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自微信民众号：原子智库-腾讯新闻（ID：AtomThinkTank），访谈：陈兴杰，头图来自：pixabay

4月19日晚，履历了艰难抗疫的本次疫情“震中”武汉，通过微信小程序向全体在汉职员投放首期3000万元消费券。

不止武汉。随着中国疫情防控进入复工复产促消费阶段，南京、深圳、杭州、嘉兴、青岛、北京等众多都会都发放消费券，试图以此刺激疫后消费、恢复经济。

而由于本次疫情波及全球众多国家，除了中国这些都会给住民发放消费券外，许多国家政府则选择直接给住民发现金的方式。那么，发现金照样发消费券，两种差异措施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思量？你是更倾向于发现金照样发消费券？

“原子智库”就上述议题求教于多位经济大咖：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副院长朱宁，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听听他们怎么说？

以下为正文：

究竟是津贴企业好照样发钱给住民好？

李迅雷：第一，思量直接救助国民。我国传统做法上救助企业对照多，以解决就业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也思索一下若何直接救助住民？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跨越次贷危急，住民收入削减，失去事情的比重异常显著，因此对住民的救助力度上应加大。若是1万亿来讲，14亿人口，人均也有700~800元，这是可以思量的。

第二，关注救助企业的执行效率。许多政策在执行层面不太理想。我希望在政策制订，尤其在对企业举行津贴、供应链修复上，一定要思量到政策执行的难度有多大。若是这个政策执行难度不大，就对；若是政策执行难度很大的一揽子计划，希望提高执行力，不要到厥后政策很好，蓝图很好，但执行不下去或执行效率不高。

第三，财政政策应和改造相互配套。行使这次机遇，推动改造，好比我们现在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对照多，城乡问题、住民收入差距问题，这些通过要素市场改造、通过财税改造，能不能推行下去？像住民津贴，给谁？人均收入若干以上的？从这上面可以摸摸底。

邢自强：我们更倾向于“三免一退一发”：免租免息（财政全额贴息）、免社保缴费，退税（2019年所得税），以及发消费券或现金津贴。这是组合拳，而并非单一的某一项行动。

这一政策组合的需要性，焦点是保就业。本轮全球新冠大衰退，对中外洋需打击的深度更甚于2008年金融危急。中国经济在履历了一季度的供应打击之后，虽复工希望斐然，但仍面临全球大衰退、消费低迷带来的需求侧大考。外需连续疲软，势必将给中国出口和就业带来二次打击。

凭据大摩自下而上的行业调研估算，短期摩擦性失业（企业歇业导致暂时无班可上）和不充分就业，或者叫亚就业（需求不足导致失去计件工资，或事情时长小于合意水平），峰值可能划分到达总劳动力的10%。其中第二产业（包罗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摩擦性失业可能到达2000万。服务业的压力更大，摩擦性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可能到达制造业的数倍，尤其是零售、住宿餐饮和美容业的就业形势最为吃紧。这是自1990年代末国企改制下岗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就业压力。固然，这一打击的性子更偏短期而非结构，当前已出台了针对中小企业的一些纾困政策，部门企业在歇业时代得以保留降薪的岗位，但非充分就业依然不能小觑。亟需大规模一揽子纾困行动，反哺企业和小我私家共度难关，制止摩擦性失业转为结构性。

中国财政发力，可以参考他山之石。各国现在推出的一揽子方案，大方向是纾困——也就是用财政的钱、准财政（政策金融）的钱，和国有资源（水电、租金、出行用度）的钱，为企业和小我私家在停摆时代的损失部门买单。这种做法，旨在缓解“滚雪球”效应，好比小我私家失业、断供，企业倒闭、坏账。以是，笔者以为，跟中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急时代曾启用的历久建设债比起来，这次的稀奇国债，命名为“抗疫稀奇国债”异常适当，也即不止用于基建。除了一部门用于基建和公共卫生开支之外，一大半则可聚焦于对中小企业和小我私家纾困。譬如，刊行抗疫稀奇国债3万亿元，再加上地方专项债比去年增添1万亿元左右，加起来4万亿。

抗疫稀奇国债的详细用途上，参考各国履历，不外乎 “三免一退一发”：免租免息（财政全额贴息）、免社保缴费，退税（2019年所得税），以及发消费券或现金津贴。跟过去几轮经济周期对照，当前中国坐拥全球最蓬勃的数字支付系统，和完善的税收征缴系统。无论是举行企业退税或者对小我私家精准发津贴的详细执行能力，都只会比其他国家强，这些纾困措施将帮扶企业和员工在这场全球疫情衰退危急中生存下去。还可以配合上面提到的中历久改造，齐头并进，抵御危急。

为何中国喜欢发消费券而不发现金？

朱宁：和外洋发放现金津贴有所差异，海内各都会普遍接纳消费券的形式来刺激消费。其中区别最主要的缘故原由，在于外洋住民的储蓄意愿和储蓄率较低，住民拿到现金后，通常用于消费；相比之下，海内住民的储蓄意愿很强，直接发放现金，这些钱可能转化成了储蓄，无法到达刺激消费的目的。只有通过发放消费券，政府发放的现金，才气在经济体中流转起来。

李迅雷：外洋刺激消费的手段，偏向电子现金支付，而海内都会大多接纳消费券，究其差异，在于国情差异。经济下行时代，海内住民稀奇倾向于储蓄，只要不到穷困潦倒，人们应对危急，总倾向于节衣缩食，储蓄过活。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为了刺激消费，一度也发放现金，随后发现这些现金转化成了储蓄，并没有转化成消费。因此思量到这一点，这次海内许多都会普遍接纳了消费券的形式。

接纳消费券主要照样思量到，中国2月份的生产和消费都泛起阶段性暂停。在盘活经济上，消费相比于投资奏效更快，它相当于一个点火器，能把消费的热情迅速点燃。消费券主要针对零售消费品和服务性消费，像粮油食品、饮料烟酒和旅游服务消费，这些消费服务都是刚需，能有用改善民众生涯水平。

邵宇：与消费券相比，发现金是最简朴和最直接的方式，但这取决于政府财政的能力。现金意味着选择权现实上是交给住民小我私家，住民可以凭据现实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来使用。发现金有点类似于给中低收入群体发津贴，然则最终现金会大部门被用于所必须的商品。

固然，现金被用于刚需，也是可以到达刺激消费的效果，也是一种正常的刺激。现金被用于刚需的情景下，更利便；而消费券在促进外出消费的效果上可能会更好一点。

外洋接纳发现金的方式，实在也会有类似的问题，然则外洋普遍服务业蓬勃，以是在外消费它是一种通例状态。发现金给国民，许多时刻就被外出消费掉了。然则由于在家消费的成本更低，以是现金对低收入人群的刺激作用仍然是有限的。然则一定会有用果，究竟钱被发出来了。

发消费券的优瑕玷？

朱宁：当前海内发放消费券，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因地而异，或说因城而异，另有一个特点，因产业而异，或说因行业而异。这两个特点既是优势，某种程度上也是局限。从区域上讲，受疫情影响大的区域的产物，理当受到稀奇的支持。而各个都会定点的消费券，优点是有内陆扶持，瑕玷是限制住民消费的空间，造成一定的虚耗和扭曲。

消费券对受疫情打击较大的行业，包罗旅游、餐饮、娱乐和出行和交通，会带来显著的辅助。然则对其他宽大中小型企业来说，还需稀奇的解困和津贴措施，否则刺激帮扶的基本就不牢。

接纳移动支付的方式发放消费券，可能有三方面的影响：第一是消费习惯的改变。许多人是没有移动支付账户，他们没办法领取消费券，这是否涉及歧视？第二，现在的移动支付平台，基本是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之间二选一，是否存在消费强制的可能。第三，和这些移动支付平台相关的零售企业，是否会获益呢？最近，人民银行抓紧推出了DCEP（电子数字钱币），可能会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官方或第三方的支付的渠道。

邵宇：消费券若是是用于刚需行业的话，好比衣食住行，其使用率会更高一些。但刚需行业的消费券，发的力度可能对照有限。而对于可选类消费品，好比旅游、汽车，除非消费券力度很大，否则难以有用调动消费意愿，由于究竟收入受到影响。以是，消费券的组合上可以做一些设计，凭据差异商品的弹性来设计。

好比必须消费品，类似柴米油盐，可以少发放一点，但可以保证基本生涯的需求；对于弹性对照大的商品，好比旅游、奢侈消费或者升级消费，可以力度大一些，弹性大一点。这样人人才气够被吸引，才气拉动消费。

沈建光：从传导机制的特点来看，“消费券”相对于传统需求治理政策，其目的更明确、作用更直接，这一点知足当前中国的现实需求。固然，“消费券”政策也可能带来副作用，市场往往忧郁透支未来消费；但就中海内地而言，对这一点尚不必过于忧郁。缘故原由在于，疫情打击之下，中国当前消费需求的下降并非住民的自动选择，而是防控要求之下的无奈之举，疫情时代的大量消费需求现实上是被隐藏或压缩的；只管大量服务消费需求（如餐饮、旅游、文娱等）可能就此淹没，但隐藏的部门实物消费需求却可以被重新引发和挖掘，如家电、汽车、服装等品类，可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对住民未来消费的透支。详细而言，建议：

一是合理设定“消费券”的使用限期和发放时间。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解禁，消费在二季度已逐步具备一定恢复条件，而三季度最先可能泛起报复性反弹。原则上我们建议将“消费券”的使用限期向二季度末之前的这一段时期倾斜。

二是“消费券”的种类设计和发放局限应兼顾稳增进和保民生两个方面，既要思量照顾餐饮、文娱、旅游等受打击较大的行业，以稳固服务业增进；也要使“消费券”政策能够施展一定民生保障作用，重点向难题人群（尤其是疫情）的生涯保障需求倾斜——周全派发“消费券”不现实，应关注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特定人群。“消费券”的发放规模应思量财政的承受能力，制止过分透支。

例如，应思量向重点区域（湖北等疫情严重区域）的特定人群（如中低收入与收入不稳固人群）倾斜；应分情形、分阶段有针对性地激励重点产物消费，例如，疫情有用控制之前，防控措施使餐饮、旅游等很大程度上不存在消费条件，而生涯必须品、家电、汽车和线上零售相关品类可能是较好的刺激点。

三是科学安排“消费券”的发放金额和资金来源。实行“消费券”政策，一定需要地方财政支出“真金白银”，财政收支状态很大程度上决议了地方政府的实行能力。这要求地方政府郑重评估其财政承受能力，凭据当地经济恢复的现实需要，合理安排“消费券”的发放金额。

四是中央应协调好财政分管机制，对重点区域给予支持。需要中央层面进一步协调好央地财政的分管机制，对重点省份和区域给予需要的财政支持，以突破地方财政的限制。

除建议地方凭据自身情形制订“消费券”政策之外，当期也有需要在天下层面再次针对家电、汽车等大件耐用品制订专门的消费提振政策。

刺激消费中央政府层面是否会有动作？

朱宁：中国要搞刺激消费，可以是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做法。鉴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中央政府不能能提供稀奇大规模的刺激。刺激消费，更多照样依赖各地方政府，凭据内陆差异的经济和财政状态，实行差异刺激。

这其中就带来一组矛盾：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受疫情打击的影响较小，其经济韧性和应对能力，相对来说都对照好。由于优越的经济基础，可提供的消费券刺激，又会对照多。而那些经济欠蓬勃、财政状态较差的区域，当地老国民的生计受疫情打击伟大，当地对刺激经济，又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可能是发放消费券过程中，我们要面临的矛盾。

文章来自微信民众号：原子智库-腾讯新闻（ID：AtomThinkTank），访谈：陈兴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