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来自GQ Report，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GQ报道（ID：GQREPORT），采访、撰文：卫诗婕，编辑：胡安，摄影：苏里

两年前我就想写陈年喜。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题材，早在2015年，爆破工陈年喜由于写作诗歌《炸裂志》受到媒体关注，已经有了许多报道。编辑问我为什么想做，我记得那时给的理由是，“在矿洞里写诗很浪漫。”

“浪漫”是个主观的词，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个观点，对我也是。那时我23岁，见过一些悲凉的人与事，只凭直觉，想象一小我私家在一种压制的环境中写作，有种残酷的、顽强的美。厥后我以为自己的想法有些轻浮，那些被人称许的诗意背后，是繁重、极强的疼痛，血和泪刺激出来的灵感。

2019年的年尾，我如愿在贵州一处景区找到了陈年喜。他早已脱离了矿山，远离了曾经滋养他写作的土壤，可他还在写，也因此痛苦。我记录下他的故事，有关生命之重和生命之轻，有关人的最大幸福与不幸。写完之后，我再次想起“浪漫”这个词，以为在这个故事里，它指向一种生的勇气。

在极其通俗、遍布枷锁的一样平常里，偶然闪现的各种灵光——它属于我们每一小我私家。

“没有感受，我对那种履历就一无所知”

K508从遵义开往渭南，15个小时车程，硬座售价170元。在沿途的三线小城，工人们登上列车，趴在桌子、箱子上，坐在自带的塑料桶上，铺一张报纸睡在地上。他们的嘴唇多是紫红色，手上有冻疮。指甲泛白，凹凸不平，有时是玄色——

那种和土壤、水泥或是煤矿连系而成的玄色，窝藏在眼角、耳朵和指甲的缝里。热水和肥皂对它们毫无办法，每个早晨，黑垢会从皮肤深处像结霜一样泛出来。

“我坐过飞机，也坐过高铁。”几天前，陈年喜在电话里说，前者和慢火车上的人群差异云云之大——人们的穿着、皮肤、面色都不一样，甚至是眼神。五年前，陈年喜接受了一项颈椎修复手术，由于术后无法再蒙受劳力事情，他告别了矿山。我在贵州一处景区找到了他。

距离阴历鼠年另有五天，我和陈年喜一起登上了K508。此行的终点是他的陕西老家。

硬座车厢里没有充电插座。我往返地走，考察车厢里的每一小我私家：有人背着看不出颜色的麻布袋，有人穿着布鞋，有人握着非智能手机，整晚对着空气发呆。我记下他们的样子，第二天对陈年喜提起。听到一些细节时，他能够准确地分辨出这些工人来自那里，从事什么样的事情——

川渝区域的人有沐浴的习惯，通常会带着一只水桶，火车异常拥挤的时刻，人可以坐在桶上。爆破工的肤色常是没有血色的白，他们常年在矿洞里劳作，晒不到太阳；出渣工的手格外粗拙，一排炮爆下三四十吨石头，全靠人力运出，人们喝下许多的水，排挤许多的汗，汗湿在衣服上，结下厚厚一层汗斑；另有管道工，由于常年暴晒，营养奇缺，他们的头发异常枯焦，面色像炭一样黑……对了，若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随身携带锅碗瓢盆，那是打工失败的象征，随同的常是沮丧和忧虑的眼神。

——谈起这些，陈年喜滔滔不绝。眼前的场景一下子将他带回小煤窑的打工生涯。这是他最善于、也最愿意誊写的人群。

红色窗花贴在车窗上。又是一个春运。铁老大给他的回忆太多了。有一年，他买了站票到喀什。人与人贴背立着，39个小时，他不敢用饭，由于没法上茅厕——茅厕也站满了人。一天一夜后，有的年轻女人满脸泪水，站溃逃了。

“我依然以为我和他们是一个群体，同一个运气条理。”他指的是这个国家3亿的农民工群体。

2015年的岁末，北京东五环外的新工人剧场，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以工人诗歌为主题的朗诵会正在进行。几盏照射灯的聚焦和几十个观众的注目下，爆破工陈年喜走上台，背诵他在矿山里创作的诗歌。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我细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若干/他们的晚年就能延伸若干//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门/就在昨夜在他们床前/我岩石一样轰地炸裂一地。”（《炸裂志》）

学者、记者、工友都在台下，有人眼里噙满泪水。朗诵会激起不少讨论，甚至引起了国际汉学家的关注。陈年喜因此成名。之后的上百场采访里，曾有一个记者问陈年喜，为何要坚持写诗？他说：我写，是由于我有话要说。

今天似乎那里差别。三年前，一个老板为他在贵州提供了一份文职事情。这几年，陈年喜很少写诗了，“冲着稿费”，他在业余时揭晓了一百多篇散文——他必须不停地写，以供养还在上大学的儿子和蒙受来自家庭的经济负担。

多数写作照样围绕打工生涯与矿工题材，可落笔时，画面不再清晰地浮现，没有了“想要诉说的感受”。去年10月，我代表杂志向陈年喜约稿。他写了一位同伙远赴中亚矿山的打工履历，厥后他评价这次写作“充满隔膜”——“没有感受，我对那种履历就一无所知。”

2019年，陈年喜誊写的一个矿工故事得了非虚构写作竞赛的奖。颁奖词一定文章具有“细腻诗性的文本”和“质朴苍凉的蛮荒气息”。同为陕西人的作家袁凌却在私下里对他说，你的文笔不错，然则写故事很弱。

“他说的很对。”陈年喜说，他对技巧没有观点，“我全是凭感受写的。”

破晓3点，列车最先穿越秦岭。驶过的地方一片漆黑，像极了陈年喜16年的矿洞生涯——有时帽上的顶灯灭了，只有靠触摸岩壁上的钻痕才气分辨偏向，人就像这列钢铁之兽，要在黑漆黑挺进几千米。漫长的岁月里，陈年喜曾走在蜿蜒至渤海底的竖井之中，距离地面几千米的地心深处，走过陕北、河南、青海、新疆……足迹险些遍布整个中国。

在喀什的昆山，曾有一个河南的爆破工决议脱离。老板说，茫茫四百公里的戈壁滩，你走吧。河南人负气，徒步走了。三天以后，人们在路边发现了河南人的遗体——被捅了两刀，死在路边，没有人知道凶手是谁——陈年喜写下这个故事，由于这段影象挥之不去，某种悬念在心里，“不吐不快”。

他眷念这种感受。

宿命感

秦岭要地，一个接一个的弯道通往峡河深处。过了丹凤，两旁的山上长满橡子树，听说海内酿造红酒的木桶都来自这种木料。现现在当地人已禁绝私自砍伐了。春天的山岭很绿，冬天很秃，四序明了。柿子在树顶冻成玄色的干。

车子经由一个老汉，袖子空着挑一担水桶。“谁人人是在山西曲沃县，”陈年喜指着他，曾经也是位爆破工，“一条手臂被炸没了。”

门路两旁林立着各式的墓。墓的主人多是青壮年。陈年喜能就着每一座墓室说出背后的故事。这一座，矿上塌方，失血过多死了；那一座，上山摘蘑菇，中毒死的；最显眼的那一座，在河南灵宝金矿，洞子垮塌，兄弟三个同时被砸死了。根据内陆的习惯，在外死的人不能进家门，三口棺材摆在家门口，大雨倾盆下了一个月。

类似的故事每年都在发生。新闻总是散播在各种工地的饭间。兔死狐悲，人心里异常地悲痛。可照样不说一句话，各自散开，默默上班，自求多福。

七年前的一个夜晚，河南灵宝的矿山深处，陈年喜得知了母亲患病的新闻，食道癌晚期。身无分文，也没有自由，坐在床上，他瞥到床边的炸药箱——他写下了《炸裂志》，写下自己“岩石一样，炸裂一地”。

爆破工的生涯在轰鸣中渡过。风钻机在岩石上打出两米深的洞，用铁管把炸药抵进最深处，留一根引线在外——引爆，震耳欲聋。下班后的生涯却出奇地平静。克拉玛依的萨尔托海永远是晴天。人烟稀少，信号不通。哪怕山上跑过一只羚羊，工人们都凑一堆，瞧上半天。平静的生涯只剩饮酒、麻将和扑克。

为了逃避某种麻木，天天下班后，陈年喜都市去一个废弃的工房，那里的墙上贴满了《克拉玛依日报》和《中国黄金生产报》。所有的墙面读完了，他用脸盆往墙上泼水，一张张揭下来，再读另一面。读多了，事情时抱着风钻，头脑却飘到很远，一些句子浮现出来，赶快用条记下。宿舍的床垫用的是废弃的炸药箱，床头放着笔，脱离时卷起铺盖，密密麻麻，写了满床。

纸板在脱离工地时都被抛弃了。陈年喜从没有想过，那些文字会引起别人的注重。他甚至刻意隐瞒着工友，“不想让别人以为我很特殊”。坚持写作的理由很简单，那时他“感受自己在世”。2011年，陈年喜开通了博客，一些深夜，他会在手机上按下日间想好的句子，互联网上，寥寥几十个阅读已经让他知足。

2014年，纪录片导演秦晓宇第一次在陈年喜的博客中读到《炸裂志》，立即决议要与诗的作者碰头。他正在筹备一部工人诗典，《炸裂志》“一看就是一种中年写作”，带有强烈的沧桑感。他于是直奔矿山寻找诗的作者。

在火车站，远远地，秦晓宇看到一小我私家从台阶上走上来：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浓眉大眼，“像秦始皇兵马俑一样，”他说，“这硬汉形象和诗歌里的气力感一致。”那天，他兴奋地给同伴吴飞跃打去电话，他们正在筹备的纪录片找到主角了！

纪录片《我的诗篇》之后，秦晓宇又跟拍了陈年喜两年。接触久了，秦晓宇才发现，陈年喜诗歌里的那种气力感只是表象——诗歌涵盖了他所有气忿的表达，现实生涯中，陈年喜险些从不发怒，“他对运气一概接受，并不想要，或者说不信赖能够改变什么。”秦晓宇归纳综合这是一种“宿命感”，强烈的悲剧意识。

影戏《炸裂志》的末端记录下这样一段对话。

2017年的正月里，北京五环外，皮村的剧场，陈年喜瘫坐在舞台上，边上坐着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周围散布着空酒瓶子。

“孙恒，”陈年喜大着舌头，“我尊重是尊重你，浏览是浏览你，但我不认同。”2005年以来，孙恒和同伙们创立了北京工友之家，他所提倡的新工人文化主张用“新工人”取代“农民工”的称谓——“让新工人留在都市，让他们活得有尊严。”他总这样说。

“我以为新工人文化没戏。”陈年喜摆摆手。

那时人在北京飘零。为了每场2000元的辛苦费，陈年喜介入了一档综艺节目的录制，为着名歌手的演唱写诗作词。有整整三个月，他什么也写不出来。新春佳节，陈年喜窝在皮村的宿舍里，在电脑上玩蜘蛛纸牌。十六年的爆破生涯只留下了耳聋、胃病和颈椎错位，手术掏光了他所有蓄积，赖以营生的手段再无处施展，“回到现实中，似乎什么都不会了。”

孙恒在那时为他提供了一份志愿者的事情，随车队去北京各地运回社会捐赠的衣物，月薪七百。微薄的薪水无法养家，焦虑时，陈年喜总是对孙恒诉说。那天，借着酒劲，他再一次倾吐。

“陈年喜，”孙恒苦笑，缄默了一会儿。“三吨炸药没有把你炸醒，它把我炸死了。”

三年已往，孙恒脱离了皮村，在京郊平谷的一处基地一个院子里继续办工人大学。他不再坚持“让农民工留在都市”，将目的改成了“辅助年轻人返乡创业”。在电话里，我们谈起他和陈年喜醉酒后的那番对话。

“现实是庞大的，”孙恒谈起这些年的无力感，他介入开办的、为农民工子女解决教育问题的同心实验学校今年只剩下30个学生，随着各个工厂从皮村撤出，曾经群集到一起的“新工人”又逐渐散开。“我越来越明了陈年喜为什么会那样说，”孙恒说，“理想主义并不一定都能乐成实现，我追求的是这个探索的历程。”

谁人夜晚的最后，陈年喜留给孙恒一句话：“我走了，去贵州给景区吹牛了。”第二天，他踏上了去往南方的列车。

文学的使命

原贵州副省长王晓光落马时，媒体爆出他为了销赃，把家里的年份茅台全倒进了下水道——“这是真事！”陈年喜用强调的语气，似乎他亲眼见证了一样平常。那几年，他事情所在的景区是遵义市的龙头企业，王晓光几回来景区走访，都是陈年喜做的接待。

在景区出书的期刊上，陈年喜采访王晓光的文章惹来了贫苦。陈年喜带着同事把几千本杂志掀开，将带有王晓光照片的那页一本内陆撕下。那阵子，他成日忧郁自己会失业。

从遵义茅台机场坐车80多公里才气到达“十二背后”景区。1月的一天，陈年喜带我逛了逛，喀斯特地貌，亚洲最长的溶洞。老板在这里投资了八个亿，景区内的旅店入住率却不到10%。他的事情是接待来自各地的向导和媒体，写公关通稿，偶然老板出席流动，也需要他连夜撰写发言稿。

收入稳固，无须日晒雨淋——我以为文职事情对他来说会让乡人羡慕。

“没用，”他说， “回老家聊起来，人人照样比谁挣的钱多。”每月四千的人为委曲能够维持家庭开销，但没有养老保险，他必须为未来设计。一首诗即便在主要期刊上揭晓，稿费不外三两百元。“非虚构写作”则差别，一些媒体找陈年喜做特约撰稿，上千元的稿费让他心动。

有一个晚上我们坐在屋里谈论非虚构写作。陈年喜并不清晰这事实是什么，“中国的讲述文学？”当你用职业写作者的尺度权衡他时，他认可自己欠缺真正的调查研究能力。编辑常要他多做采访，他不明了若何采访，这不是他善于的技术，“我也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四处去找人采访。”为了稿费，他不得不长时间坐在电脑前搜索各种资料，以此替换采访。

“写不出来”的夜晚，吸烟抽得很凶。

早年在矿山，灵感像泉水一样涌上心头，只要把笔放在炸药箱上，一行行字就流淌出来。现在他起劲地组织，却时常感应自己的文字“矫情”——“我仔细地回忆这两年，没有新的体验，新的思索。”为了找回写作的感受，他看了三遍贾樟柯的影戏《天注定》，似乎痛苦更能激揭晓达和誊写的欲望。影戏里姜文姜武饰演的农民，被煤老板的打手用棍棒击倒，村民讥笑他被打的动作像在打高尔夫，给他取了“老高”的外号。

“现实中真就是这样。”陈年喜瞪着眼睛说，人们经常相互危险，相互取笑，相互攻击，“就能说出那种最伤人自尊的话。”他写过底层小人物的残酷，也写过他们的温情。成名以后，一些同伙疏远了他，很难厘清详细的缘由，“人家以为你可能和早年不一样了。”陈年喜对此倒不是稀奇伤心。内心深处，他确信自己对底层依然有种“强烈的认同感”。

在贵州路边的小馆子，煤炉子上羊肉暖锅咕咕冒着泡，下几筷子豌豆尖，陈年喜谈起莫言，那么直接地“誊写肉体的痛苦”，最令他动容。他以为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应该誊写痛苦。

“我是生涯的深度体验者。”

一地霜白

“当下的纯文学都在讲要深入生涯，许多作家技巧熟练，但匮乏体验，对现实天下缺乏关注，这点和工人写作者正好相反。”工人文学学者李云雷告诉我。一切要从2000年头提及，一批作家创作了大量以农民工进城为题材的作品，倒由此启发了工人文学——“工人们会以为，我比你们更靠近（我们的生涯），我也可以写。”

但李云雷同时认可，工人文学同质化严重，“人人都写打工生涯，能从中提炼、总结、反思的作品才气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信息和认知的局限使得工人文学很难跳脱出打工生涯，“固然，每一种写作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特朗普当选的谁人夜晚，陈年喜身在纽约的时代广场。纪录片《我的诗篇》来到北美公映，陈年喜受邀出席，团队拍下他的美国之行，用作下一部纪录影片的素材。秦晓宇坦言，希望把对工人生涯的探讨放在经济全球化的靠山之下。

人声鼎沸，林立的高楼和巨型电子屏幕包围着游行的人群，有人狂热地庆祝、欢呼，有人哭泣。随行翻译谢飞是个中文隧道的美国人，他试图给陈年喜注释特朗普竞选的执政理念，陈年喜听得似懂非懂，提到缔造就业与改善工人环境时，陈年喜一脸疑惑：“听上去很好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否决他？”

陈年喜并非对经济全球化一无所知。他知道使用着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工厂将产品出口全球。来到帝国大厦时，他对谢飞说，他憎恶所有的巨型修建——“这个大厦里会不会有许多我挖出的钢？这些雄伟背后都是许多人的血汗。”谢飞心想，帝国大厦建于上世纪30年代，绝无可能使用陈年喜“挖出来的钢”，但他没有说什么，“他对详细的知识不清晰，但本质是很清晰的。他付出了起劲和身体的价值，介入了全球化的运作。” 

美国之行陈年喜没有做任何消费，只带回一些景区的门票做纪念。加入一次游行时，他对一个美国人手中的旌旗很感兴趣，便和对方攀谈起来。对方笑着要将旌旗送给他，他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不能要吧？这不能要……不能要。”最终照样拒绝了。

在旧金山棒球城劈面的酒吧，旅程就要画上句号。第二天，谢飞将去其余都市探亲，陈年喜也将回到中国。一行20天，借着酒意，陈年喜告诉谢飞，在北京，他没有事情，住在皮村——一个群集着大量民工的城乡接合部，由于给公益组织做志愿者，他可以用很廉价的价钱买到一些二手衣服，这些衣服被他成箱成箱地装回家，送给他的妻子、孩子和其他亲人。

“他说一直不敢告诉我（这件事），很在意我怎么看待他，会不会冷笑他。”谢飞回忆，那一刻陈年喜有些酡颜，语言带着小结巴。“他想让我至少领会他的生涯是什么样。”

今年3月，我找到北大文学博士张慧瑜，多年来，他坚持为皮村文学小组组织各种讲座。“我们说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新文学表达的是现代的价值观：自由、恋爱、小我私家权力和价值，都靠文学来实现。某种意义上，精彩的工人文学都具备这样的价值观。”

他提起自己印象颇深的一段话。因写作而引起媒体关注的育儿嫂范雨素，一夕之间成名，成为皮村的新代表人物。在一篇散文中，她注释自己之所以不喜欢接受采访，是“不想当猴子”——“工人写作容易引发关注，有其自身具有的猎奇性子和人们的歧视身分。就像范雨素说的，工人会写作就似乎猴子会骑自行车。她说她不想当猴子。”张慧瑜说。

末尾，张慧瑜谈起皮村文学小组的空气：轻松、勤学、令人愉悦。“国图也对所有人开放，工人为什么不去那里学习？”他在电话里问我，又自己回覆，“那里不让他们感应恬静，谁人地方不属于他们。”

这番话也令我反思。人们浏览工人文学时，是否逃走开了固板印象？写作是一种基本权力，理应属于所有人。回忆起陈年喜的诗歌，使人印象最深的并非控诉，而是血、汗和情绪的展现，他笔下的“我”不是一个自我矮化的打工者，而是一个渴盼自由、情绪和尊严的人。厥后的一次采访，我问他，“文学能让你获得尊严吗？”

“尊严是个很庞大的器械。”他想了想，说，“当我是个看重物质的人，有物质就有尊严——我接受，我需要这种改善；可当我有自力的头脑和精神谱系时，就也有尊严。通过写作、念书和思索，我就有了自己的价值和精神谱系。”

我们谈到他与天津果麦出书公司互助的一项出书设计。几年前，果麦出书的非虚构作品《皮囊》成为脱销书中的代表作，老总告诉陈年喜，“以蔡崇达（作者）为目的，再打造一本《皮囊》！”该书的编辑柳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并不否认，签约陈年喜“有商业的考量”，作为“爆破工诗人”，陈年喜有一定的着名度和话题性；但也看重他“身上的时代性”。在初稿中，陈年喜写了30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是他的亲友、同事或者人生的过客。

出书社要求他挑选其中的10个，每篇扩写成1万字。他们为这本筹备中的散文集取名为《微尘》，这些人之于时代是一粒粒微尘。

相比“微尘”，陈年喜更喜欢他自己取的名字，“一地霜白”——“我们生涯的天下就是一个大地，我们每小我私家就像霜一样铺在这个大地之上，然则这些人有许多是很清洁的，很庞大的。”但他又想，叫“微尘”或许更好卖。

此前出书的诗集《炸裂志》卖了三千册，他从办公室找出一本送给我。掀开扉页，内里夹着一片白纸做书签，上面写着他的赠言：秦岭有好月，约等于沙金半两。

父与子 

儿子，你清亮的眼波，看破文字和数字，看破灰太狼可笑的手法。但还看不见这些人世的实景，我想让你绕过书籍看看人世，又怕你真的看清。（陈年喜写于2011年2月24日）

2018年的春节，陈年喜带着儿子在家四周一个矿洞里走，又是漆黑一片。凯歌，陈年喜喊儿子，爸爸昔时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事情。

那时，陈年喜在劳动时就像疯狂了一样。有时带病事情，风钻机一起风，止不住地咳嗽，吐一口痰在墙上，痰里全是血。怕其余工友畏惧，他伸手抹掉了，着实撑不住才去输液。

吃这样的苦都是为了儿子。可当儿子让他失望，一种彻底的徒劳感便会将他吞没。那次，儿子沉迷在手机游戏里，对他的话充耳不闻。陈年喜一把夺过手机摔在地上。背后的盖子掉在地上，屏幕上的人形还在叭叭地跑着。他不解气，捡起来用力一拧，手机折成了两半。人形消逝，屏幕黑下来。

1996年，县林业局决议向陈家征收罚款，理由是“衡宇检尺超用”（把屋子所用木料检尺与你已申请批准的采伐量对比超出的部门），罚款2500元。26岁的陈年喜还靠务农为生，一筹莫展。

老父亲带着酒和茶叶，频频造访乡林业派出所，想尽办法托关系、说好话，希望能“罚少一点儿”。疏通无果后，父亲决议认罚——卖掉家里耕地用的相伴十几年的老牛。

“我养你们四个，稍稍有一个在人前面是站得直腰的，我也不至于（这么做）。”——父亲的这句话让陈年喜难以释怀。许多年后，他感应一种相似的情绪。谈起儿子复读，为了准备儿子的艺考，他花费了近八万。

“屁用没有。”他生气地说。不知是生儿子的气，照样生培训班的气。

艺考成就出来，三科共计198分，离分数线差2分。发送成就单时，儿子用修图软件把198改成了199。末尾的9字尾巴更长，被陈年喜发现了，“似乎一只发育不良的蝌蚪”。

父亲与儿子多次泛起在陈年喜的散文和诗歌里。借助文字，陈年喜将没有宣之于口的情绪通报出来。

爸爸回了一句：我爱你！后面是三个飞吻的脸色包，像极了三个熟透了的小石榴。

（《我在西安读艺考》，2019年）

年头一的中午，陈凯歌从舅舅家回来，吃了一餐午饭。他的个头随父亲，是个高峻白皙的小伙，正在西安一所专科念大学。谈话时，他总腼腆地笑笑，“我没出息，只能让我爸妈失望的。”不难从谈话中感受到父子之间的疏离感。每年回家，陈年喜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不跨越30天。

陈凯歌很少和陈年喜攀谈，但默默读完了父亲推荐的《病隙条记》。厥后，我读到了他曾写下的一篇散文，名叫《老槐树》，文风颇似史铁生。小小的年数也在用自己的眼光审阅着这一切：农村日益凋敝，一户户人家搬离这里，去了西安、河南或是更远。老槐树平静地伫立，给他些许的慰藉。笔触下藏着一个孩子的伶仃。

那只被折成两半的魅族手机，碎片他还留着。高中两年，他省下伙食费，存够1500元买下了那部心心念念的手机。在老家时有时无的2G网络下，手机联络着远方，联络着他儿时的玩伴，有些提前结束学业，去了天南海北。父亲不会明了他的想法，陈凯歌也不想诉说。

村人要用六千块的价钱卖掉老槐树。它曾陪同三代人长大。条约签下后，老槐树的枝叶最先枯黄、败落。动工的那天，老槐树已经死了。我想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午后，陈年喜带着我去探望那棵死树。远远的，它像一副咖玄色的骨架，只剩一截树桩，歪斜在山坡上。

刀子和灯盏

有天下昼，周书霞拿着扫把进屋，她把水洒在地上，压住蒸腾的灰尘，枝条在地上摩挲发出沙沙的声音。过一会儿，她伸过手，放在丈夫的眼前。冷水泡得皮肤皴裂了，豁开一道道暗红色的小口。

“这不很简单解决吗？”陈年喜没有接过那双劳作的手，条件反射似的答了一句，“抹点润肤膏就行。”

借宿在陈年喜家的那几天，我眼见了这对配偶的几回争论。每一次都以书霞的缄默和陈年喜的长篇大论收尾，后者稍显强势。我常联想起陈年喜所写下的一些有关情绪的诗歌。在烦琐的日子里，有时他的心底会突然闪现一种温柔的情绪，然后记录下来。多亏这些珍贵的时刻，让人有了“面临生涯的勇气”。

我说，诗歌也寄托了他对生涯的美妙期望。他笑着示意赞许。

山上有狼。野猪会在每个早晨出没在人望得见的地方，棕玄色的毛，有长长的獠牙，在湿润的土壤上留下一个个前深后浅的四边形脚印。祖辈们为了提防畜牲破坏庄稼，就在山上搭窝棚，整宿整宿地看着。橡树的果实可以做凉粉。剥掉橡树的皮可以卖钱，好几年周书霞就带着儿子在暑假满山剥树皮，换来下个学期的学费。母子俩的肩膀都磨破了。

这里是峡河村常青组780米。积雪正在融化。冬季的峡河断流。可到了雨季，浩浩汤汤的江水会发出这偏僻之地的声响。少年陈年喜曾对着这片河水怅惘。

那是一个下昼，天阴无雨，我背着书包，拎一只空空的菜桶从中学回来。从学校抵家有三十里，菜桶被我用沿途的河水洗涮过三遍，洗涮过的带着菜星和咸味的水被我全喝下了肚子，可照样抵不住饿。（《一包利便面的影象》，2016年）

据传，祖上是介入了太平天国的农民军，从安徽讨饭来到这里。由于位置足够偏僻，厥后就不走了。这里是天下收获最差的地方。土地很少，一亩地只产300斤麦子，麦子质量也欠好，产出大多是麸子。

家门正对着秦岭山脉，天晴的时刻条理厚实，尤其是春天，山花绚丽。年轻时，陈年喜常对着这里发呆，想象山的那里到底是什么样子。向西，再向西，是汉江。顺流而下就脱离了大山，来到都市。

1991年的冬天，正月里大雪纷飞。翻过家门前的山，到了河南境内，陈年喜手持一内陆图册，找到了洛阳，又从洛阳搭火车向东北边出发。在洛阳火车站，从东北开来的敞口货车拉着松木，驰骋数日，松木上的雪都还没化。他在市场里花38元买了一件仿皮夹克和一本《百年伶仃》，跳上了火车。五天五夜，才到达吉林。

像路遥小说《人生》里的男主人公那样，陈年喜一直盼望能娶一位城里女人为妻，借此脱离农村。为此，他连续地写诗，报名期刊组织的文学函授班。90年代，都市的热潮已经转变为做生意，深山里的小伙还陶醉在80年代的文学热中，信赖文学能够改变自己的运气。那年冬天，他的初恋，一位从未碰面的笔友来信要他去吉林，信封里捎来了一枚银戒指。

初恋是甜蜜的。女孩把三毛的小说从市图书馆借来，整张整张地用笔抄下，厚厚一沓寄到陕西。

零下38摄氏度，他看见了女孩的家。东北一个通俗的工人家庭，低矮的平房，一家五口人睡在一张通铺上。夜晚，超出床宽的脑壳枕在床边的凳子上，他感应满身的热情都被浇灭。女孩痴心坚决，“我有人为，可以养你。”陈年喜却已经看到了未来——长此以往绝无翻身的机遇。他咬了咬牙，说，算了吧。

“我们三个：老陈、老李、小宋/划分来自陕西、四川、山东/我们都是爆破工……有一回/我们喝高了/小宋唱起了山东大鼓/粗喉亢壮，鼓声铿锵/在古老的戏典里/做了一回武松/老李突然哭了/他说对不起小芹/说着说着他又笑了/他笑着说/人一辈子有了一回恋爱/就不穷了……”（《意思》，陈年喜写于2011年）

书霞眼睛欠好，看不清那几行小字。坐在屋里的小板凳上，我给她读陈年喜写下的诗歌：

爱人，当你接过我落难的双手，我猝然感应自己比鸿毛还轻，那双手里有我所有的黄金。爱人，十月庄重的天空下我比殒命更近。爱人，我用了二十年的漂流，来换取你的一握，我点燃五千首诗歌，照亮你深深的寓所，面临我纯金的爱，你要小心，你要把我牢牢牵在手心。爱人，我愿像一只驯良的小狗为你役使，为你占有。或者像水，一生一世在你的骨骼中行走。爱人，若是能拥有你，我愿意没有自己，是谁把我们一起带到今天，让我们成为相互的刀子和灯盏。

——“就是这句，”书霞打断我，“‘成为相互的刀子和灯盏’，写得最好。”

这首诗名叫《爱人》。娶亲第二年，陈年喜将期刊上揭晓的这首诗，拿给书霞看。书霞早年就在纸上看见过，却从没想过这是写给她的。

“我个子太低了，太矮了。”书霞欠好意思地说道。前些年，常有人扛着摄像机来家里造访，陈年喜对她说，有空也服装一下自己。书霞感应这话是种冒犯——“怎么服装？”她掸了掸身上的衣服，那身玄色皮夹克和玄色棉裤，玄色的齐刘海下眼里流露出强硬，“再服装也就那样。”

内心深处，书霞以为自己与丈夫有差距，至少在外貌上。常年在农田里的劳作使她的皮肤被晒得黝黑，在女人中着实难算作漂亮的一类。她试过穿起裙子，总感受偷穿了别人的衣服，手不知往哪儿放。她因此拒绝介入一切应酬。

“真羡慕你们这样，能有自己的事情，经济自力。”书霞对我说。她没有事情，只有初中文化，却也不想成为丈夫的附属品。她坚持去摒挡农田，纵然现在务农基本无法带来收入——“若是老了一无所有，几亩地就是我唯一的依靠了。”

那首诗被贴在摆放婚纱照的相框里。相框通常背过身地摆在梳妆镜前，书霞说是由于怕晒。相框上的红色条纹，颜色越晒越浅，已经成了粉红色。

她没有问过丈夫，娶她是否由于恋爱。娶亲时，陈年喜坚持要照婚纱照，这在那时的农村是件稀奇事。书霞以为没必要，“花一百多块，是件挺虚耗的事情”。她拿出小心收好的照片。照片里，身穿粉色婚纱的她头戴粉色花束，陈年喜穿一身灰青色西装温柔注视着她。

运气的馈赠

山的劈面是阴面，橘红色的桦树没掉叶子，远处看去毛茸茸的。再过一阵，茱萸、杜鹃和山桃花都市盛开，秦岭将迎来最美的时节。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在陈年喜家的后山散步。连翘的花已经风干，酿成咖色结在枝上，夫妻俩弯腰摘下。最近陈年喜常有咳嗽，“这器械治伤风效果很好。”

我走之后，陈年喜靠拿手工锄头翻完了家里的两亩地。每四五分钟，他必须停下来休息一次，“胸口要爆炸的感受”——一个月后，商洛市医院里，医生确诊，是尘肺病。

尘肺，因吸入矿物质粉尘引起的肺纤维化。病情不可逆，以现在的医学条件尚无法治愈。随着病情加重，最终可能引发呼吸衰竭而死。胸部CT上，陈年喜的肺部显示有许多弥漫的阴影。医生没有开药，只嘱咐他：营养要跟上，别伤风。

实在不是没有预兆。从坐上火车抵达北方回家最先，他咳了四十多天。在镇上的药店里买了200多块的药，全吃完了也不见好。仔细听起来，咳嗽声里有金属声一样的尾音，做医生的同伙对他说，要小心，这是肿瘤的信号。

脱离医院，陈年喜步行了四五公里。脑海中想起了熟悉的人们：弟弟也是尘肺，四年前一起在矿上干活，连续咳嗽了一个月，检查效果直接到了一期尘肺，现在在家靠拉三轮车为生。另一个同事去年死了，尘肺二期，临终前每晚无法躺平，每晚坐着靠在床头睡，最后，去医院吸氧也救不了了。最近一个是妻子的表弟，死讯在几天前刚刚传来。他为此写下一篇想念文章，叫《表弟余海》，弁言里他写道：这些年，每写下一小我私家物，我就死一次。

终于轮到自己了。陈年喜想，自己的宿命论终于得到了验证。最后，他想到孩子，另有三年才大学毕业，他决议往后每年只给孩子一万块钱，“差若干自己去打工，” 他说，“我一定会泛起损失劳动力的时间，我必须有一点儿蓄积，也让他学会自己对自己卖力。”

我们的通话在他拿到诊断讲述的两个小时后，我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新闻的人。他还没有告诉妻儿。电话里，他平静地诉说确诊的历程，像是在诉说午饭吃了什么。镇定的语气让人受惊。

那通长达三个小时的电话偶然泛起短暂的缄默，大部门时间他在谈论对生涯的看法，向我展示成年人的制止与体面。最终，我照样问出了谁人想问的问题。

“你曾经哭过吗？”

“还真有。”没有任何犹豫地作答。

也是一个春天，4月，天气温和。在商洛市的一家廉价旅馆里。天黑了，他坐在被窝，没有开灯。他以为这次陷入了人生的漆黑。几个小时前，医生交给他颈椎的CT扫描，以讯断的语气告诉他，手术刻不容缓，不做很快就会瘫痪；但乐成率只有50%，一半机遇他将瘫在手术台上。

他起劲回忆，从第一天到矿山，直至跑遍了整个中国，“九死一生”。四处找活计的日子里，人像落难狗一样居无定所。在飘雪的腊月天，他和工友挤在废弃的茅厕里留宿；在低矮的矿洞，他弯下一米八五的身躯坚持十几个小时的作业。所做的一切起劲只是为了让后半生不那么慌忙。而现在一切宣布无效，昂贵的颈椎手术成为了矿山留给他的遗产。

运气的馈赠真是残酷。想到这里，他号啕大哭。

“这所有话没办法对任何人说，”陈年喜在电话那头说了良久，有关一个家庭奋斗多年仍然一贫如洗，也有关一小我私家面临运气的不甘，我平静地听着，“没有人能明了一个男子风风雨雨几十年，身体和心灵所履历的。”

放下电话良久，我还在回忆他说的话。那次脊椎手术乐成了，他赌赢了。现在的肺病幸亏另有时间。“未来日子多长不知道。”可以确定的是，要继续写下去。“必须根据节奏往前走，不可能泛起事业。” 

我想起一个夜晚，我们围坐在火炉边，柴火烧得噼啪作响。周书霞正往炉子里添后山捡回来的柴。柴被砍成小块，黑乎乎的，我以为是炭。陈年喜笑答，炭很贵的。突然，他和妻子一起背起了《卖炭翁》：

“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

一个珍贵的时刻。陈年喜、周书霞和我，三小我私家齐声背完了整首诗。这对配偶的脸上挂着微笑，背到末尾，他们叹息，写得真好。冬夜，窗外的雪是白居易的雪。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GQ报道（ID：GQREPORT），采访、撰文：卫诗婕，编辑：胡安，摄影：苏里。原文刊载于《智族GQ》五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