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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宇娱乐app下载_爆破无声:一个矿工诗人的下半

题图来自GQ Report,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GQ报道(ID:GQREPORT),采访、撰文:卫诗婕,编辑:胡安,摄影:苏里


两年前我就想写陈年喜。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题材,早在2015年,爆破工陈年喜由于写作诗歌《炸裂志》受到媒体关注,已经有了许多报道。编辑问我为什么想做,我记得那时给的理由是,“在矿洞里写诗很浪漫。”


“浪漫”是个主观的词,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个观点,对我也是。那时我23岁,见过一些悲凉的人与事,只凭直觉,想象一小我私家在一种压制的环境中写作,有种残酷的、顽强的美。厥后我以为自己的想法有些轻浮,那些被人称许的诗意背后,是繁重、极强的疼痛,血和泪刺激出来的灵感。


2019年的年尾,我如愿在贵州一处景区找到了陈年喜。他早已脱离了矿山,远离了曾经滋养他写作的土壤,可他还在写,也因此痛苦。我记录下他的故事,有关生命之重和生命之轻,有关人的最大幸福与不幸。写完之后,我再次想起“浪漫”这个词,以为在这个故事里,它指向一种生的勇气。


在极其通俗、遍布枷锁的一样平常里,偶然闪现的各种灵光——它属于我们每一小我私家。


“没有感受,我对那种履历就一无所知”


K508从遵义开往渭南,15个小时车程,硬座售价170元。在沿途的三线小城,工人们登上列车,趴在桌子、箱子上,坐在自带的塑料桶上,铺一张报纸睡在地上。他们的嘴唇多是紫红色,手上有冻疮。指甲泛白,凹凸不平,有时是玄色——


那种和土壤、水泥或是煤矿连系而成的玄色,窝藏在眼角、耳朵和指甲的缝里。热水和肥皂对它们毫无办法,每个早晨,黑垢会从皮肤深处像结霜一样泛出来。


“我坐过飞机,也坐过高铁。”几天前,陈年喜在电话里说,前者和慢火车上的人群差异云云之大——人们的穿着、皮肤、面色都不一样,甚至是眼神。五年前,陈年喜接受了一项颈椎修复手术,由于术后无法再蒙受劳力事情,他告别了矿山。我在贵州一处景区找到了他。


距离阴历鼠年另有五天,我和陈年喜一起登上了K508。此行的终点是他的陕西老家。


硬座车厢里没有充电插座。我往返地走,考察车厢里的每一小我私家:有人背着看不出颜色的麻布袋,有人穿着布鞋,有人握着非智能手机,整晚对着空气发呆。我记下他们的样子,第二天对陈年喜提起。听到一些细节时,他能够准确地分辨出这些工人来自那里,从事什么样的事情——


川渝区域的人有沐浴的习惯,通常会带着一只水桶,火车异常拥挤的时刻,人可以坐在桶上。爆破工的肤色常是没有血色的白,他们常年在矿洞里劳作,晒不到太阳;出渣工的手格外粗拙,一排炮爆下三四十吨石头,全靠人力运出,人们喝下许多的水,排挤许多的汗,汗湿在衣服上,结下厚厚一层汗斑;另有管道工,由于常年暴晒,营养奇缺,他们的头发异常枯焦,面色像炭一样黑……对了,若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随身携带锅碗瓢盆,那是打工失败的象征,随同的常是沮丧和忧虑的眼神。


——谈起这些,陈年喜滔滔不绝。眼前的场景一下子将他带回小煤窑的打工生涯。这是他最善于、也最愿意誊写的人群。


红色窗花贴在车窗上。又是一个春运。铁老大给他的回忆太多了。有一年,他买了站票到喀什。人与人贴背立着,39个小时,他不敢用饭,由于没法上茅厕——茅厕也站满了人。一天一夜后,有的年轻女人满脸泪水,站溃逃了。


“我依然以为我和他们是一个群体,同一个运气条理。”他指的是这个国家3亿的农民工群体。


2015年的岁末,北京东五环外的新工人剧场,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以工人诗歌为主题的朗诵会正在进行。几盏照射灯的聚焦和几十个观众的注目下,爆破工陈年喜走上台,背诵他在矿山里创作的诗歌。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我细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若干/他们的晚年就能延伸若干//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门/就在昨夜在他们床前/我岩石一样轰地炸裂一地。”(《炸裂志》)


学者、记者、工友都在台下,有人眼里噙满泪水。朗诵会激起不少讨论,甚至引起了国际汉学家的关注。陈年喜因此成名。之后的上百场采访里,曾有一个记者问陈年喜,为何要坚持写诗?他说:我写,是由于我有话要说。



今天似乎那里差别。三年前,一个老板为他在贵州提供了一份文职事情。这几年,陈年喜很少写诗了,“冲着稿费”,他在业余时揭晓了一百多篇散文——他必须不停地写,以供养还在上大学的儿子和蒙受来自家庭的经济负担。


多数写作照样围绕打工生涯与矿工题材,可落笔时,画面不再清晰地浮现,没有了“想要诉说的感受”。去年10月,我代表杂志向陈年喜约稿。他写了一位同伙远赴中亚矿山的打工履历,厥后他评价这次写作“充满隔膜”——“没有感受,我对那种履历就一无所知。”


2019年,陈年喜誊写的一个矿工故事得了非虚构写作竞赛的奖。颁奖词一定文章具有“细腻诗性的文本”和“质朴苍凉的蛮荒气息”。同为陕西人的作家袁凌却在私下里对他说,你的文笔不错,然则写故事很弱。


“他说的很对。”陈年喜说,他对技巧没有观点,“我全是凭感受写的。”


破晓3点,列车最先穿越秦岭。驶过的地方一片漆黑,像极了陈年喜16年的矿洞生涯——有时帽上的顶灯灭了,只有靠触摸岩壁上的钻痕才气分辨偏向,人就像这列钢铁之兽,要在黑漆黑挺进几千米。漫长的岁月里,陈年喜曾走在蜿蜒至渤海底的竖井之中,距离地面几千米的地心深处,走过陕北、河南、青海、新疆……足迹险些遍布整个中国。


在喀什的昆山,曾有一个河南的爆破工决议脱离。老板说,茫茫四百公里的戈壁滩,你走吧。河南人负气,徒步走了。三天以后,人们在路边发现了河南人的遗体——被捅了两刀,死在路边,没有人知道凶手是谁——陈年喜写下这个故事,由于这段影象挥之不去,某种悬念在心里,“不吐不快”。


他眷念这种感受。


宿命感


秦岭要地,一个接一个的弯道通往峡河深处。过了丹凤,两旁的山上长满橡子树,听说海内酿造红酒的木桶都来自这种木料。现现在当地人已禁绝私自砍伐了。春天的山岭很绿,冬天很秃,四序明了。柿子在树顶冻成玄色的干。


车子经由一个老汉,袖子空着挑一担水桶。“谁人人是在山西曲沃县,”陈年喜指着他,曾经也是位爆破工,“一条手臂被炸没了。”


门路两旁林立着各式的墓。墓的主人多是青壮年。陈年喜能就着每一座墓室说出背后的故事。这一座,矿上塌方,失血过多死了;那一座,上山摘蘑菇,中毒死的;最显眼的那一座,在河南灵宝金矿,洞子垮塌,兄弟三个同时被砸死了。根据内陆的习惯,在外死的人不能进家门,三口棺材摆在家门口,大雨倾盆下了一个月。


类似的故事每年都在发生。新闻总是散播在各种工地的饭间。兔死狐悲,人心里异常地悲痛。可照样不说一句话,各自散开,默默上班,自求多福。


七年前的一个夜晚,河南灵宝的矿山深处,陈年喜得知了母亲患病的新闻,食道癌晚期。身无分文,也没有自由,坐在床上,他瞥到床边的炸药箱——他写下了《炸裂志》,写下自己“岩石一样,炸裂一地”。



爆破工的生涯在轰鸣中渡过。风钻机在岩石上打出两米深的洞,用铁管把炸药抵进最深处,留一根引线在外——引爆,震耳欲聋。下班后的生涯却出奇地平静。克拉玛依的萨尔托海永远是晴天。人烟稀少,信号不通。哪怕山上跑过一只羚羊,工人们都凑一堆,瞧上半天。平静的生涯只剩饮酒、麻将和扑克。


为了逃避某种麻木,天天下班后,陈年喜都市去一个废弃的工房,那里的墙上贴满了《克拉玛依日报》和《中国黄金生产报》。所有的墙面读完了,他用脸盆往墙上泼水,一张张揭下来,再读另一面。读多了,事情时抱着风钻,头脑却飘到很远,一些句子浮现出来,赶快用条记下。宿舍的床垫用的是废弃的炸药箱,床头放着笔,脱离时卷起铺盖,密密麻麻,写了满床。


纸板在脱离工地时都被抛弃了。陈年喜从没有想过,那些文字会引起别人的注重。他甚至刻意隐瞒着工友,“不想让别人以为我很特殊”。坚持写作的理由很简单,那时他“感受自己在世”。2011年,陈年喜开通了博客,一些深夜,他会在手机上按下日间想好的句子,互联网上,寥寥几十个阅读已经让他知足。


2014年,纪录片导演秦晓宇第一次在陈年喜的博客中读到《炸裂志》,立即决议要与诗的作者碰头。他正在筹备一部工人诗典,《炸裂志》“一看就是一种中年写作”,带有强烈的沧桑感。他于是直奔矿山寻找诗的作者。


在火车站,远远地,秦晓宇看到一小我私家从台阶上走上来: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浓眉大眼,“像秦始皇兵马俑一样,”他说,“这硬汉形象和诗歌里的气力感一致。”那天,他兴奋地给同伴吴飞跃打去电话,他们正在筹备的纪录片找到主角了!


纪录片《我的诗篇》之后,秦晓宇又跟拍了陈年喜两年。接触久了,秦晓宇才发现,陈年喜诗歌里的那种气力感只是表象——诗歌涵盖了他所有气忿的表达,现实生涯中,陈年喜险些从不发怒,“他对运气一概接受,并不想要,或者说不信赖能够改变什么。”秦晓宇归纳综合这是一种“宿命感”,强烈的悲剧意识。


影戏《炸裂志》的末端记录下这样一段对话。


2017年的正月里,北京五环外,皮村的剧场,陈年喜瘫坐在舞台上,边上坐着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周围散布着空酒瓶子。


“孙恒,”陈年喜大着舌头,“我尊重是尊重你,浏览是浏览你,但我不认同。”2005年以来,孙恒和同伙们创立了北京工友之家,他所提倡的新工人文化主张用“新工人”取代“农民工”的称谓——“让新工人留在都市,让他们活得有尊严。”他总这样说。


“我以为新工人文化没戏。”陈年喜摆摆手。


那时人在北京飘零。为了每场2000元的辛苦费,陈年喜介入了一档综艺节目的录制,为着名歌手的演唱写诗作词。有整整三个月,他什么也写不出来。新春佳节,陈年喜窝在皮村的宿舍里,在电脑上玩蜘蛛纸牌。十六年的爆破生涯只留下了耳聋、胃病和颈椎错位,手术掏光了他所有蓄积,赖以营生的手段再无处施展,“回到现实中,似乎什么都不会了。”


孙恒在那时为他提供了一份志愿者的事情,随车队去北京各地运回社会捐赠的衣物,月薪七百。微薄的薪水无法养家,焦虑时,陈年喜总是对孙恒诉说。那天,借着酒劲,他再一次倾吐。


“陈年喜,”孙恒苦笑,缄默了一会儿。“三吨炸药没有把你炸醒,它把我炸死了。”


三年已往,孙恒脱离了皮村,在京郊平谷的一处基地一个院子里继续办工人大学。他不再坚持“让农民工留在都市”,将目的改成了“辅助年轻人返乡创业”。在电话里,我们谈起他和陈年喜醉酒后的那番对话。


“现实是庞大的,”孙恒谈起这些年的无力感,他介入开办的、为农民工子女解决教育问题的同心实验学校今年只剩下30个学生,随着各个工厂从皮村撤出,曾经群集到一起的“新工人”又逐渐散开。“我越来越明了陈年喜为什么会那样说,”孙恒说,“理想主义并不一定都能乐成实现,我追求的是这个探索的历程。”


谁人夜晚的最后,陈年喜留给孙恒一句话:“我走了,去贵州给景区吹牛了。”第二天,他踏上了去往南方的列车。


文学的使命


原贵州副省长王晓光落马时,媒体爆出他为了销赃,把家里的年份茅台全倒进了下水道——“这是真事!”陈年喜用强调的语气,似乎他亲眼见证了一样平常。那几年,他事情所在的景区是遵义市的龙头企业,王晓光几回来景区走访,都是陈年喜做的接待。


在景区出书的期刊上,陈年喜采访王晓光的文章惹来了贫苦。陈年喜带着同事把几千本杂志掀开,将带有王晓光照片的那页一本内陆撕下。那阵子,他成日忧郁自己会失业。


从遵义茅台机场坐车80多公里才气到达“十二背后”景区。1月的一天,陈年喜带我逛了逛,喀斯特地貌,亚洲最长的溶洞。老板在这里投资了八个亿,景区内的旅店入住率却不到10%。他的事情是接待来自各地的向导和媒体,写公关通稿,偶然老板出席流动,也需要他连夜撰写发言稿。


收入稳固,无须日晒雨淋——我以为文职事情对他来说会让乡人羡慕。


“没用,”他说, “回老家聊起来,人人照样比谁挣的钱多。”每月四千的人为委曲能够维持家庭开销,但没有养老保险,他必须为未来设计。一首诗即便在主要期刊上揭晓,稿费不外三两百元。“非虚构写作”则差别,一些媒体找陈年喜做特约撰稿,上千元的稿费让他心动。


有一个晚上我们坐在屋里谈论非虚构写作。陈年喜并不清晰这事实是什么,“中国的讲述文学?”当你用职业写作者的尺度权衡他时,他认可自己欠缺真正的调查研究能力。编辑常要他多做采访,他不明了若何采访,这不是他善于的技术,“我也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四处去找人采访。”为了稿费,他不得不长时间坐在电脑前搜索各种资料,以此替换采访。


“写不出来”的夜晚,吸烟抽得很凶。


早年在矿山,灵感像泉水一样涌上心头,只要把笔放在炸药箱上,一行行字就流淌出来。现在他起劲地组织,却时常感应自己的文字“矫情”——“我仔细地回忆这两年,没有新的体验,新的思索。”为了找回写作的感受,他看了三遍贾樟柯的影戏《天注定》,似乎痛苦更能激揭晓达和誊写的欲望。影戏里姜文姜武饰演的农民,被煤老板的打手用棍棒击倒,村民讥笑他被打的动作像在打高尔夫,给他取了“老高”的外号。


“现实中真就是这样。”陈年喜瞪着眼睛说,人们经常相互危险,相互取笑,相互攻击,“就能说出那种最伤人自尊的话。”他写过底层小人物的残酷,也写过他们的温情。成名以后,一些同伙疏远了他,很难厘清详细的缘由,“人家以为你可能和早年不一样了。”陈年喜对此倒不是稀奇伤心。内心深处,他确信自己对底层依然有种“强烈的认同感”。


在贵州路边的小馆子,煤炉子上羊肉暖锅咕咕冒着泡,下几筷子豌豆尖,陈年喜谈起莫言,那么直接地“誊写肉体的痛苦”,最令他动容。他以为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应该誊写痛苦。


“我是生涯的深度体验者。”



一地霜白


“当下的纯文学都在讲要深入生涯,许多作家技巧熟练,但匮乏体验,对现实天下缺乏关注,这点和工人写作者正好相反。”工人文学学者李云雷告诉我。一切要从2000年头提及,一批作家创作了大量以农民工进城为题材的作品,倒由此启发了工人文学——“工人们会以为,我比你们更靠近(我们的生涯),我也可以写。”


但李云雷同时认可,工人文学同质化严重,“人人都写打工生涯,能从中提炼、总结、反思的作品才气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信息和认知的局限使得工人文学很难跳脱出打工生涯,“固然,每一种写作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特朗普当选的谁人夜晚,陈年喜身在纽约的时代广场。纪录片《我的诗篇》来到北美公映,陈年喜受邀出席,团队拍下他的美国之行,用作下一部纪录影片的素材。秦晓宇坦言,希望把对工人生涯的探讨放在经济全球化的靠山之下。


人声鼎沸,林立的高楼和巨型电子屏幕包围着游行的人群,有人狂热地庆祝、欢呼,有人哭泣。随行翻译谢飞是个中文隧道的美国人,他试图给陈年喜注释特朗普竞选的执政理念,陈年喜听得似懂非懂,提到缔造就业与改善工人环境时,陈年喜一脸疑惑:“听上去很好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否决他?”


陈年喜并非对经济全球化一无所知。他知道使用着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工厂将产品出口全球。来到帝国大厦时,他对谢飞说,他憎恶所有的巨型修建——“这个大厦里会不会有许多我挖出的钢?这些雄伟背后都是许多人的血汗。”谢飞心想,帝国大厦建于上世纪30年代,绝无可能使用陈年喜“挖出来的钢”,但他没有说什么,“他对详细的知识不清晰,但本质是很清晰的。他付出了起劲和身体的价值,介入了全球化的运作。” 


美国之行陈年喜没有做任何消费,只带回一些景区的门票做纪念。加入一次游行时,他对一个美国人手中的旌旗很感兴趣,便和对方攀谈起来。对方笑着要将旌旗送给他,他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不能要吧?这不能要……不能要。”最终照样拒绝了。


在旧金山棒球城劈面的酒吧,旅程就要画上句号。第二天,谢飞将去其余都市探亲,陈年喜也将回到中国。一行20天,借着酒意,陈年喜告诉谢飞,在北京,他没有事情,住在皮村——一个群集着大量民工的城乡接合部,由于给公益组织做志愿者,他可以用很廉价的价钱买到一些二手衣服,这些衣服被他成箱成箱地装回家,送给他的妻子、孩子和其他亲人。


“他说一直不敢告诉我(这件事),很在意我怎么看待他,会不会冷笑他。”谢飞回忆,那一刻陈年喜有些酡颜,语言带着小结巴。“他想让我至少领会他的生涯是什么样。”



今年3月,我找到北大文学博士张慧瑜,多年来,他坚持为皮村文学小组组织各种讲座。“我们说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新文学表达的是现代的价值观:自由、恋爱、小我私家权力和价值,都靠文学来实现。某种意义上,精彩的工人文学都具备这样的价值观。”


他提起自己印象颇深的一段话。因写作而引起媒体关注的育儿嫂范雨素,一夕之间成名,成为皮村的新代表人物。在一篇散文中,她注释自己之所以不喜欢接受采访,是“不想当猴子”——“工人写作容易引发关注,有其自身具有的猎奇性子和人们的歧视身分。就像范雨素说的,工人会写作就似乎猴子会骑自行车。她说她不想当猴子。”张慧瑜说。


末尾,张慧瑜谈起皮村文学小组的空气:轻松、勤学、令人愉悦。“国图也对所有人开放,工人为什么不去那里学习?”他在电话里问我,又自己回覆,“那里不让他们感应恬静,谁人地方不属于他们。”


这番话也令我反思。人们浏览工人文学时,是否逃走开了固板印象?写作是一种基本权力,理应属于所有人。回忆起陈年喜的诗歌,使人印象最深的并非控诉,而是血、汗和情绪的展现,他笔下的“我”不是一个自我矮化的打工者,而是一个渴盼自由、情绪和尊严的人。厥后的一次采访,我问他,“文学能让你获得尊严吗?”


“尊严是个很庞大的器械。”他想了想,说,“当我是个看重物质的人,有物质就有尊严——我接受,我需要这种改善;可当我有自力的头脑和精神谱系时,就也有尊严。通过写作、念书和思索,我就有了自己的价值和精神谱系。”


我们谈到他与天津果麦出书公司互助的一项出书设计。几年前,果麦出书的非虚构作品《皮囊》成为脱销书中的代表作,老总告诉陈年喜,“以蔡崇达(作者)为目的,再打造一本《皮囊》!”该书的编辑柳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并不否认,签约陈年喜“有商业的考量”,作为“爆破工诗人”,陈年喜有一定的着名度和话题性;但也看重他“身上的时代性”。在初稿中,陈年喜写了30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是他的亲友、同事或者人生的过客。


出书社要求他挑选其中的10个,每篇扩写成1万字。他们为这本筹备中的散文集取名为《微尘》,这些人之于时代是一粒粒微尘。


相比“微尘”,陈年喜更喜欢他自己取的名字,“一地霜白”——“我们生涯的天下就是一个大地,我们每小我私家就像霜一样铺在这个大地之上,然则这些人有许多是很清洁的,很庞大的。”但他又想,叫“微尘”或许更好卖。


此前出书的诗集《炸裂志》卖了三千册,他从办公室找出一本送给我。掀开扉页,内里夹着一片白纸做书签,上面写着他的赠言:秦岭有好月,约等于沙金半两。


父与子 


儿子,你清亮的眼波,看破文字和数字,看破灰太狼可笑的手法。但还看不见这些人世的实景,我想让你绕过书籍看看人世,又怕你真的看清。(陈年喜写于2011年2月24日)


2018年的春节,陈年喜带着儿子在家四周一个矿洞里走,又是漆黑一片。凯歌,陈年喜喊儿子,爸爸昔时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事情。


那时,陈年喜在劳动时就像疯狂了一样。有时带病事情,风钻机一起风,止不住地咳嗽,吐一口痰在墙上,痰里全是血。怕其余工友畏惧,他伸手抹掉了,着实撑不住才去输液。


吃这样的苦都是为了儿子。可当儿子让他失望,一种彻底的徒劳感便会将他吞没。那次,儿子沉迷在手机游戏里,对他的话充耳不闻。陈年喜一把夺过手机摔在地上。背后的盖子掉在地上,屏幕上的人形还在叭叭地跑着。他不解气,捡起来用力一拧,手机折成了两半。人形消逝,屏幕黑下来。


1996年,县林业局决议向陈家征收罚款,理由是“衡宇检尺超用”(把屋子所用木料检尺与你已申请批准的采伐量对比超出的部门),罚款2500元。26岁的陈年喜还靠务农为生,一筹莫展。


老父亲带着酒和茶叶,频频造访乡林业派出所,想尽办法托关系、说好话,希望能“罚少一点儿”。疏通无果后,父亲决议认罚——卖掉家里耕地用的相伴十几年的老牛。


“我养你们四个,稍稍有一个在人前面是站得直腰的,我也不至于(这么做)。”——父亲的这句话让陈年喜难以释怀。许多年后,他感应一种相似的情绪。谈起儿子复读,为了准备儿子的艺考,他花费了近八万。


“屁用没有。”他生气地说。不知是生儿子的气,照样生培训班的气。


艺考成就出来,三科共计198分,离分数线差2分。发送成就单时,儿子用修图软件把198改成了199。末尾的9字尾巴更长,被陈年喜发现了,“似乎一只发育不良的蝌蚪”。


父亲与儿子多次泛起在陈年喜的散文和诗歌里。借助文字,陈年喜将没有宣之于口的情绪通报出来。


爸爸回了一句:我爱你!后面是三个飞吻的脸色包,像极了三个熟透了的小石榴。


(《我在西安读艺考》,2019年)


年头一的中午,陈凯歌从舅舅家回来,吃了一餐午饭。他的个头随父亲,是个高峻白皙的小伙,正在西安一所专科念大学。谈话时,他总腼腆地笑笑,“我没出息,只能让我爸妈失望的。”不难从谈话中感受到父子之间的疏离感。每年回家,陈年喜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不跨越30天。


陈凯歌很少和陈年喜攀谈,但默默读完了父亲推荐的《病隙条记》。厥后,我读到了他曾写下的一篇散文,名叫《老槐树》,文风颇似史铁生。小小的年数也在用自己的眼光审阅着这一切:农村日益凋敝,一户户人家搬离这里,去了西安、河南或是更远。老槐树平静地伫立,给他些许的慰藉。笔触下藏着一个孩子的伶仃。


那只被折成两半的魅族手机,碎片他还留着。高中两年,他省下伙食费,存够1500元买下了那部心心念念的手机。在老家时有时无的2G网络下,手机联络着远方,联络着他儿时的玩伴,有些提前结束学业,去了天南海北。父亲不会明了他的想法,陈凯歌也不想诉说。


村人要用六千块的价钱卖掉老槐树。它曾陪同三代人长大。条约签下后,老槐树的枝叶最先枯黄、败落。动工的那天,老槐树已经死了。我想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午后,陈年喜带着我去探望那棵死树。远远的,它像一副咖玄色的骨架,只剩一截树桩,歪斜在山坡上。


刀子和灯盏


有天下昼,周书霞拿着扫把进屋,她把水洒在地上,压住蒸腾的灰尘,枝条在地上摩挲发出沙沙的声音。过一会儿,她伸过手,放在丈夫的眼前。冷水泡得皮肤皴裂了,豁开一道道暗红色的小口。


“这不很简单解决吗?”陈年喜没有接过那双劳作的手,条件反射似的答了一句,“抹点润肤膏就行。”


借宿在陈年喜家的那几天,我眼见了这对配偶的几回争论。每一次都以书霞的缄默和陈年喜的长篇大论收尾,后者稍显强势。我常联想起陈年喜所写下的一些有关情绪的诗歌。在烦琐的日子里,有时他的心底会突然闪现一种温柔的情绪,然后记录下来。多亏这些珍贵的时刻,让人有了“面临生涯的勇气”。


我说,诗歌也寄托了他对生涯的美妙期望。他笑着示意赞许。



山上有狼。野猪会在每个早晨出没在人望得见的地方,棕玄色的毛,有长长的獠牙,在湿润的土壤上留下一个个前深后浅的四边形脚印。祖辈们为了提防畜牲破坏庄稼,就在山上搭窝棚,整宿整宿地看着。橡树的果实可以做凉粉。剥掉橡树的皮可以卖钱,好几年周书霞就带着儿子在暑假满山剥树皮,换来下个学期的学费。母子俩的肩膀都磨破了。


这里是峡河村常青组780米。积雪正在融化。冬季的峡河断流。可到了雨季,浩浩汤汤的江水会发出这偏僻之地的声响。少年陈年喜曾对着这片河水怅惘。


那是一个下昼,天阴无雨,我背着书包,拎一只空空的菜桶从中学回来。从学校抵家有三十里,菜桶被我用沿途的河水洗涮过三遍,洗涮过的带着菜星和咸味的水被我全喝下了肚子,可照样抵不住饿。(《一包利便面的影象》,2016年)


据传,祖上是介入了太平天国的农民军,从安徽讨饭来到这里。由于位置足够偏僻,厥后就不走了。这里是天下收获最差的地方。土地很少,一亩地只产300斤麦子,麦子质量也欠好,产出大多是麸子。


家门正对着秦岭山脉,天晴的时刻条理厚实,尤其是春天,山花绚丽。年轻时,陈年喜常对着这里发呆,想象山的那里到底是什么样子。向西,再向西,是汉江。顺流而下就脱离了大山,来到都市。


1991年的冬天,正月里大雪纷飞。翻过家门前的山,到了河南境内,陈年喜手持一内陆图册,找到了洛阳,又从洛阳搭火车向东北边出发。在洛阳火车站,从东北开来的敞口货车拉着松木,驰骋数日,松木上的雪都还没化。他在市场里花38元买了一件仿皮夹克和一本《百年伶仃》,跳上了火车。五天五夜,才到达吉林。


像路遥小说《人生》里的男主人公那样,陈年喜一直盼望能娶一位城里女人为妻,借此脱离农村。为此,他连续地写诗,报名期刊组织的文学函授班。90年代,都市的热潮已经转变为做生意,深山里的小伙还陶醉在80年代的文学热中,信赖文学能够改变自己的运气。那年冬天,他的初恋,一位从未碰面的笔友来信要他去吉林,信封里捎来了一枚银戒指。


初恋是甜蜜的。女孩把三毛的小说从市图书馆借来,整张整张地用笔抄下,厚厚一沓寄到陕西。


零下38摄氏度,他看见了女孩的家。东北一个通俗的工人家庭,低矮的平房,一家五口人睡在一张通铺上。夜晚,超出床宽的脑壳枕在床边的凳子上,他感应满身的热情都被浇灭。女孩痴心坚决,“我有人为,可以养你。”陈年喜却已经看到了未来——长此以往绝无翻身的机遇。他咬了咬牙,说,算了吧。


“我们三个:老陈、老李、小宋/划分来自陕西、四川、山东/我们都是爆破工……有一回/我们喝高了/小宋唱起了山东大鼓/粗喉亢壮,鼓声铿锵/在古老的戏典里/做了一回武松/老李突然哭了/他说对不起小芹/说着说着他又笑了/他笑着说/人一辈子有了一回恋爱/就不穷了……”(《意思》,陈年喜写于2011年)


书霞眼睛欠好,看不清那几行小字。坐在屋里的小板凳上,我给她读陈年喜写下的诗歌:


爱人,当你接过我落难的双手,我猝然感应自己比鸿毛还轻,那双手里有我所有的黄金。爱人,十月庄重的天空下我比殒命更近。爱人,我用了二十年的漂流,来换取你的一握,我点燃五千首诗歌,照亮你深深的寓所,面临我纯金的爱,你要小心,你要把我牢牢牵在手心。爱人,我愿像一只驯良的小狗为你役使,为你占有。或者像水,一生一世在你的骨骼中行走。爱人,若是能拥有你,我愿意没有自己,是谁把我们一起带到今天,让我们成为相互的刀子和灯盏。


——“就是这句,”书霞打断我,“‘成为相互的刀子和灯盏’,写得最好。”


这首诗名叫《爱人》。娶亲第二年,陈年喜将期刊上揭晓的这首诗,拿给书霞看。书霞早年就在纸上看见过,却从没想过这是写给她的。


“我个子太低了,太矮了。”书霞欠好意思地说道。前些年,常有人扛着摄像机来家里造访,陈年喜对她说,有空也服装一下自己。书霞感应这话是种冒犯——“怎么服装?”她掸了掸身上的衣服,那身玄色皮夹克和玄色棉裤,玄色的齐刘海下眼里流露出强硬,“再服装也就那样。”


内心深处,书霞以为自己与丈夫有差距,至少在外貌上。常年在农田里的劳作使她的皮肤被晒得黝黑,在女人中着实难算作漂亮的一类。她试过穿起裙子,总感受偷穿了别人的衣服,手不知往哪儿放。她因此拒绝介入一切应酬。


“真羡慕你们这样,能有自己的事情,经济自力。”书霞对我说。她没有事情,只有初中文化,却也不想成为丈夫的附属品。她坚持去摒挡农田,纵然现在务农基本无法带来收入——“若是老了一无所有,几亩地就是我唯一的依靠了。”


那首诗被贴在摆放婚纱照的相框里。相框通常背过身地摆在梳妆镜前,书霞说是由于怕晒。相框上的红色条纹,颜色越晒越浅,已经成了粉红色。


她没有问过丈夫,娶她是否由于恋爱。娶亲时,陈年喜坚持要照婚纱照,这在那时的农村是件稀奇事。书霞以为没必要,“花一百多块,是件挺虚耗的事情”。她拿出小心收好的照片。照片里,身穿粉色婚纱的她头戴粉色花束,陈年喜穿一身灰青色西装温柔注视着她。


运气的馈赠


山的劈面是阴面,橘红色的桦树没掉叶子,远处看去毛茸茸的。再过一阵,茱萸、杜鹃和山桃花都市盛开,秦岭将迎来最美的时节。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在陈年喜家的后山散步。连翘的花已经风干,酿成咖色结在枝上,夫妻俩弯腰摘下。最近陈年喜常有咳嗽,“这器械治伤风效果很好。”


我走之后,陈年喜靠拿手工锄头翻完了家里的两亩地。每四五分钟,他必须停下来休息一次,“胸口要爆炸的感受”——一个月后,商洛市医院里,医生确诊,是尘肺病。


尘肺,因吸入矿物质粉尘引起的肺纤维化。病情不可逆,以现在的医学条件尚无法治愈。随着病情加重,最终可能引发呼吸衰竭而死。胸部CT上,陈年喜的肺部显示有许多弥漫的阴影。医生没有开药,只嘱咐他:营养要跟上,别伤风。


实在不是没有预兆。从坐上火车抵达北方回家最先,他咳了四十多天。在镇上的药店里买了200多块的药,全吃完了也不见好。仔细听起来,咳嗽声里有金属声一样的尾音,做医生的同伙对他说,要小心,这是肿瘤的信号。



脱离医院,陈年喜步行了四五公里。脑海中想起了熟悉的人们:弟弟也是尘肺,四年前一起在矿上干活,连续咳嗽了一个月,检查效果直接到了一期尘肺,现在在家靠拉三轮车为生。另一个同事去年死了,尘肺二期,临终前每晚无法躺平,每晚坐着靠在床头睡,最后,去医院吸氧也救不了了。最近一个是妻子的表弟,死讯在几天前刚刚传来。他为此写下一篇想念文章,叫《表弟余海》,弁言里他写道:这些年,每写下一小我私家物,我就死一次。


终于轮到自己了。陈年喜想,自己的宿命论终于得到了验证。最后,他想到孩子,另有三年才大学毕业,他决议往后每年只给孩子一万块钱,“差若干自己去打工,” 他说,“我一定会泛起损失劳动力的时间,我必须有一点儿蓄积,也让他学会自己对自己卖力。”


我们的通话在他拿到诊断讲述的两个小时后,我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新闻的人。他还没有告诉妻儿。电话里,他平静地诉说确诊的历程,像是在诉说午饭吃了什么。镇定的语气让人受惊。


那通长达三个小时的电话偶然泛起短暂的缄默,大部门时间他在谈论对生涯的看法,向我展示成年人的制止与体面。最终,我照样问出了谁人想问的问题。


“你曾经哭过吗?”


“还真有。”没有任何犹豫地作答。


也是一个春天,4月,天气温和。在商洛市的一家廉价旅馆里。天黑了,他坐在被窝,没有开灯。他以为这次陷入了人生的漆黑。几个小时前,医生交给他颈椎的CT扫描,以讯断的语气告诉他,手术刻不容缓,不做很快就会瘫痪;但乐成率只有50%,一半机遇他将瘫在手术台上。


他起劲回忆,从第一天到矿山,直至跑遍了整个中国,“九死一生”。四处找活计的日子里,人像落难狗一样居无定所。在飘雪的腊月天,他和工友挤在废弃的茅厕里留宿;在低矮的矿洞,他弯下一米八五的身躯坚持十几个小时的作业。所做的一切起劲只是为了让后半生不那么慌忙。而现在一切宣布无效,昂贵的颈椎手术成为了矿山留给他的遗产。


运气的馈赠真是残酷。想到这里,他号啕大哭。


“这所有话没办法对任何人说,”陈年喜在电话那头说了良久,有关一个家庭奋斗多年仍然一贫如洗,也有关一小我私家面临运气的不甘,我平静地听着,“没有人能明了一个男子风风雨雨几十年,身体和心灵所履历的。”


放下电话良久,我还在回忆他说的话。那次脊椎手术乐成了,他赌赢了。现在的肺病幸亏另有时间。“未来日子多长不知道。”可以确定的是,要继续写下去。“必须根据节奏往前走,不可能泛起事业。” 


我想起一个夜晚,我们围坐在火炉边,柴火烧得噼啪作响。周书霞正往炉子里添后山捡回来的柴。柴被砍成小块,黑乎乎的,我以为是炭。陈年喜笑答,炭很贵的。突然,他和妻子一起背起了《卖炭翁》:


“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


一个珍贵的时刻。陈年喜、周书霞和我,三小我私家齐声背完了整首诗。这对配偶的脸上挂着微笑,背到末尾,他们叹息,写得真好。冬夜,窗外的雪是白居易的雪。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GQ报道(ID:GQREPORT),采访、撰文:卫诗婕,编辑:胡安,摄影:苏里。原文刊载于《智族GQ》五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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