材料生产地，人工和土地均更廉价。以往，华商设厂多数集中于商埠，未能普及产棉或销纱区域，也未能联合谋划，不利于降低成本。

随着外商的推销竞争，花纱生意及生产用度，在内地设厂利益逐渐跨越上海。从1932年最先，华商棉纺业主建立的新厂大多撤离上海等旧中央，而向内地涣散。武汉裕华纱厂是其中的佼佼者，民族实业家苏汰馀乐成开拓了西南要地市场，令其平稳度过了危急。

在棉纱销售方面，裕华“着重在内地开拓市场，制止与日纱直接交锋”。对30年代的裕华而言，四川与湖南是最主要的两大要地。

1935年，武汉所产机制棉纱仅在四川一省的销售数目，就要跨越其在湖北内陆的销售数额，基本形成“外省占六成，本省占四成”的比例。《申报》曾做过调研，裕华布在四川最为普遍，信誉亦好。

武汉企业所产棉布借助重庆这一口岸，向西南更大要地逐渐渗透，粗布多运销川南、云贵一带，白布、市布多运输川东川西川北各地。“川东以涪陵为中央，分销西阳秀山彭水黔江忠县一带。川西以成都为中央，此路地面较多，凡附近于成都各地，均为销场。北则以合川为中央，销于广安邻水大竹南充潼南等处。”

正是有了西南要地的存在，才为中国棉纺业在损失东北市场与日货推销的艰难事态下，赢得了缓冲的余地，争取到了生计空间。  

1931年的冬天格外严寒，全球经济大萧条对中国的袭击正在展现，战争阴云密布，社会动荡也已现苗头。

那时主要的棉纺业无法置身事外，面临危急，在履历了一系列消极被动与起劲主动的自救措施后，仍有一批华商企业屹立不倒，又在逆境中厉行收缩，重组合并，提升手艺，在绝境中曲折前进。

无论是减工减薪照样拓展内陆市场，最终存活下来的华商纱厂迎来了1936年农业大丰收，大丰收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对棉纱的需求终于提升了，一些纱厂清偿了债务，重新前行。

当历史驶入无人之境，每个人都应当做最坏的计划，尽最大的起劲。当1931年刚刚兴起的中国棉纺企业，面临出口受阻、全球经济大萧条、海内购置力式微、失去东北三省市场的事态时，比现在疫情的影响要严重许多。

危急当前，往往也是内部改造最容易推动的时机。在1934至1936年棉纺业最难题的时期，中国纱厂的生产效率却有所增进，“不要虚耗一场危急”。

参考资料:

1. 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

2. 李涛，大萧条时期中国棉纺织业研究

3. 朱英、赵毛晨，大萧条时期上海华商棉纺业的自救行动

4. 臧珏，民国年间对外商业对海内花纱价钱颠簸的影响

5. 严鹏，1930年代武汉棉纺织工业的危急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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