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经济考察研究院（ID：jingguanyanjiuyuan），作者：严泉，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作为一本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反思之作，斯蒂芬·哈尔西的《追寻茂盛：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无疑是具有创新性的。

从一最先，他就试图挑战关于近代中国的传统史观与历史认知。在哈尔西看来，已往有关中国百年现代化（1850~1949）的主流叙述都接纳了一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晚清最后60年是政治羸弱与衰败不堪的历史。

固然，民国近40年的历史也是动荡不安与支离破碎的。从民族主义情绪来评价，人们普遍以为这段时间是在西方列强魔掌下的“屈辱的世纪”。

为此，哈尔西试图接纳与传统叙述完全差别的研究路径，实验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借助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框架，对近代中国的制度变迁作出全新的阐释。书中不少地方是新意迭出，但有些看法无疑是富有争议的，值得人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运气与审阅

从卷首最先，“近代中国破例论”的问题意识就让人印象尤为深刻，它包罗一系列反思中国运气的战略性问题。一直到近代，中国都一直是一个自力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生长轨迹为何与被欧洲掌控的全球款式截然差别？它的运气是因其广袤的河山而生，照样在与壮大对手的角逐中作育，或者尚有他解？

在欧洲殖民的狂风暴雨中，中国却仍然屹立，保有了基本的自力。是什么缘故原由让中国在19世纪走上了差别于天下上大部分区域的生长门路？1850年后，官员们是否找到了一条重修中国之路，使国力可以在最低限度上维持一国的自力自主？

已往不少学者以为，是中国的经济体量或列强在亚洲的势力平衡导致中国生长出一条差别的历史轨迹。然而，将这些假设置于全球化的历史历程之中，我们就会发现以上看法缺乏说服力。

19世纪，在南亚，英国吞并了之前莫卧儿帝国的领土，接管了2亿人和跨越180万平方英里（约466万平方千米）的土地。1880年以前，瘟疫的肆虐使欧洲人在非洲大部分区域的殖民流动举步维艰，但他们在随后掀起的“朋分”非洲怒潮中，用不到30年的时间就占领了险些占天下总面积五分之一的区域。

实在，回首1500年之后欧洲列强对全球的征服之路，西方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是势不可挡的，没有若干国家和区域能够置身事外。稀奇是在18世纪中期之后的150年中，在西方军事、政治和经济压力下，亚非许多弱小的国家甚至是区域大国都土崩瓦解。

重大如莫卧儿帝国，广袤如非洲，都未能逃走被殖民的运气。在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弱肉强食的天下里，在西方列强的榨取下，弱国都市很快消亡，它们或沦为蓄谋已久的侵略的牺牲品，或自然瓦解。以是，已往主流的论调都是以为中国同样无力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统治的虚弱一定导致国家领土被各殖民势力朋分。

晚清中国被迫进入近代的一系列遭遇似乎也证实了人们的判断。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先，中国遭受列强入侵，受尽屈辱。历次中外战争的了局，均是中国战败，在英法等国强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主权受到极大损害。

这些不平等条约划定了低关税，确立了最惠国待遇，强迫中国开放了许多通商口岸，而所谓的“治外法权”使外国人享有不受中国执法约束的特权，西方各国通过军事、外交和执法三管齐下，对北京方面施压以造成影响。此时的中国，至多只是一个拥有“有限主权”的国家。

然而，半个世纪之后的历史演变了局却是出人意料。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到1914年为止，全球各地虽然险些尽在列强的掌握之中，欧洲国家的殖民局限已占全天下陆地面积的84.4%以上，但地球上另外15.6%的陆地仍处于内陆的自主控制之下。让人称奇的是，这些领土多数都位于中国境内。

在哈尔西看来，清朝以及后继的民国时期（1911~1949）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殖民竞争最为猛烈的时期。与加尔各答、孟买或巴达维亚之类的商业据点差别，中国的商业口岸从未生长出伟大的殖民帝国。相反，欧洲列强只是统领着上海租界或中国南部的香港等一些小块飞地。

只管列强在1895年以后获得了某些区域的租赁权，但这些区域在一定限期后还会重归中国统领。不平等条约虽然侵略了中国主权，西方却难以靠它们把新的经济体制或文化身份认同强加给中国人。

本书强调对整个亚欧大陆国家建构、经济增进、社会转变模式举行对照的主要性，对上述问题做出评价时接纳的方式和视角不仅要跨越政治界限，也要跨越时空界限，将中国置于帝国主义扩张等一些天下历史的主导性潮水之中。

不难看出，哈尔西的问题意识和判断认知，来自于一种全球化的整体历史研究视野。正如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提倡历史研究要具有“全球性眼光”和“总体历史眼光”，“天下已成为一个伟大的整体，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整体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及相互碰撞和冲突……若是我们不接纳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够明白塑造天下史的诸种气力。”

在全球化视野下审阅近代中国的运气，我们才会蓦然发现，那时的中国是怪异的。她是一战之前天下上仅存的六个非西方的自力国家之一，只管边疆区域的领土略有损失，但仍保持着政治和领土上的基本完整。

二、建构与路径

纵览全书，作者基本态度是强调研究者必须具备全球化视野，强调历史考察的剖析视角是全球性的，而非区域性的，才气更好地挖掘有意义的问题意识，打碎学科封锁的藩篱，加深对中国近代化与全球化历史纪律的新熟悉。

1914年，全球84.4%的土地都在欧洲统治之下，中国不可能仅凭伟大的体量就免于被西方统治。若是外部因素不能说明中国作为一个自力国家幸存的缘故原由，应该从国家自身内部寻找谜底。

哈尔西以为，中国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能屹立不倒，其缘故原由在于，1850年之后，中国最先探寻新的治国之道。在现代国家建构层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来自列强连续的战争威胁下，近代中国却成为一个军事财政国家。

“军事财政国家”，通俗的讲，就是指将财富、权要体制与枪炮连系在一起。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通过以为，军事财政国家泛起在近代早期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间。

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因对外战争的需要，英法确立了新型的行政和财政组织。英国陆军和水师规模在1680年~1780年内扩大了3倍。随着国防开支不停增进的要求，英国不得不鼎力改造税收财政制度，放弃征收直接性的土地税，转向间接性的商业税和公共乞贷，同时加征关税和海内消费税，英国的权要机构也日益扩大化与复杂化。

军事财政国家的生长历程在18世纪的英国获得了充实的体现，而同样处于扩张态势的法国、普鲁士等其他欧洲列强，也履历了类似的体制转变。

到了19世纪，西方列强将他们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移植到东亚。而在中国，战争、税收和权要体制的生长三者之间也最先以类似方式相互关联起来。哈尔西从财政、商业、海关、通讯、航运等相关史料和地方志中看到，在1850~1949年间，中国政府通过新增商业税扩大了税收泉源，用这些资金来知足其伟大的国防支出。

新的财政机构使国家能够榨取分外的资源。与此同时，在20世纪早期，近代警员的行政统领局限获得扩展，强制力也获得提升。在19世纪晚期，晚清政府还建立了近代水师舰队，以增强军事气力，并生长出近代兵器工业。

到19世纪70年代，他们最先熟悉到财富和国家实力之间的联系，确立起国有汽船制造和电报企业。这些起劲改善了中国的交通运输和通讯基础，并将少数近代部门引入中国的经济结构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中国的计谋就是有意模拟和自己不停试探实验，并借鉴欧洲国家的某些特点。其建构“军事财政国家”的行动涉及对外商业、财税、资源分配、权要制度、军事、交通设施与通讯等多个方面。正是由于近代中国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军事财政国家，从而确保中国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能屹立不倒。

虽然这些探寻仅让中国在谁人屈辱的世纪里保有了低限度的自力，却为厥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埋下了伏笔。“军事财政国家”是近代以来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内容之一。所谓国家建构就是集中权威和资源建构一个壮大的国家，以实现政治清闲、国家增能、行政有用的历程。

查尔斯·蒂利以为，国家建构“为专业人员的泛起，控制和牢固的领土，忠诚和持久性、永久性的机构提供了一个对既定人口垄断暴力的集权和自主的国家”。弗朗西斯·福山强调“国家建构是强调现有国家制度的同时，新建一批国家政府制度”。国家建构最主要的是政权能力建设，包罗以税收为焦点的财政能力建设。

公共财政的转变为军事财政国家在近代中国确立奠基了基础。1850年之前，中国的治国之道是追求低税率、投资水利基础设施以及跨省重新分配资源来确立一种稳固的土地秩序。1853年新式海关与厘金局等财政机构的创设，标志着中国从农业到商业国家吸取能力的提升。关税和厘金扩大了政府的税收泉源。

以1892~1893年度为例，清廷在该阴历年度共征收1428万两白银厘金，占昔时大清财政收入的19.07%；英国人赫德的到来，则使得清廷的关税收入大幅增进：1849年，清廷昔时的关税收入为472万两，但到了1901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治理下，清廷昔时的关税收入到达了2380万两白银，占清廷昔时财收的26.99%。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最稳固泉源。韦伯对国家的经典剖析指出，税收是国家制度的四个焦点之一。正如熊彼特指出的那样，西方国家从领地国家 （domain state）到税收国家（tax state）的转型是其现代国家形成和现代民主制发生的关键时期。

有论者也指出，国家建构是增强政府的行政、财政和制度能力，使其能够与社会举行建设性互动并更有用地实现公共目的的历程，甚至可以说，“税收的历史就是国家演化的历史”。1842~1911年，去除通货膨胀因素，国家整体税收增进了3倍。

在帝国晚期，人均税收也有所增进。历史学家们估量，到20世纪早期，中央、各省以及地方政府至少占用了总经济产出的5%~10%。这些新资源中，绝大部分是由间接商业税，稀奇是厘金和国际关税带来的。

考察1850年以来中国的转变，可以发现19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具有潜在连续性与治国之道的延续性。以是哈尔西稀奇指出，不能将晚清时期简朴看作是政治、军事和外交溃败的时期。应注意到晚清在国家建构方面取得的乐成，并可以将其视为20世纪中期成熟的军事财政国家的主要起步阶段。

“从民族主义的看法来看。1850~1949年是一个羞耻的世纪，一系列的改造都失败了，而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期履历了转型式的转变，最先生长成为军事财政国家。”

三、对照与反思

对近代中国以国家能力为焦点的建构成效，哈尔西的评价是努力的。治国之道是一种治理公共事务的手段，包罗看法、制度和实践。国家高层将追求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壮大视为让中国主权免受进一步侵略并使其成为一个自力国家的一种手段。

这些新的财政机构的泛起扩大了帝国晚期的政府规模，而在20世纪早期执行的新政却通过建立现代警政、学校，以及政府部门的中央集权化，更为迅速地扩大了政府规模。一连串的转变都是在清朝统治的最后50年中生根发芽的，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崛起时才开花效果。

对于中国来说，虽然要到20世纪中期才获得与西方各国平起平坐的国际职位，但1850年后的改造政策，照样缩小了中国与西方政府在国家能力上的差距。

在这种乐观主义的支配下，本书质疑对中日现代化对照的传统看法。许多学者对中日历史举行了大略对比，他们有关中华帝国晚期的结论就是在这种误导下形成的。1894~1895年，中日两国为争取朝鲜半岛的控制权短兵相接，清朝军队大北。

在他们看来，这一效果证实日本明治政府推行的改造“乐成”了，而中国为自强而支出的起劲则“失败”了。这种论点是在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然而，“甲午中日战争的效果只是表明晰19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的实力处于优势，很难由此洞悉两国国家构建的历久功效。

“军事财政国家在中国的生长历时百年，并且在1850~1949年很少有伟大乐成。直到中国在朝鲜半岛（1950~1953）与超级大国美国开战，双方战成平手，1964年中国又拥有了核武器之后，外国的考察家们才最先熟悉到这种转变有多主要。”

以是，哈尔西以为对照剖析能够增进我们对近代东亚政治变迁的领会，必须以一个世纪而不是几十年的时间跨度，来评价中日国家构建事业所取得的功效。

不外，在笔者看来，与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运气相对照，实在是能够加倍凸显中国现代国家能力建构的相对乐成。

奥斯曼帝国领土横跨亚欧非三大洲，领有巴尔干半岛、西亚及北非的大部分领土，西达直布罗陀海峡，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及今之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南及今之苏丹与也门，总面积最多时到达550万平方公里，人口2380万。

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历史（1792~1918年），是领土辽阔的奥斯曼帝国从衰落走向瓦解的历史。历史进入18世纪，奥斯曼帝国面临的强敌主要是崛起的俄国，因而，奥斯曼帝国与外国的战争主要是与俄国的战争，而且大都以失败了结。

在全力抵制俄国入侵的同时，奥斯曼帝国还与威尼斯、奥地利、波斯等国征战，帝国的边疆历久处于紧张状态。

晚期奥斯曼帝国也举行了现代国家能力建设。以19世纪初期塞利姆三世改造为劈头，比中国的洋务自强新政早半个多世纪，且同样是在战败后不得不改造旧军队，学习欧洲的先进技术。同时，奥斯曼帝国最先修建铁路公路，扩大对外商业，增添外国投资，落伍的帝国与天下靠近。

帝国境内，许多都会相继建起学校、银行、电话局、医院等机构，社会进步显著。然则改造的历程并不顺遂，险些每次改造都没有到达目的。改造最后未能拯救奥斯曼帝国。一战后，战败的奥斯曼帝国支离破碎，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领土仅为昔时帝国领土的15%。其他区域纷纷自力开国。

天下历史上最后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由此终结。

探寻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形成，政治制度史无疑是最为主要的研究领域。辛亥革命迎来了远东第一共和在中国的降生。

然而，对于一个专制传统负担繁重的古老帝国来说，改国号易，建共和难。

辛亥之后中国政治就进入频频动荡的浊世，现代国家制度的建构迟迟不得完成，制度建设的艰难性在近代中国政治制度转型历程中显示得尤为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化视野的引入，可以充实展现晚清民国政治生长的历史演变历程。重新审阅现代中国百年政制转型的历史职位与价值，加深对谁人大转型时代的明白，也许这是哈尔西的著作给予我们举行新的探索的主要启示。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经济考察研究院（ID：jingguanyanjiuyuan），作者：严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