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经济考察网（ID：eeojjgcw），作者：陈永伟，题图来自IC photo

要弄清楚“新基建”到底会对我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搞明了“新基建”事实应该怎么建，我们必须首先对这个看法自己，以及其背后的经济理论有一番领会。

笔者以为，作为一项短期的刺激政策，要害要看它能不能缔造出足够的就业和需求。从“新基建”的特征来看，生怕很难实现这一点。

近期，“新基建”一词在媒体上迅速盛行。围绕着“新基建”，大批学者、专家、业界人士纷纷知无不言，一时之间形成了许多截然差异，甚至相互对立的看法。一些看法以为，“新基建”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有用手段，可以有用地对冲新冠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指导中国经济迅速回归正轨；

另一些看法则以为，“新基建”的总量并不大，其自己的性子也不适合作为经济刺激的手段，因而其对经济拉动的效果十分有限；另有一些看法则以为，“新基建”是政府气力对于市场秩序的滋扰，非但无助于改善经济状况，还会增添经济扭曲、损坏经济效率。

有意思的是，在人们围绕“新基建”的结果睁开争议之时，“新基建”这个看法自己实在是十分模糊的。到现在为止，官方并没有对“新基建”给出一个十分确切的界说，因此关于“新基建”的种种看法，事实上是确立在对这个看法差异明白的基础之上的。

要弄清楚“新基建”到底会对我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搞明了“新基建”事实应该怎么建，我们就必须首先对这个看法自己，以及其背后的经济理论有一番领会。

基建的经济学理论

要明白“新基建”，我们就不得不先说一说广义上的“基建”。“基建”者，顾名思义，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简称。什么是基础设施呢？从词源上看，它最早来自于法语infrastructure，指的是铁轨下的垫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路基。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这一术语被引入到了英语，用来形容那些为生发生涯提供基础服务的公共设施。中文词汇中的“基础设施”一词，主要是从英文文献翻译而来的。

在讨论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时，许多人会习惯地联想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基建的支持者们会乐于用凯恩斯的乘数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而基建的反对者们则更乐于捉住凯恩斯的“挖坑”比喻来攻击其谬妄。然而，只要我们仔细读一下凯恩斯的《通论》，就会发现将基建和凯恩斯联系在一起实在并不十分适当。

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和著名的“挖坑”比喻都来自于《通论》的第十章。在这一章中，凯恩斯主要讨论的是边际消费倾向降低所可能造成的总需求下降和经济阻滞。在这章的最后，他用一些篇幅讨论了通过经济政策来应对这种经济阻滞的可能性。

在凯恩斯看来，要终结总需求的下降，最简朴的设施就是缔造出一些外生的需求。一旦经济中有了一个新的需求，它自己就会缔造出新的就业，给就业者提供缔造出对应的收入，从而又会引致出新的需求……云云周而复始，新增需求的自己就会发生乘数效应，原本阻滞的经济就会被启动起来，回归到正轨。

在叙述中，他举了一个挖金矿的例子。他指出，从发生价值缔造来看，挖金矿是毫无意义的——挖出更多的黄金只会降低黄金的价值，最终并不会让总价值上升——但挖掘矿藏这个行动自己却会带来就业、引发需求，进而发生以上所述的乘数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自己无意义的行为却能够起到重启经济的作用。

固然，在现实中，金矿是有限的，指望在萧条时期用金矿来摆脱困境也是不现实的。针对这一问题，凯恩斯建议可以接纳一些类似的公共工程来实现类似的效果。在叙述这点时，凯恩斯有趣地说，若是财政部可以找人把美元埋到地下，然后再挖出来，就可以到达和挖金矿同样的效果——这就是谁人著名的“挖坑”例子的出处。

需要注重的是，在凯恩斯的叙述中，并没有指出应该用基建来作为经济刺激的手段。在他的理论中，最为经济刺激手段的公共工程最主要的特征应该是能够缔造出更多的就业、更多的需求，至于其自己事实有没有用、有什么用，实在是不主要的。事实上，在凯恩斯看来，刺激经济的公共工程通常需要是纯粹“虚耗性”的，而不是部门“虚耗性”的，固然更不可能像是基础设施那样有用的。这是为什么呢？凯恩斯本人并没有给出稀奇多的讨论，只是说相对于部门“虚耗性”的工程，纯粹“虚耗性”的工程会更容易被人接受。

对凯恩斯的这个命题，我曾思索过良久，厥后终于想明了了其中的原理。从基本上说，凯恩斯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他固然知道接纳公共工程来刺激经济可能造成的后患。因此，他只是把公共工程当成医治萧条的“药”，而不是将其视为市场经济的替换。既然是一剂“药”，那就要在想吃时可以实时吃到，吃后又不会发生依赖。而若是这个“药”有其他价值，这两个目的就不能到达：

• 一方面，在讨论这项工程的可行性时，人们可能会更多地关注工程自己的价值，而忽略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从而可能影响工程的通过；

  
  

• 另一方面，当刺激政策已经到达目的，需要退出时，一些利益集团可能会以工程自己仍有价值为名阻碍刺激政策的退出。

基于以上两个因素，仅从刺激经济的角度看，“有用”的工程实在并不如“虚耗性”的工程有用，也不如“虚耗性”的工程那样可以收放自如。所谓“无用胜有用”，用来形容这一思绪可能是再合适不外了。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知道，从性子上看，基础设施并不太适合来作为经济刺激的手段——至少从凯恩斯的原意来看，情形是这样的。既然云云，那么举行基础设施投资的理论基础事实来自哪儿呢？颇为令人玩味的是，它并非来自于任何一位凯恩斯主义者，而是来自于一位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Rosenstein-Rodan）。

在学术生涯的早期，罗森斯坦-罗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奥派经济学的经典命题，例如“边际效用”、“时间价值”等，但让其著名于经济学界的，却是其在生长经济学领域作出的孝敬。在1943年出书的著作《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大推进”理论（TheTheoryoftheBig-Push）。这一理论以为，就像飞机腾飞需要获得一定的初始速率一样，一国的经济要实现生长，必须要经历过一个工业化历程。

在工业化历程中，资源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罗森斯坦-罗丹将资源分为了两类，“社会分摊资源”（SocialOver－headCapital）和“私人资源”（PrivateCapital）。其中，“社会分摊资源”大致上就等于我们所说的基础设施。从功能上看，这两类资源有很大的差异，私人资源可以获得直接的收入，而社会分摊资源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其外部性上。

一样平常来看，社会分摊资源自己的直接回报未必能抵消其成本，但它却会对某些产业的经济回报发生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从整体的经济回报看，基础设施将可能发生可观的正收益。基于以上缘故原由，罗森斯坦-罗丹以为，在着手特定的产业生长之前，政府应当首先对与这些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举行建设。这样，在后续的生长中，这些产业就能获得足够的经济回报，其生长速率也就会更快。

“新基建”事实是什么

通过以上冗长的讨论，我们可以明确一个事实：基础设施自己应该是为了奠基历久生长基础，为提升特定产业的未来回报而服务的，它自己未必具有经济刺激手段所需要具有的特征，也未必适合用于作为短期调控政策。

现在，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重新放回到“新基建”。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问题，那就是事实什么才是“新基建”。关于“新基建”的内在，现在有许多说法，我归纳了一下，这些说法主要有如下几个泉源：

第一个泉源是几回主要的中央集会。例如，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集会就明确提出“要施展投资要害作用，加大制造业手艺改造和装备更新，加速5G商用措施，增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而在2020年3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会上，则提出了“加速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的说法。一些学者综合这些主要集会的说法，以为“新基建”指的应该是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这五大领域。

不外，在所有的这些集会中，对“新基建”的表述接纳的都是枚举的方式，并运用“等”字来示意了省略。这意味着，以为“新基建”就是以上五个领域，很可能让这个界说显得过于狭小了。

第二个泉源是央媒的报道。例如，在许多文章和报道中，都接纳了央视的说法，将“新基建”分为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这七大领域。不外，央视的这一报道是在一年之前提出的，在后续的报道中也未见重复接纳，因此其在准确性和时效性上仍然可能存在着问题。

第三个泉源是一些企业和研究机构的提法。例如，在广发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曾把“新基建”划分为十七个领域，而在近期举行的2020支付宝合作伙伴大会上，蚂蚁金服CEO胡晓明更是把改版后的支付宝也列入了“新基建”的局限。

那么，以上这些关于“新基建”的界说，事实哪一个更为合理呢？在我看来，与其对照这些界说出处的权威性，倒不如回到看法的自己举行思索。显然，所谓“新基建”，应该是与“旧基建”相对的看法。如前所述，凭据罗森斯坦-罗丹等人的界说，基础设施是为实现特定的经济生长目的、辅助特定产业的生长的投入的，因此区别“新”“旧”基建的一个要害指标，就应该是它们服务的经济目的的差异。那么，相比于已往，我国经济生长的目的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从追求高增进转向了对高质量生长的追求。因此，所有可以服务于实现高质量生长这个目的的基础设施都应该可以被纳入到“新基建”的局限。凭据这一尺度，中央集会和央媒提出的那些领域固然可以被算作“新基建”，但与此同时，像支付宝，或者其他软性的数字基础设施，也可以被归入到“新基建”这个大看法下面。

在明确了这一点后，我们就需要回应一个问题，那就是：“新基建”事实能否作为对冲“疫情”，举行经济刺激的一个有用手段。在我小我私家看来，谜底是否认的。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曾说到，作为一项短期的刺激政策，其要害要看它能不能缔造出足够的就业、足够的需求。但从“新基建”的特征来看，生怕很难实现这一点。

首先，从总体量上看，“新基建”的规模并不算大。有研究解释，若是将“新基建”界说为央视所指的七个领域，那么其年内可以到达的投资总量大约在1.1万亿左右，这个体量很难到达有用对冲疫情影响的效果。固然，正如我们说的，“新基建”现实所指的局限可能要比这个宽一些，因此其带来的投资总量可能也会更大，但总体来讲，它依然不足以到达对冲疫情的目的。

其次，从“新基建”的性子看，它们大多是资源和知识密集型的。这意味着，相比于传统的基建，同样数目的投资规模所能带来的新增就业将会更少。因此，若是纯粹出于短期刺激的目的，它们的效果实在并不如“铁公机”等“旧基建”。再次，在“新基建”中，有许多是服务于数字经济的，而数字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其生长在带来社会福利改善的同时，并不会导致价钱的上升和对应GDP的上升。这一特点决议了，想要用“新基建”来刺激经济，改善GDP，生怕会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新基建”不主要呢？固然不是。恰恰相反，正因为“新基建”可以通过相对较小的投资就能有用改善经济增进的质量、提升社会的福利，以是它理应作为未来经济生长的一个重点来举行。只管疫情对经济带来了一定的滋扰，然则它并没有改变整个经济生长的偏向，高质量生长依然是我们追求的目的。只要这一点稳定，为未来的高质量增进奠基基础的主要性就要远远胜过短期的刺激。

事实上，我们之以是要经济增进，要GDP，其基本的目的照样为了能够促进就业、改善人们的生涯质量。而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已经看到，数字经济等新的经济形态实在已经可以异常有用地到达这一目的。既然云云，我们为什么还要苦苦追寻GDP这个中心目的呢？相比之下，绕开GDP，直接对从经济增进的质量入手，或许是更为可取的。

“新基建”应该怎么建

下面的一个问题是，“新基建”事实应该怎么建。

中国是一个基建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在基建领域投入过伟大的人力、物力，所取得的功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不外，也必须看到，在已往的基建历程中，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第一，在基建历程中，不少人会稀奇看重由此发生的短期经济绩效，却忽视了基建本应施展的历久效应。

第二，基建的高投入，让经济运行的风险大规模提升。为了对基建的重大支出举行融资，无论是政府照样企业，都需要大幅提升自己的负债率。由于《预算法》等执法的限制，我国的地方政府并不能随意举债，只能通过确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来向各大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借债。不外，随着中央政府周全收紧面向地方政府的银行贷款，这一渠道又被堵死，地方政府只能去寻找其他融资工具。而这些融资工具中的很大一部门，都具有影子银行的性子。

现在，过高的杠杆率和重大的影子银行已经成为了威胁中国经济的两大隐患，而它们的发生都或多或少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关系。

第三，大规模基建的举行，引发了严重的“国退民进”。在历次大规模基建历程中，国有企业都是建设的主力军。它们不仅可以获得更廉价的贷款、更多的补助，还能获得回报更高的项目。这种政策的倾斜，让国有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大幅增添，而民营企业的生长则受到了响应的抑制。

除此之外，以往的大规模基建还造成了产能过剩、房价飙升等后遗症。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原由，许多人才谈判基建而色变。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新基建”的实行方式，从而有用提升“新基建”的质量，制止“旧基建”历程中泛起的种种负面影响。具体来说，如下几点应该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应当制止将短期的刺激效果作为选择“新基建”项目的指标。现在的许多讨论中，都把“新基建”神化为可以兼顾短期与历久、需求与供应的灵丹妙药。在我看来，这种叙述是危险的。如前所述，短期的、需求侧的刺激工具和历久的、供应侧的赋能工具在性子上有很大的差异，而“新基建”自己的特质决议了它难以承担起短期刺激工具的角色。

在这种情形下，若是要继续将短期刺激结果作为选择和评价相关项目的指标，就可能发生严重误导，最后挑出的项目反而可能会是既无助于短期，也无助于历久的“四不像”。相比之下，接纳更为历久的、社会性的指标来作为“新基建”项目的选择依据，或许能帮我们找到更为主要、更为值得鼎力投资的项目。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那些能够在历久促进整个经济中所有部门生产率的“通用目的手艺”（GeneralPur－poseTechnologies），以及对一些重点行业生长必不可少的“要害手艺”（Criti－calTechnologies）应该要受到稀奇的重视。从短期的拉动GDP、缔造就业看，这些手艺的作用很小，但从久远来看，它们却会是整个国家竞争力的要害，因此必须予以重点的扶持和生长。

第二，在“新基建”的推进历程中，应当兼顾自上而下的供应推动和自下而上的需求拉动。在生长经济学中，关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存在着两条思绪：一条是罗森斯坦-罗丹主张的基础设施先行，在基础设施生长后，再动员相关产业；另一条则是赫希曼主张的，先铺开相关产业，让它们生长了，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大了，自然就会反过来要求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已往的实践当中，我国基本接纳了罗森斯坦-罗丹的思绪，通过提供超前的基础设施，来为经济生长扫平门路。这种做法固然有其优势，但它必须在事先垫付巨额的资金，从而发生高债务等问题。而反观赫希曼的思绪，却能让基础设施很好地顺应现实生长，让它对经济生长起到立竿见影的结果。由于有相关产业的需求作为支持，融资也相对容易，政府的财政压力也会相对较小。

针对这一点，在“新基建”的建设历程中，政府不妨兼顾两种思绪，既要对一些事关历久生长的要害手艺领域举行预先的投资，同时也要重视谛听产业界的声音，提供它们所亟需的一些基础设施。举例来说，在这次疫情历程中，市场上对于服务业数字化支持平台的需求就很大，若是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好相关的基础设施，那么其收益将是十分可观的。

第三，在“新基建”的历程中，可以思量给民营资源以更大的施展空间。如前所述，在历次大规模基建历程中，国企都是主力军。近年来，虽然许多的基建项目也最先通过PPP等方式向民营资源开放，但由于种种缘故原由，民营资源受到的制约依然异常大。

事实上，相比于政府和国企，民营资源有着更强的市场嗅觉，也能够缔造出更多的商业模式来支持自己的商业目的。举例来说，云盘算手艺是一项主要的基础设施，根据通常的明白，它应该是由政府来完成的。但在现实中，我国的云盘算生长险些都是由民营资源推动的，它们不仅刷新了手艺，还为其缔造出了重大的市场。

思量到这点，我们不妨放低对一些基建项目的准入门槛，让民营资源进来，成为这些基建项目的主力军。而政府只需要做好宏观的把控，制定好相关尺度就可以了。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经济考察网（ID：eeojjgcw），作者：陈永伟