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腾讯传媒

对于全天下的湖人球迷来说，2020年1月26日是一个注定心碎的日子，科比·布莱恩特在这一天因直升机事故不幸遇难。“黑曼巴”的猝然离世让许多人掉入到一种极大的不真实感当中，顷刻间，全球社交网络被笼罩进一片悲痛的海洋，天下各地的人通过文字、视频等形式对科比寄予的哀思，在已往这两个月的时间中连绵不绝。

很久以前，我们往往是在电视、报纸上获悉名人的离世，并在心里默默消受这份伟大的震惊和悲痛。而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崛起，每个个体对逝去名人的悼念可以在公共平台上得以表达，这也形成了一种差别于往昔的“悼念文化”。

那么，在社交媒体上悼念逝去的名人之于我们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它又是否会使得我们看待殒命的态度变得轻浮随意，甚至让殒命成为一场消费和自我的展演？

“云悼念”的意义：去数字陵墓抱团取暖和

随着Facebook、微博等社交媒体深度嵌入人们的一样平常生涯，它们不仅是一个人每天花快要三分之一的时间展示和浏览“生涯”的地方，现在，也在直面殒命的履历里扮演着主要的角色。社交媒体的迅速普及，是悼念名人这个行为自己越来越容易成为一场公共事宜的要害缘故原由。

2009年，迈克尔·杰克逊去世时，Facebook只有不到4亿用户，Twitter只有不到1800万用户。而到了2020年，这两个数字划分超过了24亿和5亿。同时，社交媒体怪异的手艺“可供性”（Affordance）为人们的悼念提供了更多可能。

学者Caroll和Landry2010年的研究就显示，网上悼念能够战胜时空阻隔，让各地的粉丝实时寄托自己的哀思，有效地缓解他们的伤痛。而对于那些文体明星的粉丝来说，这种战胜时空阻隔的情绪联络尤为主要。粉丝和明星一样平常不太可能相识和碰头，明星的种种社交媒体主页往往成为双方毗邻的主要场域。当明星猝然离世，他们的社交媒体主页便成为了某种“数字遗产”（Digital Remain），好像一座虚拟天下中的陵墓，继续承载着粉丝对明星的情绪。

学者Jessica Mitchell以为，在逝者主页连续留言，已经成为一种维持生者与死者之间联络的主要途径。Lisbeth Klastrup的一项追踪演员范·迪赛尔（Vin Diesel）2013-2015年间Facebook主页内容的研究也发现，迪赛尔在影戏《速率与激情》系列中的同伴保罗·沃克（Paul Walker）意外离世后，他公布的悼念内容往往容易引发两人粉丝的强烈共识。粉丝们行使迪赛尔的主页倾吐自己心里对保罗·沃克的想念。

科比逝世后，他的微博主页下也留下了诸如“谢谢你给了我整个青春”、“你带我走进了篮球天下”等对话式的留言。通过在“数字陵墓”与逝去的明星连续互动，粉丝们获得了心理上的慰藉。

事实证明，社交媒体高度的可关联性（Associability）使得陷入到同种悲痛的人们可以抱团取暖和。若是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为印刷前言的发明缔造了民族的“想象的配合体”，那么社交媒体则是确立了一个能够通过连续互动确立社交支持、进而让直面他人殒命的悲痛不再需要独自负担的“悼念配合体”。

普渡大学教授Heather Servaty-Seib提到，在自己喜欢的歌手普林斯（Prince Rogers Nelson）去世时，许许多多已经许久未曾联系然则曾经一同喜欢过普林斯的密友都在社交媒体上重新最先和他联系，一起聆听普林斯的歌曲，聊起曾经的岁月。他以为，主要名人的离世事宜在社交媒体的中介下，甚至可能重塑或强化某个配合体的情绪联络。

2015年的一份研究也发现，线上悼念不仅是单纯的“悼念”，更是一种“分享”，悼念者的叙事身份许多时刻是面向其他同辈，他们表达的内容也是在不用与他人直接接触的情况下期待着他人的宽慰。

除此之外，这份研究还展现了社交媒体悼念的另一个主要的意义：通过提供一个情绪的出口，为原本意味着无意义的殒命赋予意义。悼念者们往往在讲述悲伤的文字中，将逝者比作某种精神的象征，并与自己的生涯发生深层次的关联。在社会学名著《现实的社会建构》中，伯格和卢克曼就将“攀谈”称作一种“主要的维护现实的工具”。通过攀谈和讲述，人们可以组织自己杂乱模糊的履历。在把自己不稳定的情绪向网友倾吐的历程中，他们“获得了明晰的轮廓”，被安置在生涯意义位阶的某个位置上。

譬如，在科比去世后，有菲律宾的球迷在推特上留言道：“虽然我之后并不再打篮球了，但科比仍然是我童年影象中极其主要的一部分，由于配合喜欢他，我拥有了那时最名贵的几段友谊。”对科比的纪念，也让我们加倍珍惜生涯中这些珍贵的友谊。除了辅助悼念者“抱团取暖和”，社交媒体也在某种层面辅助我们从对殒命的见证中寻找意义。

社交媒体的正反面：提供便利，戴上枷锁

“便利”这个词，在悼念仪式中似乎并不被重点思量。社交媒体提供的诸种“便利”，在许多时刻也意外地遭到了许多的批判。

社会学家马歇尔·伯曼的那句“一切坚硬的器械都烟消云散了”十分适合用来形容当下的互联网时代。网络好像没有影象，热门更迭的速率不停加速，可能上一秒刷到了某个名人的死讯，下一秒就会刷出美食博主的视频。所有本该在影象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事宜都在连续加速流动的信息中被冲淡。

大西洋月刊专栏作者Claire Wilmot就对线上悼念颇有微词。他以为，“社交媒体短平快的前言属性使得悼念殒命显得极为轻浮和简朴，好像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完成。”碎片化的表达方式更是让一个纵然完全不看篮球的人，也可以通过最简朴的文案完成一次对科比的“云悼念”。

Claire进一步示意：“社交媒体让分享哀思变得容易，但它却并没有塑造一种让我们对‘失去’变得更敏感的公共文化。”

事实上，从整个社交媒体缔造的悼念空气来看，种种将科比误当成其他篮球运动员、足球明星甚至歌手演员的乌龙悼念话术，简直消解了想念自己的意义，让严肃的事情变得滑稽。

正如前言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名言“前言即讯息”所道，前言对社会施加的影响并不在于其承载的内容，前言的手艺属性可以塑造一种全新的信息环境和人们的感知方式。

作为麦克卢汉的忠实拥趸，学者Gershon在一次教学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征象，在回覆“什么样的分手是差劲的？”这一问题时，许多人提及若是用Facebook提分手会让人以为异常的冒犯。Gershon据此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前言意识形态”（Media Ideology）的观点，差别的前言的手艺特征往往会为同一个内容的表达赋予差别的意义和效果。

Samantha Kemp-Jackson就以为，如前文所述的那些社交媒体的手艺特点让它显得更像是一个让我们放松和娱乐的场域，对照适合培育好比自拍和美颜这类文化，而与严肃的殒命话题格格不入，在社交媒体上悼念死者总会让人以为有些不妥。

除了对死者的不敬，“云悼念”遭受的另一重质疑则指向悼念者自己，许多人以为这种悼念死者的方式不仅不能够有效地缓解人们心中的悲痛，反倒可能增添某种分外的焦虑。

情绪社会学以为，人类情绪并不只是一种心理或者心理机制，而是有着相当大的社会建构的身分，情绪被种种文化实践所界定。同时，情绪也并不只包罗其内在于心的一面，也存在于对外的社会互动之中，这种情绪的出现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展示出来的情绪”与“被感受到的情绪”应该获得同样的关注。

因此，作为当代人最常举行“一样平常生涯中的自我出现”的空间，社交媒体中的悼念情绪具有了某种庞大的表演性。在过往，我们通过社会学习，很熟悉加入一场葬礼时应该若何凭据自己的身份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悲痛。而在社交媒体里，人们表达的悲悼被放置到陌生人围观的放大镜下，这使得人们对于“什么是新的悼念规范”感应无所适从。

巴纳德学院的Sian Beilock博士作为一个历久研究焦虑情绪的学者，从一次身边的邻人离世的事宜中发现一个普遍存在于人群中的问题。每一个在线上对这位邻人表达悲痛的人，在悲痛之下都藏有一种深深的焦虑，他们焦虑于不知道该若何表达自己的悲痛，也焦虑于不知道“别人会怎样感知我的悲痛”，甚至有的年轻人会以为由于自己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悲痛而感应愧疚。

实在，苏珊·桑塔格早已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一书中论述过这种现代人面临他人魔难时的怪异心理感受。现代传媒制造的不停增殖的“魔难”图像，使得人们对于魔难反倒发生麻木，加之种种结构因素的制约，现代人并不容易将同情转化为行动，使得同情迅速枯竭，并转化为沉闷和犬儒。看似距离我们很远的受难者通过传媒与我们发生了亲近的关联，但我们从心理上反倒不容易感应真正的切近，并经常从道德的冷漠与麻木不仁中感受到某种无力的怨愤和沮丧。对他人的痛苦感应痛苦，有时确实也会反映为“感应自己无法感同身受”的痛苦。

《英国每日电讯》作者Alex Proud也以为，每一个人因名人的逝去而受到的心灵震惊水平确实是差别的。然而在社交媒体上，这样的人之常情却被转化为了Beilock研究中发现的这些焦虑。这种焦虑不仅是悼念者的杞人忧天，现实生涯中，确实有异常多的人由于自己“没有表达某种被需要”的悲悼而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攻击。

好比，当科比去世时，有球迷在湖人队现役球星勒布朗·詹姆斯的社交网站留言：“你为什么没有公布一条带科比照片的悼词？我不再喜欢你，你只是以自我为中央。”而在2月25日的追悼会上，“詹姆斯是否出席”也成为了当天球迷圈最大的争议话题。

Proud以为，线上悼念逐渐催生了一批“悼念警员”（Grief Police），他们总会以为“只有他们的反映是唯一准确的反映”，并以此要求他人。这种“强迫滥情”的扩散会吸引——或者说是强制——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制止社交压力而加入这次悼念之中，并表达同样情绪强度的悲悼，反过来也加剧这种强迫。悼念似乎变成了一个平安的避难所，只有在里面的人才是平安的。Beilock以为，此时，线上的这种有些畸形的悼念伦理已经“削弱了我们真实的感受”，让每个人的情绪反倒不再自由，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并不真诚的信息。

每个人回应殒命的方式都应该是差别的，当我们看到许多并不熟悉科比的人在朋友圈“疑似跟风”地悼念时，或许比起简朴指责他们“不配悼念”，更应该反思，社交媒体似乎并不仅仅是给予了我们表达哀思的自由，是否也在某种水平上成为了自由的枷锁。

被挪用的殒命：数字情绪劳动与名人殒命的被消费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很容易以为，在社交媒体的悼念流动中，介入的人只有个体的用户，却忽略了另外一些特殊的悼念者——大公司、跨国企业。

作为与科比一直互助的体育行业巨头，耐克公司在1月27日于社交媒体公布了“曼巴永恒”的宣传海报，并在一个月前科比的追悼会上展示了同名的纪念短片，回首了记录了科比崛起的全程，突出科比“永不摇动”“永不言弃”的精神，文字最后定格在“Mamba Forever”，以此来界说科比之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

企业介入到名人去世的悼念之中的征象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但在Magdalena Kania-Lundholm等学者看来，这是大型企业行使社交媒体，将粉丝与明星之间的情绪毗邻作为资源增值的工具，粉丝为大型企业举行着无偿的“数字悼念劳动”（Digital Mourning Labour），而这又是数字情绪劳动（Digital Affective Labour）的一种。

作为“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霍克希尔德（A.Horchschild）在其著作中首次提出了“情绪劳动”（Affective labour）的观点。通过对空乘职员的野外观察，她发现空乘职员等服务行业从业者们需要时时刻刻在主顾们眼前表现出热情的状态，就算事情辛劳，也必须压制自身的负面情绪，时刻以微笑示人，这种借助情绪的自我管理以实现利润增殖的劳动历程，就是情绪劳动最好的实例。某种水平上，明星也是从事“情绪劳动”的主要工种，不外Magdalena以为，明星的粉丝也在从事着一种情绪劳动。

粉丝们在线下加入明星的流动、购置明星代言的产物，在线上点赞转发偶像社交主页的内容，其中都包含着粉丝们的认知与情绪的投入。这些情绪毗邻能够异常自然地过渡到粉丝与明星所代言的品牌之间的情绪毗邻，粉丝对乔布斯、科比的情绪认同，也就与他们对苹果手机和耐克鞋的认同等同起来，为大公司缔造出不菲的价值。

这也使得名人的去世成为了某种另类的商业时机，Magdalena在研究中指出，这种挖掘名人殒命的商业价值的行为由来已久。

传统纸媒时代，有研究者就提出报道离世名人的新闻往往聚焦于那些最能引发人们情绪触动的议题，例如道德争议。而在社交媒体时代，企业往往行使营销手段将明星的特殊成就与代言的产物品质相毗邻，并在名人殒命后通过操作名人的相关图像，略去TA的一些普通的特质，将其塑造为某种象征与图腾，通过社交媒体的内容引发粉丝最大水平的情绪共识，促使与企业相关的内容大规模流传，并直接服务于明星代言产物的销量增进。

不外，Magdalena的研究也指出，企业挖掘名人殒命的商业价值往往具有极高的风险，可能引来道德上的指斥与指责，对品牌公共声誉发生极大的影响。不只是与名人直接互助的大企业，商业与资源的气力在悼念名人的历程中似乎也无孔不入。有自媒体帐号甚至撰文，指导自媒体若何“高效蹭科比的热门获益”。许多鞋商乘隙哄抬科比署名鞋的价钱，被指“一场篮球圈的悲剧却成为鞋圈的狂欢”。社交媒体时代，殒命变得加倍容易被消费。

结语

正如学者Hjavard所言，我们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已经日益被“前言化”——“前言不再仅仅是一种互动的渠道，而是以其自身最先形塑我们互动的方式。”社交媒体已经无可制止地对我们的悲痛情绪、悼念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任何新手艺总是有着天使与妖怪的两副面貌，围绕行使社交媒体举行悼念的利弊的争论，也注定将一直连续。当我们谈论了许多有关社交媒体手艺属性所带来的影响，面临新的悼念文化有些无所适从的时刻，我们也许能从数码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的话中获得一些指导我们行动的启发。

他以为，“随着数码科技的生长，人类被中介的水平实在没有增添，”曾经面临面的互动实在和数码手艺中介的流传一样都是文化的“曲折表征”，我们之所以忽视了面临面流传中的框架，是由于这个框架运作得尤为高效。而在数码流传科技的使用中，我们的不安源自它们“让我们突然重新意识到那些在面临面流传历程中被我们忽视了的框架的存在”。

社交媒体改变了有关殒命的许多器械，但它更多也是线下悼念文化的延伸。若是我们在真实的线下生涯中依然认同共情的气力，依然敬畏殒命，我们就可以信赖，未来的社交媒体悼念会让更多的人在悲痛中被宽慰，让更少的殒命被消费。 

“Mamba Forever”。

参考资料：

1.A.R.Hochschild.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feeling.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2.Magdalena Kania-Lundholm. Digital Mourning Labor: Corporate Use ofDead Celebrities on Social Media. Death Matters.2019.

3.Ilana Gershon.The Breakup 2.0:Disconnecting Over New Media.CornellUniversity Press，2011.

4.[美]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5.[英]丹尼尔·米勒，[英]希瑟·A·霍斯特：《数码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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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iaxoglou, and Korina. Entextualising mourning on Facebook: storiesof grief as acts of sharing. New Review of Hypermedia and Multimedia21.1-2(2015).

8.Lisbeth Klastrup . Death and Communal Mass-Mourning: Vin Diesel andthe Remembrance of Paul Walker.Social Media Society 4.1(2018).

9.莹琪，董晨宇：《社交媒体中的悼念行为与社会规范》，新闻与写作，2019（11）.

10.戴宇辰：《前言化研究：一种新的流传研究范式》，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

11.https://www.vice.com/en_us/article/8qgppp/how-social-media-changed-celebrity-deaths-in-2016?from=singlemessage

12.https://www.theatlantic.com/entertainment/archive/2016/06/internet-grief/485864/?from=singlemessage

13.https://medium.com/swlh/the-uncomfortable-reality-of-social-media-mourning-3111fe4bf18f?from=singlemessage

14.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your-online-secrets/201409/mourning-social-media?from=singlemessage

15.https://www.nytimes.com/2020/02/02/opinion/kobe-bryant-death.html?from=singlemessage

16.https://www.telegraph.co.uk/men/thinking-man/our-public-grieving-over-dead-celebrities-has-reached-insufferab/

17.http://www.madisonboom.com/2020/02/25/kobe-bryant-is-forever-in-nikes-mamba-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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