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界面商学院（ID：Jmbizlab），作者：陈鹏，原标题为《陆挺：中国降息用处不大，政府应慎用手中资源》，题图来自：IC photo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外洋扩散，全球金融市场大幅震荡，投资者对发生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急的担忧不停上升。美联储罕见识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两次大肆降息，在此靠山下，有关中国宏观政接应若何发力的声音渐大渐杂。

针对近期的热点问题，界面新闻划分专访了几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希望从中找到客观理性的声音，对市场关切做出回应。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以为，对美联储而言，现在最要害的是让美国经济在危急中能稳固运行，制止发生金融危急。他示意，新冠疫情全球伸张对于国际金融系统的影响，将体现在金融系统的流动性上，若处置不慎，可能会引发信用危急，从而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固。

对于中国来说，陆挺以为，当前的政策重心，除保障防疫和基本民生之外，应放在努力纾困中小民企和加速复工之上，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停业违约，间接提防失业率上升。在这方面，钱币政接应饰演主要作用，数目型钱币政策工具应该占主导职位。至于降息，可能用处不大，且空间有限。

陆挺预计，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有可能零增进，甚至负增进，在乐观情形下，整年GDP增进率为4.8%。

对于大规模基建，包罗最近火遍资源市场的 “新基建” ，他示意要郑重看待。对所谓“二次房改，每年兴建1000万套安居房”的提议，他忧郁初衷虽好，但可能低估我国经济社会生长的庞洪水平，最后是“新瓶装旧酒”。不外，为了让房地产市场康健生长，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下，确实可以给前期一些过于扭曲的政策“松绑”。

陆挺建议，在增添大中都会住宅用地供应和提供足够数目公共保障住房的前提下，可思量逐步分阶段放松这些都会的商品房限价。同时，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造，尤其是宅基地改造，让在都会落户的农民工有权力处置自己在家乡的宅基地，甚至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用宅基地复耕来换取落户都会的用地指标。

“需要苏醒地意识到疫情对中国的袭击主要在供应方面，当下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复工复产过慢，而非需求不足。用刺激需求来解决复产不够、供应不足的问题，无疑是‘缘木求鱼’。”陆挺说。

以下为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您若何看待今天破晓美联储的紧要降息行动？

陆挺：这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 全球疫情和美国疫情的恶化超出先前的估量，稀奇是疫情对美国经济的袭击水平要远远超出之前的预计。

2. 美国许多企业可能会很快面临严重的现金流不足的问题，若处置不慎，可能会引发信用危急，从而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固。

3. 市场先前一致预期美联储会很快将利率降到零，形势所迫，美联储爽性用完所有降息空间，并同时开启数目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简称QE），后续主要精神就会放在QE上，而QE才是真正能够缓解美国经济流动危急和信用债危急的主要手段。我估量下一步美国政府会建立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 简称SPV），从美联储那里获得资金支持，并给因疫情而处于流动性逆境的企业（尤其是航空、邮轮、休闲娱乐、飞机制造等行业）提供资金支持。

4. 市场对此的反映最最先会是负面的，由于美联储的降息比市场预计的要早，可能会因此引发市场的一些恐慌。但美联储应该预料到了这一点。对美联储而言，现在要害是让美国经济在危急中能稳固运行，不至于导致金融危急。

界面新闻：上周多国股市触发熔断，避险资产黄金也在下跌。全球资产价钱齐跌，只有美元指数上涨，为什么会泛起这种情形？

陆挺：实在这一点都不新鲜。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贮备钱币和流通钱币，二战以后全球的钱币系统就是围绕美元建立起来的。危急降临的时刻，各机构都是现金为王，而被各国普遍都能接受的，就是美元。

虽然美元流动性增添后可能有通胀风险，但危急来暂且往往是通缩风险增添，如最近石油价钱就暴跌。以是黄金虽然有避险功效，但黄金也是商品，黄金包罗种种黄金的指数产物也有流动性问题，而且当通缩风险发生时，黄金价钱也有下跌的风险。2008年9月雷曼危急发生之后的那几个月，也泛起了美元指数大幅上涨而黄金价钱大幅下跌的情形。

详细说来，新冠疫情全球伸张对国际金融系统的第一轮袭击在股市，但直接影响是有限的。后续真正的影响在金融系统的流动性方面，影响路径有以下几个：

一是受新冠疫情直接影响的企业的融资和现金流泛起问题，这些公司包罗飞机制造商诸如波音，各大航空公司、游轮公司、餐饮旅店等；

二是石油和能源行业，不仅受疫情直接袭击，也受产油国价钱战的袭击；

三是股市上的杠杆融资由于股价暴跌而损害流动性；

四是恐慌导致各实体企业囤积流动性，大幅使用信贷额度，挤兑银行的放贷能力，而银行自己也最先囤积现金，并最先提防买卖对手方的风险。

界面新闻：您以为今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急的风险有多高？

陆挺：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已经受到疫情的伟大袭击。后面袭击幅度若何，要害看疫情生长的情形和各国应对疫情的情形。钱币政策、财政政策也主要，但相对没有那么要害。

展望疫情异常难。这是一种新病毒，涉及的变量许多，不要轻信“专家”，尤其是暂且抱佛脚的各路数目模子专家，对不确定性和庞大性要有足够的敬畏。现在WHO（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确认这是国际性的“大流行病”（Pandemic），后面要害看西欧。

我们现在估量美国有45%的概率在今年进入衰退，也就是延续两个季度的负增进。日本险些可以确认进入衰退。意大利也是。新冠疫情影响美国经济的渠道有三个：一是交通出行：二是供应链。一季度问题不大，若是疫情继续伸张，二季度不少美国公司会受到很大影响；三是服务业，包罗餐饮旅游休闲娱乐等。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服务业比例要比我国高25个百分点以上，以是受疫情的袭击会更大。

但和2008年的雷曼危急相比，今年疫情导致类似2008年的金融海啸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是：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主要风险是实体经济下滑导致的企业坏账上升，流动性泛起问题，但央行降息和数目宽松能够在一定水平上削减大规模违约发生的可能性和损坏性。换句话说，由于2008年雷曼危急所带来的伟大袭击，应该不会再泛起由于央行不救而发生类似雷曼停业这样的事宜。再说发达国家现在通胀普遍较低，以是现实上钱币政策和财政的空间照样比较大的。

得益于2008年以后的各国羁系力度增强，金融市场的出清和金融机构的自救，金融机构的杠杆比2008年要低许多。美国大银行的一级资源占权重总资产（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为12%，2008年是5%，现在是那时的2.5倍。也就是说杠杆率只有原来的40%。2008年的时刻，像雷曼这样的公司，杠杆率高达31倍，而现在美国大银行的杠杆率也许只有8倍。

华尔街投行险些裁剪了所有的自营部门，大幅削减了庞大的衍生产物。而且底层产物方面，也险些没有类似房地产次级贷款。

界面新闻：在当前内外部环境下，您若何评估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形？

陆挺：当前业界对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下跌幅度的展望普遍过于守旧，基本上在4.0%左右。我们的展望是零增进，但也有可能泛起负值。展望整年，有些在一季度消逝的GDP如餐饮、交通、旅游和娱乐等大部门无法弥补，因此整年GDP增速也一定受到影响。我们预计在乐观情形下，今年中国的GDP增进率为4.8%。

凭据已有的春节消费数据和节后复工情形，已可确认疫情对短期经济造成伟大的损坏。我们应如实看到短期内不少板块停摆，海内和全球供应链受到伟大袭击，大部门产业无论从环比和同比来讲都在萎缩。春节时代损失的服务业增添值只是总体损失中的一小部门。春节之后，制造业、修建业和大部门服务业复工举步维艰。

种种高频数据显示，迄今为止，农民工返城复工比例可能不到35%，第一产业中的养殖业也因物流不畅而遭受不小袭击。现在看来，现在复产率可能不到70%，能在3月尾时做到湖北以外省份九成左右的复工复产已经是理想情形。

当整个经济链条险些都受疫情影响跨越一个月时，产值或销售额的更改幅度就接近于名义GDP的更改幅度，而除了政府、金融、医疗等几个特殊板块之外，大部门行业在一季度的产值或销售额都将显著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

随着疫情在全球的伸张，疫情对我国出口的袭击可能还要连续到今年二季度末甚至夏日，因此我国二季度的GDP增速也会受到牵累。

界面新闻：政策刺激要再加码吗？总体上您以为宏观政接应将重点放在那里？

陆挺：凭据疫情的延续时间和对经济的损坏水平，政府可合理推出一定规模的宽松和刺激政策来稳固总需求，提升信心。但我们需要苏醒地意识到疫情对中国的袭击主要在供应方面，当下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复工复产过慢，而非需求不足。用刺激需求来解决复产不够、供应不足的问题，无疑是缘木求鱼，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通胀高企、杠杆上升、投资效率低下、金融风险上升等种种问题。

我以为，当前政策的重心，除保障防疫和基本民生之外，应放在努力纾困中小民企和加速复工之上，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停业违约，间接提防失业率上升。思量到疫情的不确定性，年度GDP增进目的应该设定一个较大区间，如5%-6%，给政策制订留下较大的回旋余地。制止通过洪水漫灌、全方位刺激的方式来过分拉高疫情之后几个季度的GDP增速。

总的原则，面临疫情发作对经济带来的短期伟大袭击，钱币政接应饰演主要作用，数目型钱币政策工具应该占主导职位。疫情延续时间越长，数目宽松的力度就应该越大，保证绝大部门企业能渡过难关，防止大面积失业。疫情末期和疫情之后，特殊应急政接应实时有序退坡，制止将应急政策常态化。疫情之后的刺激力度，可依据疫情连续是非来定，延续时间越长，对总需求袭击越大，之后的刺激规模可适度增添，但应只管制止一轮大规模的刺激。

界面新闻：钱币政策详细应该怎么做?

陆挺：面临短期伟大袭击，钱币政策的优点是速度快、效率高，不挤压市场原有的资金和信贷资源。财政方面，阶段性减免税费异常有需要，但由此一定增添赤字。为了不挤压民间融资，财政系统中税费损失的部门也可由央行通过购置稀奇国债来支付，从而制止挤压金融市场。

随着美联储和其他国家央行最先降息，人民币企稳，我国央行降息的可能性加大，而且数目宽松的空间得以扩张。若要真正降低融资成本，短期内作为应急治理的手段，央行可通过降准、MLF（中期借贷便利）、PSL（抵押弥补贷款）、再贷款等渠道增添基础钱币投放，通过增添供应并降低这些投放资金的成原本压低市场利息。同时，制止将大规模的基础钱币直接注入到房地产等行业。中期内应该压缩部门地方政府的低效投资，否则在一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浪潮中，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将不可制止再次推升整个社会的利率成本，挤压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空间。

疫情末期和疫情之后，央行应该吸收之前在PSL方面的经验教训，凭据中国国际收支和响应的外汇占款的转变，有序渐进地退坡上述应急政策。当前信贷增速较为合理，央行可将人民币贷款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划分控制在当前的12.1%和10.7%左右。

至于降息，我以为用处不大，空间有限。降息是否真正有用，一看诸如降准等其他数目钱币政策，二看需求刺激政策。事实上，在现阶段，降息自己不是央行钱币政策的焦点，由于其有限的下行空间，降息的信号作用高于实在质意义。

界面新闻：关于财政政策若何发力，有人宣扬大规模的基建，尤其是新基建；有人呼吁“二次房改”，每年兴建1000万套安居房，您怎么看待这些声音？新的大规模基建刺激是否可行可取？

陆挺：我以为政府确实需要推出一定规模的刺激设计来稳固总需求。疫情延续时间越长，全球波及越广，对总需求袭击水平越深，疫情之后针对基建和其他板块的刺激规模就应越大。在基建方面，我们也确实应该紧跟科技前沿，通过建设一批新项目来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已往十几年来，经由三轮宽松刺激，我国刺激需求的空间大为缩小，政府应慎用手中资源，珍惜调控的空间。对于基建，应吸收以往的经验教训，苏醒地认识到以下几点：一是不能将产业混淆为基建，不能借疫情让政府过分补助某些产业；二是基建不分新老，要害是提高回报，应凭据国情来选择合适的项目和确定基建的区域结构；三是在逆周期调治方面，努力推进在建基建项目和房地产项目的复工，加速推进已计划项目的开工，而非急急审批新的基建项目、重走产业补助的老路，导致新一轮的寻租行为。

至于“二次房改”，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提议的细节，但我忧郁初衷虽好，但可能低估我国经济社会生长的庞洪水平，最后是“新瓶装旧酒”，彻底脱离设计者的初衷。

我们假定资金由中央财政全额拨付，最后央行钱币化赤字的方式来解决。首先，安居房是有区域属性的，必须思量在那里建。1000万套安居房的指标若何下达？以中国之大，指标一定是根据行政计划层层下达，每一层指标的划分，就有可能加大一次现实农民工需求和政府供应之间的错配。

错配的泉源在于，到了地方，指标的划分基础变成了各地在获取拨款的利益和配套建设的成本之间的考量。假定拨款完全与建设面积挂钩，最后安居房的建设一定是偏向于配套成本低廉的地方。这样，一个省内，安居房建设指标可能倾向于较小都会，在较小的都会，可能倾向于郊远区域。从省到县，经由三级扭曲后，最后安居房的位置一定和现实的想象之间存在伟大落差，相关基础配套设施可能远远落后于当地平均水平。

第二，安居房若何分配？产权若何？是卖照样租？若是安居房有完整产权，纵然安居房只能在农民工之间买卖，则地址较好的安居房一定是众人争取的目的，中心一定发生大量的寻租行为，位置差的则可能无人问津。

第三，农民工是流动的。若是费九牛二虎之力争取到了安居房，但由于工厂搬迁失业了怎么办？农民工换了一个地方就业，若何买卖安居房？已往十来年，随着我国产业的变迁，农民工数目的区域漫衍发生了伟大转变，未来十余年，这个转变可能更大。我们能以作为不动产的安居房来应对农民工的流动吗？

最后，我们应看到拉动经济的溢出效应。假定一年1000万套安居房和种种配套的修建成本是1.3万亿元，不管最后是否由央行买单，对国家而言，整个国家的支出结构进一步锚定房地产投资和种种修建质料的消耗。中心多数质料，包罗铁矿石、铜、铝等，要靠入口。在储蓄率降低的靠山下，一定对我国国际收支发生负面影响。通俗点来说，我们万万套安居房工程的经济拉动效应要打个折扣，最后得益更多的或许是澳大利亚、巴西、智利等向我国出口原质料的国家。 

界面新闻：除“二次房改”的建议外，已经有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措施为房企纾困。您以为房地产调控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陆挺：我以为，一方面政府确实应该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制止将大量央行资金和其他信贷资金直接导入房地产行业，但另一方面也可借这次应对疫情的机遇，优化房地产方面的一些政策，给过于扭曲的政策“松绑”，让房地产能更为康健地生长。

房地产行业对中国经济的孝敬加总起来跨越25%。短期内，其他新兴产业还难以替换其职位。而且中国都会化尚未完成，大都会的住房刚需还很强。

我以为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基本原则下，真正的长效机制是用市场化的手段和供应侧改造的思绪来防止大中都会房价过快上升。住宅和公共建设用地的供应应该和就业、户籍人口或者加入社保人数等指标挂钩。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可与这些指标挂钩。在增添大中都会住宅用地供应和提供足够数目公共保障住房的前提下，可思量逐步分阶段放松这些都会的商品房限价。

这个过程中，为制止区域差距和民众贫富差距扩大，可激励大都会吸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激励设立更多农民工子弟学校；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造，尤其是宅基地改造，让在就业都会落户的农民工有权力处置自己在家乡的宅基地，甚至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用宅基地复耕来换取落户都会的用地指标。这样可以大幅提升宅基地的价值，同时在不削减耕地的前提下，为都会扩张提供土地。

界面新闻：您若何评估今年的就业压力？在提振消费和稳就业方面有何想法？不少人呼吁给低收入群体发消费券，您怎么看？

陆挺：我以为，（在全国范围内）直接通过财政支出补助住民的方式，总体上并不可取。固然，政府需要坚持底线头脑，保障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不受疫情的影响。

在异常特殊的湖北疫区，政府可以通过现金和消费券等方式直接补助住民。这之外的区域，宜保持通过补助企业的方式，让补助和保留员工及复工挂钩，在维持企业生计的同时，间接补助员工，并为复工复产提供基本的保障。

给予封城之中的武汉甚至湖北全省住民的补助，从便利角度出发，现金形式更为稳健。假定武汉封城后城内人数800万，按每人1万元发放补助的话，总计8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我国年度GDP的千分之零点八。若是扩大发放规模，湖北封省时代除武汉外的另外5000万人平均每人补助3000元，则规模为1500亿元，这样湖北全省总计2300亿元，约为我国GDP的千分之2.3。

至于资金来源，为了不发生挤出效应，最好由财政部通过向央行刊行稀奇国债的方式来筹集资金。我以为这种补助既能促进社会公正，又能扩大住民消费需求。

界面新闻：汽车也是一些地方政策刺激的发力点之一，也有提议“汽车下乡”的声音，这个行业需要刺激吗？

陆挺：刺激汽车消费，可以说“利不大，弊也有”。不能对用汽车拉动经济，尤其是连续拉动经济增进寄予厚望。我的建议是，若是疫情连续时间较短，没有需要再度刺激。但若是疫情连续时间较长，疫情竣事之时总需求过分疲弱，则不妨用之。原因是现在的汽车保有量更高，且离上一轮刺激（2015年10月）时间比较近，效果可能比2016-2017年还要低一大截，而且一年事后，汽车厂商又将面临负增进。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界面商学院（ID：Jmbizlab），作者：陈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