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整理：张笑晨，题图来自影戏《地久天长》

王小帅在第三届海南岛国际影戏节做了题为《影戏是对时间的凝望》的大师班演讲，在演讲中他说，拍影戏是最快乐的事，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定要活跃、开心，要剔除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在王小帅的影戏中，时间一直是主要的观点。在他看来，“时间犹如凝滞的空气一样平常徐徐流动。”而一定水平上，影戏也是时间的艺术，当我们走进影戏院这个“黑匣子”，时间像是静止了，只有影戏本身在徐徐流动。

12月9日，海南岛国际影戏节进入后半程，每年的保留项目大师班终于最先。导演王小帅打了头阵，举行题为“影戏是对时间的凝望”的讲述。

作为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的王小帅，共八次入围三大国际影戏节，六次入围主竞赛单元。王小帅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即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所珍藏，更入选英国BBC“影戏降生一百周年之百部最佳影片”。

2019年，王小帅依附最新作品《地久天长》创纪录地荣获第69届柏林影戏节最佳男女演员双银熊殊荣。此前，作品《左右》获得第58届柏林影戏节最佳编剧银熊奖，《十七岁的单车》曾获柏林影戏节评审团大奖银熊奖，《青红》获戛纳影戏节评委会奖。

因防疫要求，大师班现场座位相对涣散，隔人而坐。然则现场依旧挤满了人，甚至有不少持票的观众只能在后排站着。王小帅直言：“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没想到搞这么盛大。”

以下内容凭据王小帅现场讲述整理。

一、需要一部影戏成为自己的“身份证”

1989年影戏学院结业，那时刻执行的照样分配制。结业后，我被分配到福建影戏制片厂事情。

在我结业后的90年月，第五代导演已经最先冒头。正是在谁人时刻，我们熟悉的第五代导演们拍摄出了我们现在奉为经典的一系列作品。而考察这批导演的职业路径，他们都是从小的影戏制片厂突出重围，比如说广西影戏制片厂、西安影戏制片厂。而我分配到的福建影戏制片厂，也是一个小厂。我最最先的想法，是看我能不能也复制他们的门路，从小厂的场记、场务一步步走下去。

谁人年月拍影戏，执行的照样计划经济。影戏制片厂的拍片都是有指标的，不能随便拍，而福建影戏制片厂一年只有一个名额，若是拍得好就有第二个（很小的可能）。

去了之后，我照样信心满满的，以为自己能学到一些器械，加上自己对影戏的热爱和热情，就去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刻的我照样年轻，想法照样太简朴。在拍片名额这么紧缺的情形下，怎么可能给一个刚结业的学生机遇？我一看情形纰谬，就偷偷地溜回了北京。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成了第一代的“北漂”。虽然我在北京有十年的学习履历，但一旦脱离再回来就是一个“外来者”。别人都市用新鲜的眼睛看我，就会问：你不是去福建，怎么又回来了？我必须找到留在北京的理由，否则我没有原理留在这里，我需要一个影戏让我成为留在北京的身份证。我需要一部影戏让我拥有留在北京的理由，就像是《十七岁的单车》内里的主人公必须有一辆自行车一样。

那时刻我很喜欢绘画，绘画在那时刻也是成了一门很郁勃的艺术门类，但我照样想拍影戏，这点没有变。在最最先时，别人问我，你要拍什么，我说不知道；别人又问我，你有多少钱， 我说没有钱。

我甚至不知道在谁人时刻拍影戏需要多少钱，我就问别人，别人跟我说，怎么也得八十万。我那时真的拿不出这八十万，但影戏照样一定要拍的。

王小帅的处女座《冬春的日子》把镜头瞄准了他的高中同砚刘晓东和喻红 图片泉源：网络

二、“来自青春期的气忿”

那时我的许多合作者，他们并不是影戏学院本科结业的，只是后往复学习了一下。那时找的团队，许多都是我的同砚，比如说刘杰。他原来是影戏学院摄影系的，但没做过摄像，我就问他，要来拍影戏吗？他说，好。我说：“没钱！”他说，没问题。

那时刻由于没钱，我就天天换一个旅店，打游击。看哪个摄制组空出一个床位，我就溜进去。有时刻是去蹭大通铺，中心空出一个人的位置，我就挤进去。我们那时刻没有条件去挑选人。现在想想，在我的前几部影戏时，有点像“新浪潮运动”时一样，更像是一个手事情坊。

我拍的第一部影戏是《冬春的日子》，主角是刘晓东和喻红。拍摄他俩，是由于那时刻他们是我在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的同砚。我刚回北京，笼络的都是原来影戏学院的同砚，另有就是他俩这种高中同砚。

在我回北京时，一些同伙已经混出了名头。同伙们聚会时会相互先容，说这个是导演，这个是画家，先容到我就是福影厂的。那时刻我就以为，这么下去我跟这些老同砚连同伙都没得做，已经不是一个圈子了。

再有一点，我刚回到北京，眼光最远只能到这里，只能找离我生涯最近的器械来创作。1994年，一个行为艺术家自己把自己杀死了，引起了天下的惊动。在那时，行为艺术处于被驱逐的状态，以是我就想第一部作品拍拍艺术家群体。拍完之后遭遇种种问题，我也很不佩服，第一部影戏留下了许多遗憾。

2008年王小帅依附《青红》获第58届戛纳影戏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奖 图片泉源：法新社

那时许多一起拍影戏的人，由于条件稀奇简陋，甚至产生了自我嫌疑。他们就来问我：我们这是在拍影戏吗？我有许多同砚看到影戏的现场都市很兴奋，由于现场有升降机、有灯光。然则，限于那时的条件，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刻，我也产生了嫌疑。我只能不停地给自己表示，我毕竟是按下了开关，转动着胶片，我拍的就是影戏。

那时刻拍影戏，主要的拍摄工具照样社会或外部坏境，拍外面、拍工农兵。那时的明白就是，导演坐在摄影机前面，就是要纪录摄影机外面的一切，不能把摄影机瞄准自己。在中国的传统中，是不允许把摄影机镜头瞄准自己的，由于这是“小我”，是狭隘的。但那时对我来说，第一部影戏是没有办法拍出去的，我就把摄影机转过头来，拍我自己。我也在生计，我也在认真对待生涯，我有我的思索，我就可以拍我自己。

60年月中期、早期出生的人，是幸运和珍惜的。当我们突然有一点自己想法时，遇到了中国最好的黄金十年。在谁人时刻，比我们年长的人，已经在确立和输出一些器械，我们这些年数稍小的人就跟在他们后面，没有被落下。旷达的激情，就这么流淌到了90年月。头脑里攒的器械，所谓“来自青春期的气忿”，就这么表达出来了，作育了我早期的作品。

三、一定要把三线的故事拍出来

三线有一种特殊的情绪密码。对于三线人来说，最大疑心就是家乡感的缺失。然则，这种情绪密码只存在于三线人之间，一旦出了这个群体，再跟别人说，那就是不被领会的。三线人成了别人口中的“他们”，成了“那些人”，已经成了一种民间的说法。

我的怙恃是从三线出来的，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最好的二十八九岁时到了一个生疏的地方去，我的邻人都是知识分子。在三线时，我不知道自己是那里人。慢慢地，我有一种不佩服，以为为什么这些人和事会被遗忘，许多人从三线脱离之后，由于以为对自己的人生生长没有利益，也就不提了。再就是国家层面也不说，由于许多工厂都是军工企业，在那时也是没有名字，只有代号，以是有上万万的人没有被提及。

在三线的后裔人群里，那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导演。我不说，可能就没人说。这么一说，就出了三部。我出来之后，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告诉别人：我们是谁人地方的人，我是从三线出来的，而且现在另有那么多人照样在三线，还在履历一个特殊的人生。这是别人不领会的， 或者说是领会后以为是难以想象的。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三线的故事拍出来。

直到2003年，我拍影戏已经十年了，国家的政策发生了一些改变，影戏被推向市场，去掉了事业属性，最先正式所有面临市场。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感受可以把日积月累的想法付诸实践。《青红》最早叫《美妙的愿望》，实在映照的就是伯格曼担任编剧、奥古斯特执导的《最美妙的愿望》，能拍三线就是我最好的愿望。

回到贵阳，眼看着一个个房地产起来，门路、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很焦虑。谁人时刻，我们还没有现在的工业体系，没有这么好的工业支持去回复自己曾经履历过的一切。那时我的想法，就是现在不拍就永远拍不了了，我履历过的一切将完全成为我的生涯影象，一切都将被抹平。

实在，不是说三部之后就竣事了，而是没有可说的了。我们这代人已经做了父亲，他们的孩子也在发展。若是我们去拍十几岁的孙子辈，也就是第三代的三线人。当我们问他，你是那里人时，他们会直勾勾地盯着你，他不知道自己是那里人，他会去找自己的爷爷奶奶和怙恃，以追求谜底，这都是直接可以拍下去的故事。

带着“三线三部曲”最后一部《 突入者》入围第71届威尼斯金狮奖的王小帅 图片泉源：法新社

四、创作者需要一颗懦弱而柔软的心

“三线三部曲”做完之后，最大的问题摆在我眼前：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从一定水平上说，我是一个没有那么多家国情怀的人，我照样想拍通俗中国人履历的一切。随着岁数的增进，我可以思索得更远，看得到更多的人。我照样围绕着通俗人的家乡、身份、家园来拍摄新的故事，照样想把我有限的时间放到这上面来。在一些人看来，这些议题是大的史诗，但我照样在拍通俗人，更多地聚焦于家庭，我照样在拍工厂，但不强调这是三线，由于环境被我放大。

《地久天长》，是关于计划生育的题材。拍摄这一题材的影戏实在许多，但大部分只说其中的一段，没有一个长时间段的关注。2015年，我在房间里听到了不知道从哪来的新闻，说计划生育竣事了，可以生二胎、生三胎。就是这么一条新闻，也没有在社会中引起稀奇大的回响。而我那时一听到这个新闻，直接定在房间里傻了，我想这个事情还能改吗？还能变吗？

对每一个创作者来说，我们需要一个懦弱柔软的心。我需要去感受气忿，感受那些不公平，关注通俗人的眼神，需要思量若何跟他们套近乎，确立跟他们之间的联系。另有一点，创作者需要关注现实，原来是靠报纸、电视，现在需要关注抖音、微博。我们面临的许多事情，就像鱼在水里一样没有感受了，住手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关注这些事。

对我而言，从创作作者型或思索型、个人化影戏的角度来说，我不需要思量市场的因素。若是我从影戏工业的角度来思索问题，就必须要思量到影戏工业性和市场化的一面。平衡市场和作者性的问题，不需要放在导演身上。这实在是影戏多样性的一个问题，若是一个导演在商业上异常乐成，我以为应该恭喜他；有些导演可能在票房上不乐成，但他有好的表达，那他也应该继续下去。

2019年柏林影戏节红毯上的《地久天长》剧组  图片泉源：法新社

我一直在反问自己，我拍的影戏要不要、值不值得存在？我的谜底是一定的，这样的影戏一定不能消逝在中国的影戏版图中。这些影戏现在可能不被重视，但未来一定会被重视，无论是文化、艺术层面，照样民族层面。把眼光放久远，我有信心一定会反转。

现在中国人的娱乐活动太多了，但在西欧照样相对寥寂和伶仃，以是我的影戏才会在外洋获得这么大的回响，人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爱看。在这种情形下影戏会被关注到，对于外洋的人来说，影戏院的每张票都是人们绕开伶仃的历程。

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导演，由于我现在被原谅的可能性少了，拿奖的时刻都是最最先的时刻拿奖，拍了五六部人家就会以为还在拍这样的器械。去了戛纳我才意识到，影戏是这么神圣。由于一年全球就选二十部影戏，有你一个就是很大的声誉，人人都是艳服出席看你的影戏，我一个劲儿悔恨这也欠好，那也欠好。影戏绝对不能开顽笑，你要是开顽笑，就有人骂死你。

时间，真的是个很厉害的器械。我四十岁的时刻，是不敢拍《地久天长》的，由于那时没有契机，而当社会发生了转变，再凭据自己的五十岁对天下的看法才有拍摄的可能。一切都应该是天真烂漫，你突然看到其他导演这么厉害，再着急也没用，二十岁的导演无论若何实现不了五十岁导演的思索水准。时间是最主要的，太厉害了。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放在自己的每一个历程中去，噜苏的小片子也很厉害，也很有冲击力不停往前走。我们能做的是把我们的压力减到最小，你的片子现在票房现在只有十万，我祝贺你，由于一旦你下一部影戏的票房到了十一万，你就提高了。

拍影戏是最快乐的事，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一定要活跃、开心，要剔除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导演要让摄制组保持纯净，纯净以后你的心就纯净了；你的心一纯净，这个场就好了；若是你不纯净，你在片场着急和浮躁，似乎你为了艺术何等拼搏，最后慌里慌张、杂乱无章，这个场就乱了。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整理：张笑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