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质化研究（ID：zhihuayanjiu），作者：张鹏、蒲卉，原文来自《人文地理》2020年第2期，原文题目：《此心安处是田园——失范理论视域下都会陌头艺人空间行为与治理研究》，题图来自：《落难猫鲍勃》剧照

陌头艺术具有触发都会公共空间活力的起劲作用，但在城镇化与都会转型交织的特殊靠山中， 陌头艺人群体却被贴上“秩序破坏者”与“底边阶级” 的标签，成为公共空间和主流秩序倾轧的工具。

文章以结构化理论的方式，建构陌头艺人“空间—治理规则—治理图景”的注释框架，并以“社会失范理论” 的视角，探寻陌头艺人空间行为背后的真实目的诉求与既有社会治理规范的冲突。

研究以为都会治理手段应当自动顺应治理工具的行为纪律与目的诉求才气制止失范，陌头艺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基于其自身职业特征与理性选择的内在合理性，而既有的刚性、去流动性的稳态治理范式，同陌头艺人的真实诉求之间存在不适性。进而提出“顺应流动性”的空间治理计谋，包罗流动性的都会空间、在地化的都会权力等，希冀善待和尊重陌头艺人，构建具有艺术活力和开放包容的都会空间。

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增进主义^[1]导向下的城镇化历程延续推进，在此靠山下的都会设计领域历久推许“自上而下、精英主义、蓝图式”的设计范式，也由此根植了设计师潜意识中的“远大叙事偏好”。然而现实天下的庞大多元，导致许多自居“远大命题”的设计理论在注释天下和指导实践时力道式微而逐步酿成形而上的、精巧的话语圆说。

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设计，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吗^[2]？对转型中国而言，“修补型”设计显得更为迫切和适用。在这种靠山下，都会地理学、设计学最先关注已往一直遭到公共政策排挤的弱势群体、边角空间以及非正规经济、就业等相关话题。

陌头空间是都会主要的公共空间，不仅承载经济、交通等职能，照样社会交往、头脑碰撞以及陌生人面临面交流互动的场所，是都会设计和社会学研究的传统^[3,4]，然而由于陌头空间的公共性与开放性，大量难以有用管治的非正规就业门类以及大量处于都会弱势职位的“小人物”在此群集，他们被排挤于主流秩序之外并遭到严酷的公共政策苛责^[5]，在“灰色地带”中被“弱势群体”“底边阶级” 等具有贬义色彩的词汇标签化， 成为难以管治的都会问题^[6,7]。本文以其中的代表“陌头艺人”为案例，剖析其行为方式特点及纪律性，并提出相关的治理建议。

一、陌头艺人：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陌头卖艺是一种非正式空间中的艺术行为，其主角统称为“陌头艺人”。当前关于陌头艺术与都会空间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注点包罗艺术对都会空间的主要性^[8]、艺术作品对公共空间的美化提升^[9]、陌头艺术行为对公共空间活力作用^[10]等，而对陌头艺人群体的研究较多局限于新闻报道和艺术专业领域，对于陌头艺人及其行为的研究和都会治理尚较少。

陌头艺人对于都会具有起劲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他们通过演出，为空间提供了邂逅、惊喜、戏剧化，以及偶然性实现的方式^[11]，但在主流语境中，他们更多被以为是“问题制造者”，其身份始终得不到正式认可^[12]：治理者既可以“复仇型”①的手段将其驱逐，也可接纳“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纵容态度，导致莫衷一是的认知逆境^[13]（表1）。

二、失范”理论：陌头艺人空间治理介入视角

1. 理论基础：社会失范理论

在注释社会问题与矛盾时，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失范论”，他以为社会学研究应当基于“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受外在文化结构的塑造，因此要改良社会，必须通过社会规范、舆论、道德意识等对社会成员的欲望举行压制，才气诱导社会成员正确熟悉自身极限追求从而通过适当方式获得知足^[14]。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继续并生长了这一理论，他从结构功效主义视角出发，以为在理想状态下，社会结构为人们实现目的提供了对照充实、正当的制度化手段， 而在社会失范状态下， 人们的行为不受一个“完整的、没有冲突的社会规范系统”的控制，从而接纳不正当的手段去实现自我目的，即正当目的与制度化手段之间存在不一致，导致社会规范权威失踪和秩序杂乱^[15,16]。

进而他从价值上把社会结构分为两部分：①明确的文化目的，是为社会主流价值系统、准则所提倡和追求的正当目的；②手段，即为到达目的所允许的合理性、制度化手段。“我的假设是，可以从社会学角度将反常行为看成是文化划定了的追求与社会结构化了的现实追求的途径间脱节的征兆……在此历程的运行最终导致‘失范’”^[17]。

社会失范论可分为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失范”与微观层面的“社会成员失范”。前者指规范自己的失范，是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在个体身上泛起的冲突和紧张状态；后者则指规范工具的失范，是社会群体或个体违反或偏离既有社会规范的行为，是社会结构失范在微观层面的详细反映。面临由文化结构划定的文化目的和社会结构划定的制度手段时，差别群体会表现出差别的个体顺应性^②。从迪尔凯姆到默顿，“社会失范理论”逐渐成熟，成为具有方式论意义的经典理论。

2. 注释框架：陌头艺人的空间行为与治理

陌头艺人的行为流动所造成的逆境， 是典型的微观“社会失范”征象：陌头艺人需要一个适当的卖艺园地，其行为却滋扰了正常社会秩序；治理者需要一个秩序化的公共空间，却没有正式的社会规范确定“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能做”，其自身执法行为也缺乏制度化约束。

这时艺人的“空间诉求”与都会“治理手段”之间便发生了不一致。从列斐伏尔^[18,19]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再到大卫哈维（D.Harvey）^[20]，空间研究逐步摒弃了空间拜物教（spatialfetishism）^[21]的框架而被赋予更多政治价值^[22,23]。

空间的治理本质上指的是“规范化的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权力在空间中运作的状态^[24]（图1-a）。在陌头空间中，大量异质性人群的行为流动（行为空间）交互作用延展出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空间），配合组成陌头空间的厚实内在，社会治理规范（手段）作为空间背后的机制性动力，将治理目的与空间表征统一于整个社会系统中（图 1-b）。

本文试图从“行为空间”和“社会空间”两条线索出发，以结构化理论方式，将整体形貌和个体深描连系，探寻陌头艺人空间行为失范，反思既有社会治理规范的适用性，进而探索匹配都会治理目的与艺人诉求的治理手段，促进都会善治。

三、陌头艺人的行为空间与社会空间——基于整体和个体维度

1. 陌头艺人基本属性

（1）整体属性

由于陌头艺人大多群集于较大都会的中央荣华地带，因此本文选取新一线都会南京为研究工具，研究局限聚焦南京“两横一纵”三条地铁线周边（图2）。

划分选取了5个事情日和3个周末（节假日）差别地址陌头艺人共计48 组（计76 人）漫衍的平均数据，基本能够代表活跃于南京主城区内陌头艺人的基本情形^④。一天之中距离3小时统计某地址陌头艺人数目相加之和即为当天该地艺人泛起频数。组织方式上，小我私家卖艺占60%以上；岁数结构上，70%以上艺人岁数跨越40岁；教育水平上，半数以上的艺人为小学以下文凭；职业组成上，专职卖艺者占52%，其他为学生、员工等兼职者。

在陌头艺人组成类别上，调研将艺人分为生计乞讨型、自我表达型以及事业生长型三种（图 3）。生计乞讨型多为乡城移民，收入水平较低，依赖民众施舍为主要经济泉源；自我表达型多出于娱乐、探讨身手、结交等目的， 在业余时间陌头演出，通常在演出之外具有稳固的职业和收入泉源；事业生长型则以艺术类院校学生或理想青年为主，通过陌头演出为事业生长积累履历，同时获得一定的经济待遇。其中,前两者数目之和占总数的 85% 以上 (划分为43.7%和41.7%），事业生长型的样本占比不足15%。

（2）个体属性

基于以上分类，选取三个典型陌头艺人，基本属性如下（见表2）。

2. 行为空间

（1）空间群集的排挤性和封锁性

调研发现少少泛起若干艺人群集在同一个陌头的征象， 彼此之间存在空间排挤。一方面由于艺人之间相互滋扰大， 需保持一定距离；另一方面，行人很少在较近局限内延续多次对陌头艺术举行付费，这对艺人意味着收入降低。此外，艺人的群聚会发生更为强烈的围观效应，易引起城管部门注重。

陌头艺术的鉴赏性决议了其演出空间封锁性的特点。由于需要预留空间举行演出和鉴赏，陌头艺人通常占用较大空间，且会吸引行人驻足并形成一个以卖艺者为中央的静止、封锁的空间，造成都会交通阻塞（图4、图5）。

（2）行为流动的临界性和依附性

临界性是陌头艺人卖艺流动中偏心空间的特点。基于问卷数据反馈，陌头艺人群集频率较高的空间有交通节点、商业空间以及公园广场三种类型，其配合特征为：流动空间与静止空间的临界面，即行人流动性强的通道与行人休憩场所之间的临界地带（图6）。

时间上，陌头艺人行为流动泛起“依附于都会节奏而颠簸”的特点。数目上，周末陌头艺人流动数目高于事情日；漫衍上，事情日三种类型空间陌头艺人占比为46.9%、31.3%、21.9%，以交通节点依附为主，而周末三种类型陌头艺人占比为36.0%、42.0%、22.0%，以商业空间依附为主。一天中，多数艺人卖艺最先于中午或下昼，上午9点之前寥若晨星；事情日通常在17:00~18:30时逐步到达岑岭，而周末和节假日峰值会提前，延续时间也相对更长（图7）。

（3）三类典型个体的行为空间

在获得允许的前提下，以个体行为日志方式，对三类典型艺人个体的一样平常生涯举行介入式深度跟踪。纪录64个事宜，并绘制行为空间轨迹图 （图8、图9、图10）。

• 卖艺园地更改频仍

凭据空间行为轨迹图，三类陌头艺人一天卖艺时长划分是10.9h、2.8h、6.5h，凭据卖艺历程中替换地址的频数，可获得三者园地更改频率划分为0.64次/h、0.36次/h、0.46次/h。除去调试装备的准备历程、现场突发情形以及休息，留给艺人的演出时间所剩无几。访谈得知导致园地频仍更改的缘故原由主要是追随人流和城管驱赶， 并表达了对“牢固空间”的强烈诉求：

我半个小时就要清点一下收入。我们是瞽者，不知道城管什么时刻就过来没收。——（瞽者兄弟）

每次晚上出来卖艺前，必须提前半小时偷偷下班，否则几个好的园地早被人占了。——（艺人阿哲）

园地更改太频仍了，许多时刻还没进入状态呢，就要换地方。——（艺人阿杰）

• 行为轨迹体现较强的“流动性”特征

图8、图9、图10反映出陌头艺人的行为流动展现出显著的“流动性”特点，与上文行为空间特征体现了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园地排挤性带来的相互滋扰驱使他们选择更好园地，封锁性所带来的外部负效应容易吸引城管驱离；另一方面，艺人的行为流动必须追随人群的流动才气获取更多酬劳。此外，“流动性”也是陌头艺人逃避城管的习用计谋：通过频仍的园地更改逃避城管巡视。

3. 社会空间

（1）自我身份认同的逆境

• 职业认同：自我认知与现执行为盘据

在对瞽者兄弟的观察中有一个有趣细节：在卖艺休息间隙，王师傅（领路人）想借机行乞，被瞽者兄弟拒绝。

尔后发生如下对话：

瞽者兄弟：“我们是卖艺唱歌的，不是要饭的。”

王师傅：“那又怎么样，有钱赚就好。之前不也是这样做过么！”

瞽者兄弟的自我定位是卖艺不乞讨，虽然以往为生计所迫偶然乞讨，但显然是他们现在不愿提及的不光彩行为。这种自我职业定位认同逆境在“自我表达型”和“事业生长型”艺人身上则表现为与城管博弈历程中的先验性道德弱势：在面临城管的肆意驱赶时，艺人鲜有为维护自己空间使用权力举行抗争，已然将自己归类为秩序破坏者。

经济水平低下是造成艺人自我认知与行为盘据的主要缘故原由。调研显示艺人每月通过陌头卖艺所获得的平均收入约2717元，仅相当于同期南京市人均收入的65%左右，而支出却高于南京市平均水平，食物和栖身等基础性消费占总支出的71%以上，所有支出占卖艺总收入的93.3%，险些无盈余，属“贫困人口”的范围^⑤；另一方面，历久混迹陌头空间与底层社会使陌头艺人饱受歧视眼光，而在中国古代形貌阶级职位的俗语中， 陌头艺人则被归类于“ 下九流”^⑥之中，这种来自外部的文化歧视也是侵蚀陌头艺人自我职业认同的主要缘故原由。

• 地域认同：城乡双重属性的模糊认知

地域认同是个体或群体以归属地为基础构建的自我与生涯配合体之间的关系。调研显示大部分在宁艺人多不具备内陆户籍，外市户籍人口占比靠近80%，其中江苏其他市县占27%，其余以河南、安徽农村为主；来南京卖艺时间半年以内人数占比近一半， 三年以上的占比不足21%；关于“ 未来五年设计” 的问题， 73%示意“ 没有明确设计”，对于落脚照样继续落难持张望态度。

以下对话更直观体现了艺人城乡双重属性的认知：

（大都会）一定比家里好，又热闹又赚钱，能留下固然最好。但我没那贪心，农闲时出来（卖艺），以后一定还会回去的（大都会）一定呆不住的。——（瞽者兄弟）

像我这个年数，是该对家庭负起责任了。但我暂时没有定居的准备，艺术这条门路确实很难，尤其是陌头艺术，必须是漂流不定的。我天生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艺人阿杰）

多数陌头艺人仅把都会作为实现经济目的或艺术目的的暂且栖所，他们一方面体验着大都会带来的新鲜感和馈赠感，另一方面也深感定居都会的压力与自身不足，带有粘稠的“赚够就走”或“呆腻就走”的想法，对都会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

（2）社会关系网络的脆弱性

• 都会中的同伙圈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威特基于互动频率、情绪水平、亲密水平以及互惠互利四个维度，将人们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存在于相对封锁的群体内部， 维系组织内部结构，而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确立纽带关系^[25]。陌头艺人社会交往中强关系工具包罗亲人、老乡和多年老友等，而弱关系工具包罗房东邻人、半年内熟悉的同伙以及都会治理者等。三种典型艺人的同伙圈强弱关系（如图11）。

效果显示，仅自我表达型艺人的强关系较显著，体现较强的稳固性；生计乞讨型艺人强关系主要依赖老乡（以进城农民工为主），弱关系以半年内熟悉的新同伙居多（瞽者兄弟的组合也是基于生理上的互相帮助以及“卖艺生意” 中的暂且互助），稳固性次之；而事业生长型艺人则类型平均且数目最少，体现出关系网络的极不稳固性。

• 艺人空间博弈工具的泛化与社群归属的损失

陌头艺人的形成是随同“领地冲突”的跨地域流动历程。内陆艺人勉力维护自己的地皮，防止外来者分流市场；而外来艺人只能通过侵占行为，才气分享都会公共空间与流量资源。这个历程在中国古代叫做“盘道”^⑦ ，其效果是，要么受到空间倾轧而脱离，要么被允许加入当地艺人组织。

调研发现，陌头艺人受到空间倾轧的征象习以为常， 且空间博弈的工具逐步泛化为所有空间使用主体 （陌头摊贩、托钵人等），且在博弈中，陌头艺人大概率处于下风；在面临偕行的空间竞争时，基本遵照“先到先得”的隐形规则，并无牢固社会规则或业内“行规”分配空间使用权；遗憾的是，在调研中并未发现艺人的正式社群——现代版“盘道”仅剩排挤和杂乱，失去行业组织融入的途径。

四、陌头艺人空间治理计谋建构

1. 陌头艺人的治理失范

（1）陌头艺人空间行为的内在合理性

刘拥华以为：“在空间中随意流动的可能性，是权衡现代权力的标志，它决议了社会的蓬勃水平。”^[26]艺人行为空间表现出的流动性与园地频仍更改，相当水平上决议于陌头艺术的职业特征：无论是在瞽者兄弟的“城乡之间流动”，照样艺人阿哲的“都会内部流动”、艺人阿杰的“都会之间的流动”，这种流动性本就是他们事情的一部分；另外，决议艺人自我认同逆境的缘故原由在于人们对陌头艺术职业的认知误差，而不稳固的社会关系，则是艺人基于都会既有社会治理规则与多重认知属性而做出的自动性顺应， 笔者以为这未尝不是适合陌头艺人的最低成本选择。

基于以上两点，从艺人行为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诉求出发，可客观上澄清陌头艺人与都会的关系：暂且性融入都会空间与社会系统的非稳态艺术从业者（表3）。

（2）陌头艺人空间行为与都会治理失范

既有治理方案主要是基于“去流动性”的稳态设计范式：第一，为“稳固秩序”的治理，包罗严酷驱逐排挤， 净化公共空间，维持陌头秩序等；第二，为“融入都会” 的治理，包罗为底边阶级提供住房、就业等基本生涯保障， 指导确立稳固的社会关系网络。但对陌头艺人而言，一方面这种稳固状态自己就与他们的行为空间诉求与职业特征相悖，另一方面，刚性的、一次性的全方位都会融入对于他们自身而言显得成本过高不能接受。

基于此，笔者试图提出一种“顺应流动性”的设计计谋，在一定陌头艺术职业正规性的前提下，起劲指导“空间流动性”、赋予艺人更多“暂且性权力”，并降低因流动性而带来的外部负效应，填补陌头艺人空间诉求与都会治理手段之间的失范 （图12）。

2. 顺应流动性”的空间治理建构要点

（1）流动性的空间”——空间设计指引

陌头艺人并非“非正规就业者”，通过确立严酷的“陌头艺人允许证制度”^⑧，确认陌头艺术的正当性、正规性。改变陌头空间“正规”与“非正规”二分法，替换以“永固空间”和“暂且空间”，由政府相关部门划定牢固卖艺园地，执行严酷“园地申请制度”^⑨；同时凭据艺人现实需求 与园地现实情形举行时间上的机动性治理，确保在外部负效应较高时实时作废，为艺人的职业流动性创造条件，也为都会治理提供依据。

（2）在地化的权力”——社会关系建构

“暂且性都会融入”强调厚实艺人的“弱关系”。激励陌头艺人建立专业的协会组织，通过一定准入门槛，将涣散的陌头艺人群集起来纳入自组织生长轨道，赋予暂且在地化栖身（租住）权、演出权等，脱离时自动弃权。既可增进艺人交流，形成基于群集地实体空间的邻里组织归属感，又可搭建政府和第三方专业协会直接接触的平台，有利于周全掌握艺人行为组织纪律，执行有用的垂直化治理。

3. 陌头艺人空间治理理想图景

将“流动性的空间”与“在地化的权力”二者整合， 构建陌头艺人空间治理理想图景（图13）。后者在认可和保留前者“流动性”和“暂且性”的前提下，通过治理规则创新来解决艺人空间行为与治理失范的问题。

五、展望

简·雅各布斯曾批判道：“冒充的秩序井然比公然的貌寝和杂乱还要恶劣”^[27]。社会转型靠山下，以陌头艺人为代表的都会底边阶级在隐藏的边缘地带中与都会主流秩序举行着抗争，不仅阻滞了陌头艺术的生长，也造成都会公共空间秩序的杂乱。

通过实地观察，以整体和个体两个方面剖析领会都会陌头艺人的空间行为与社会行为，总结其行为特征、行为纪律，近距离考察陌头艺人的目的诉求与都会治理者之间的冲突，并基于社会失范理论重新梳理陌头艺人诉求与都会治理手段之间的断裂， 以为陌头艺人的“流动性”和“暂且性”是其职业特征的体现，既有的都会治理手段忽视了陌头艺人的职业特征、文化、经济、社会等诉求，缺乏实行的弹性，是造成社会失范的泉源。进而提出，社会治理应当改变“去流动性”的设计头脑，以加倍弹性和开放的心态制订“顺应流动性”的设计计谋，善待都会暂且栖息者。

一千多年前，苏东坡面临南迁归来的友人问道：“广南风土，应是欠好？”友人曰：“此心安处，即是田园”。“留不下的都会，回不去的家乡”，天涯羁旅者的“田园”在那里？我们试图通过这样“典型砌块式”^[28]的小研究，起劲唤起对都会文明谦卑的态度，对文化的尊重，对弱者的同情， 对异质化存在的包容，让漂流归来的陌头艺人感受到都会发生的点滴转变：她变得加倍仁慈，加倍富有田园的气息， 加倍展现召唤的姿态：就像母亲召唤着后代，都会召唤着浪子的归来。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质化研究（ID：zhihuayanjiu），作者：张鹏、蒲卉，原文来自《人文地理》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